【編註：本文是彼德‧艾林森(Peter Ellingsen)關於當年六四事件報告書的首頁的譯文。彼德‧艾林森在1988年至1991年間，是澳洲駐中國的通訊記者。他目睹了1989年天安門學生和平請願被當權者狂暴鎮壓，並被捲入騷亂、看到軍隊在京城開槍。】
看見了最先的屠殺，感到非常震驚﹔接著更多的、讓我數不清的中國學生已倒在地上﹔幾乎是不斷地看到鮮血從十多歲的孩子們臉龐上湧出﹔一名北京大學的學生把手臂繞在我的肩膀上，用低沉、堅決的嗓音說，「一定要讓全世界知道這個恥辱」。
我們非常生硬地擁抱，然後他離開了，去等待軍隊(100米之外)的掃射。在那無法減輕的悲傷之夜﹔那是令人感動的一瞬間。
「六四」期間，一名手無無寸鐵的北京市民擋住中共軍隊的坦克車隊。（網絡圖片）
從事民主活動的學生們在七周之前為了理想，拋棄所擁有的一切﹔人們不可能不被那些有才智、聰明的年輕人之勇氣所打動。他們表現出一個堅定的「信念」(它)將通過歷史，在史冊上發出迴響。但是在那天(六．四)子時，所發生的事情，實在是無法用語言描述﹗
學生們一直在擔心這些會出現﹔他們穿著牛仔褲和運動鞋，面對著強大的現代化軍隊，結果(鎮壓)確實發生了。對於一個在北京街頭上的西方記者來說，這實在是太殘忍了，殘忍得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實的。
那AK-47型號的槍炮把年輕的軀體射成一團駭人的東西，一位年約18歲的男孩在一秒鐘以前還在20米外站著，而在一秒鐘之後，前面的腦門穿了個洞，倒下死在地上了。目擊者只能在不可想像的疑惑中退縮。
我從未想到那些軍隊會屠殺中國人民，但是他們的確是幹了，這些使我驚呆了。
在黑暗中，無人能判斷出槍、炮彈是從何方射來，或許是朝何方射去。站在京城的主要大道上，我看到了一個細小、背後掛著長辮的女孩向後倒下，她的身體似乎是四分五裂了。同學們抓住她的四肢，拖著疲憊的腳步，趕向救傷的紅十字會(Red Cross)帳篷，但是那時的她，更像一個深紅色的拼湊品，而不像是個人身。
到了帳篷，她被放在冰冷的水泥混凝土上，躺在那裡還有許多殘缺不全的人體，都還在等待(也許是死了)被運送去醫院。那裡有太多像她那樣的例子。
在幾公里外的二環公路是一個外國人的住宅區，在那裡有一個男孩被壓扁在瀝青路上，內臟被壓得散開到身體四周的邊緣之外﹔坦克車在隆隆聲中開進了天安門，他只是幾十個被壓扁的例子之一。
不同方式的殺戮
當三個士兵在離天安門大約二公理處，企圖逃離燃燒著的車輛時﹔北京工廠職工無名怒火高漲(在那段時間，往日他們會待在家中溺愛孩子)。儘管學生試圖保護那些男子，但他們幾乎在街上就被撕裂了，捲曲成胎兒形狀被丟進排水溝中。
大約是清晨七點鐘，大屠殺似乎是結束了，我從公寓的窗口向外看﹔那座友誼商店：往日那裡有許多染髮的旅遊者，為買玉雕在那兒討價還價，我看到了坦克車瘋狂的開炮。我看到了八人被殺﹔而他們唯一的罪狀就是當時在街上。那些超現實的表現，就像冰涼的大理石雕(Dali canvas)，活過來了。
我所認識的人都沒有死﹔這是我所能了解到的﹔但是有好幾個同事被嚴重打傷。一名路透社(Reuters)的通訊記者在返回辦公室時被便衣警察毆打了﹔一名獨立的倫敦記者(London’s Independent)也遭到暴打。
儘管通過外交部的調查，CBS的三名攝影記者在廣場上被打和被來福槍尖指著逼上陸軍的吉普車，然後就音訊全失。
對於所發生的一切，除了令人厭惡之外﹔我不知道有任何人會支持那些嚴厲的軍令。但對於當權者，那似乎不是個問題。
鄧小平似乎是屠殺的設計師﹔當時他是中國極為重要的領導人，據說他告訴思想開明的總書記趙紫陽(Zhao Ziyang當時唯一公開反對用軍隊鎮壓的高層人物)，「街上的民眾是沒有投票權的」。
據說鄧還曾經告訴一度受他保護的繼承人﹕「我有一百萬軍隊在背後」﹔趙紫陽(Zhao Ziyang)反駁﹕「我有全中國的人民在背後。」
「那你就一無所有了。」據說鄧小平就如此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