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國當年透過黃雀行動經香港逃亡法國，認為港人更了解八九民運發生的事（拍攝：何柏佳）
1989年透過黃雀行動逃出大陸的學者蔡崇國，27年來不准回國。父母去世後，他對中國大陸的故土之情淡了，把當年救助並給他極大溫暖的香港當成新故鄉，也見證了近年香港變化，他始終認為：「六四不是大陸的事件，而是香港人本身的事。」
「89年4月至6月港人完整地全心投入地看了一個多月，對每個學生市民他們比我們還熟悉。八九前香港也瞧不起大陸人，現在叫『蝗蟲』，當年叫『表叔』。突然發現大陸年輕人這麼勇敢、這麼有理想，這麼清楚什麼是民主自由，又驚訝又欽佩，但boom，在他們面前被打死了。」
1989年4月到6月香港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全天候電視直播北京情況的地方，蔡崇國認為香港人比大陸人更了解八九民運到底發生什麼事，也直接承受六四鎮壓帶來的心理創傷：「經歷過那種投入的人，六四會坐在維園，為六四，也是為自己那時傷心的一種撫慰。」
流亡法國後重踏香港故土
蔡崇國是六四倖存者，1989年被黃雀行動營救。「黃雀行動的人們把我們當家人一樣。然後到了香港，那種到處看到的親切，那種感情。」他後來流亡法國，7、8年前重回香港：「我到處找一塊土，鞋襪一脫去踩，這是故土，跟國家是兩回事。」
蔡也見證了香港人近年的情感變化：「2010年到維園紀念六四，燭光下一張張年輕的臉；到去年六四完全變了，講本土的多了，香港很多人和大陸有情感上的分離。」不少本港年輕人既不理解六四對上一代港人的影響和震撼，也不了解六四使中國和世界拉開很深距離，這點倒是與很多大陸人是一樣的。
蔡崇國說：「因為八九六四，西方很多政治家、記者對中國有一種疏遠感。不知六四就不知道這種情感對立，一些留學生駐外甚至外交人員，會認為這是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排斥和蔑視。」
中央政府里也有激進者：「我們看見一些外事官員對香港的態度或語言裡也有一種民族主義情緒，『我們強大，香港算什麼？』這就很危險。香港遠不是他們想像的那麼弱小！這就是為什麼六四不能忘，沒有真正反省、甚至歪曲六四，那些方方面面的政治家將來還可能作同樣的蠢事。」
見證近年變化憂暴力重演
蔡崇國認為六四重要的後果之一，就是維穩政治，從鄧小平開始，一直到現在，這情況正從大陸，蔓延到香港。「金鐘催淚彈扔出來之後，這兩年警察暴力多了，遊行的人也暴力多了，這是惡性循環！催淚彈是不能扔的，這些連我都明白的道理，港府高官怎會不懂呢？中聯辦、港府把不同意見說成敵對勢力、外來操縱，就像八九學生運動被人民日報說成是少數人挑動，政府的蔑視和傲慢激化了矛盾，跟當年很多東西很像。」
前年雨傘運動時，蔡崇國時常去金鐘，嘗試跟香港年輕人講怎樣把充滿激情的抗議，變成有進退算計的政治行動，他認為「這是八九很重要的教訓之一」，他擔心有六四那樣的暴力重演。而對於這位操普通話的前輩之言，港青不以為然。
睹坦克履帶夾藍裙「世界瘋了」
當年中共發通緝令通緝包括蔡崇國在內的多名學運參與者（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27年前的六四經歷，蔡崇國講得不多：「講的太多次了，我更願意講講現在。」1989年五月下旬，34歲的武漢大學哲學系博士生蔡崇國在宣布戒嚴後去北京參加學運，6月3日晚在走去天安門附近的同學家留宿途中，見證了軍隊進城開槍，翌日清晨早上又目擊六部坦克車碾壓學生。
「民眾用石頭、汽水瓶扔過去，軍人拿著衝鋒鎗彎著腰往前走。一排子彈打過來，第一個念頭是：都瘋了！國家領導人瘋了。我以為結束了，然後早上六、七點突然口號震天響，學生回到長安街準備回校園。那些坦克馬達開起來，以為學生又要衝廣場。然後扔催淚瓦斯，坦克在煙霧中衝過去，壓死了十幾個學生。」
母申請護照探望被拒
他記憶最深是被夾在坦克履帶里的一條藍裙：「六四前一個多月人類的情感，興奮、期望、憤怒、絕望輪流達到頂點，你看到開槍了，你覺得世界瘋了，發生什麼事都不奇怪了。甚至有人向你開槍，也會感覺隨你便，那時候生命就像一片樹葉。」
六四鎮壓後他逃到深圳，「黃雀行動的人把我們當家人一樣。在深圳躲真是走投無路，我還記得七哥笑著拍拍我的肩膀，問我想吃什麼。」他偷渡來港的過程並不順利，中途遇到公安巡邏，跳海逃亡，遊了三、四個小時竟游回了深圳，幸虧黃雀行動的兄弟們找回了他，再偷渡一次。
逃亡後他再也沒能見到父母。2007年他以為母親在武漢突發腦溢血去世，十天後，在法國哭乾眼淚的蔡崇國竟收到母親的信，才驚悉原來媽媽沒死！信中寫著：「兒子，媽很想你，別掛念我，我一切都好。最近又去了派出所申請護照，他們又不給我……」原來他母親多次申請護照欲出國探兒，但因他仍被當局通緝，官方不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