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來賓，同志們，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談三個問題，第一，如何看待新常態以來或者是反危機以來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第二，如何看待進入新常態以後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新特點。第三，如何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我想這三個問題都是很有中國特色的，也就是從中國的特殊性出發來展開討論。
中國反危機政策出台過晚？
第一，如何看待中國反危機以來的宏觀經濟政策。這個是很有特點的，因為這次經濟危機不是發生於中國，它首先是從西方，尤其是從美國發生，然後轉移波及到中國來的。全球自進入反危機的大潮流當中後，對政策方向的選擇看法都不太一樣，從我們的實踐來看，同樣存在著很大的爭論，比較集中在三個問題。
第二，中國這次反危機的政策主張是不是出台晚了？這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問題。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2008年開始蔓延時，正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中國經濟在2007年、2008年還是紅紅火火的增長局面，這種發展階段的增長態勢和全球不同，在這個背景下的中國特色就使得我們並不像其他國家那樣，很早就體會到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衝擊。因此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的政策目標是「雙防」——第一防通貨膨脹，從結構性通脹轉為總體性通脹，第二防過熱，防經濟增長過快由此導致的過熱。
這兩個問題是相關聯的，如果目標是「雙防」，那宏觀經濟政策就應該全面緊縮，可是世界金融危機自2007年6月從美國開始，到2008年已經席捲全球了，全世界都開始嚴陣以待全面反危機，而唯獨中國在做經濟的全面緊縮，這樣緊縮下來到了2008年的五、六月份，我們就感覺到情況不對了，等各種數據出來以後，就做了相應的調整，不再強調「雙防」，改為「一保一控一調」——保增長，控物價，調結構。物價問題還是沒有從宏觀調控目標當中刪除掉，但是雙重目標是「保增長、控物價」。
我們真正調整過來已經到了2008年第四季度，所以我們反危機的政策出台時間比全球性的反危機舉措晚了大概有半年甚至半年以上，所以人們就提了一個問題，中國反危機的政策出台是不是晚了，我們說這個問題是有中國特色的，因為2007年中國經濟是高速增長的，恰恰和其他國家的增長情況不一樣，這是由此產生的一個疑問。
中國反危機政策過猛？
第二個問題，既然政策出台晚了，結果我們的政策就很猛。我記得2009年春天政府工作報告座談會，當時財政赤字做了2.8，李揚問是不是太高了，總理說我還嫌不夠，當時要出重拳、出組合拳，所以就有人講，我們要出台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四萬億的財政赤字再加10萬億的信貸支持，所以人們就問政策是不是太猛了？
猛了以後的代價就不一樣，特別是這個猛不是力度問題是方向問題。為什麼？中國宏觀經濟的失衡的原因和美國、歐洲、日本不同。世界發生了金融危機首先是金融體系崩潰了，而實體產業沒有大問題，所以當時的情況是金融部門供應貨幣的能力不足，而實體部門對貨幣存在需求，所以要求政府向實體部門直接注資，支持資金鍊，要求銀行增大貨幣供給能力，也就是在貨幣市場失衡的情況下，是有貨幣需求而缺乏貨幣供給的。
而我們國家是什麼情況呢？世界經濟衰退導致其他國家對我們的需求產生了影響，出口受挫，內需產能過剩，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銀行體系有一道防火牆，銀行本身並沒有問題，所以我們是銀行有貨幣供給能力，而實體產業沒有有效的貨幣需求，所以他的失衡方向和世界經濟危機下的失衡方向是相反的——世界經濟是有貨幣需求而無貨幣供給，我們是有貨幣供給而無有效的貨幣需求。
因此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培育對貨幣的需求刺激實體經濟，對西方來說重要的是增大貨幣供給，往流通當中砸貨幣。但我們採取的政策恰恰是和西方反危機的政策差不多，財政也好、貨幣也好，都大量的向流通當中注資，其結果是實體經濟沒有有效的需求，大量的貨幣滯留，所以人們就提出一個疑問，我們的貨幣財政政策刺激是不是過猛了？
退出反危機的軌道是不是早了？
第三個疑問，猛了的話代價就大，代價大支撐的時間就長。所以我們在2010年十月，第一個宣布從反危機的政策軌道上退出，人們就接著提了一個問題，中國反危機的政策是不是退出的早了？到現在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明確退出反危機的軌道。退出以後，使得我們對反危機過程中成本消化的一系列困難和進入新常態以來撲朔迷離複雜的經濟失衡的新形態，這些形態一方面有客觀的經濟周期性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有複雜的、不確定性的宏觀政策干擾，所以人們就提出來退出的是不是過早了。
這樣三個問題，反危機的政策出台是不是晚了，反危機政策力度是不是猛了，退出反危機的軌道是不是早了？我們說這三個問題實際上背後都有一個問題，什麼叫中國特色？都是有中國特殊的國情，所以中國反危機的政策你不管他效果如何，他和世界怎麼樣？他是有著非常大的差別，我們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要總結這些特點，提出新鮮的經驗，總結問題，然後把它上升為學說和體系，這是對反危機政策的一個簡單的回顧，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需求側無解從供給側找答案
第二，新常態以來經濟失衡出現的新特點和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提出。改革開放從78年到98年，這個階段除了個別年份，總的來說通貨膨脹壓力比較大，宏觀政策長期緊縮。第二階段98年到2010年年底，這個階段除了2002年到2007年之外在宏觀上主要是內需不足，再加上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的前後衝擊所以增長動力匱乏，因此主要的宏觀政策是擴大內需，我們叫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然後到2008年進一步提出來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從2010年年底到現在，可以說宏觀經濟大概進入了失衡的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我們用一句話叫做既有通脹的潛在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的嚴峻威脅，實際上是雙重風險並存。
類似上個世紀60年代末西方已開發國家出現的滯脹，一方面經濟增長動力不足需求疲軟，另外一方面通貨膨脹潛在的壓力，由於需求拉上也好，成本推動也好，共同作用潛在壓力比較大，所以這個時候宏觀經濟政策就面臨著一個很困難的選擇了，我們既不敢全面擴張也不敢全面緊縮，就是雙重風險並存，而且雙重風險所要求的宏觀政策的方向是相反的，怎麼辦？已開發國家在上世紀60年代末遇到了類似的問題，從70年代以來沒有解決，積累的問題很大，經濟理論也做出很多調整，現在看來也很難取得系統性的經驗總結和統一認識。
我們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遇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在宏觀調控方面，調控的方式也好調控的政策也好，以及它的宏觀經濟學體系和宏觀經濟哲學基礎，其實都面臨著全面、深刻的挑戰，在這個時候，從總需求方面入手可能是無解的，總需求管理在這個時候無論是擴張還是緊縮都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我們引入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問題提出本身也不僅是我們對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特點的思考，也是我們認識逐漸加深的過程。
供給側改革需要需求管理
第三個問題，既然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那麼有幾個問題需要在理論和政策上進行考慮。第一個問題，運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對待需求和供給的關係？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管住需求、管好需求才能真正的推動有效的供給側管理，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不需要需求側的政策，但是要協調好，協調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為前提，最後經濟增長還是要有需求拉動的，不能是無效的需求，必須是有效的需求，這種有效的需求靠創新驅動，形成有效的需求。
第二，需求和供給側之間要結合好，需求在短期之內恐怕要適度的擴張，如果過度擴張的話，會從根本上瓦解供給側結構性管理的效果，供給側結構性管理關鍵指調結構，把那些不適應、低效率、缺乏競爭力的產業淘汰掉，這個時候市場的需求一定要控制好，如果市場需求在這個時候膨脹起來，破銅爛鐵都可以賣掉，我為什麼要調結構？這就會加劇產能過剩、加劇經濟泡沫化，所以一定要對經濟有適當的管控。
一方面要有高質量的需求來支持供給側增長，一方面要適度把經濟增長控制好，這就是長期和短期。短期來說，都是過日子，我現在先給把經濟刺激起來，至於是不是產生一堆垃圾和泡沫，下任再說，還不知道哪天誰來呢。但這不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這種需求的態度下肯定推行不了，所以要管理好需求與供給的關係。
第二個問題，在體制上，供給側結構性管理就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政策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供給側的政策直接影響的是生產者，而需求側管理政策更多影響的是消費者，他刺激的是需求或者購買者，所以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直接影響的是企業，而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權利在經濟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保障和尊重的話，可能導致政府對市場主體行為的過度的、隨意的干預，甚至可能退回到計劃經濟去。我們大家並不陌生，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干預，比如關停並轉，過去就是這麼做的，輕車熟路，所以中國引入供給側改革特別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政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通過市場來實現而不是行政直接實現，因為供給側結構管理本身的特點就是直接影響生產者，影響廠商，如果你不是通過市場去發揮作用，而通過行政直接作用，很可能導致對市場經濟的否定，這個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也是歷時表明不成功的。
我們能不能真正的在經濟哲學上把市場所要的自由和社會化生產的自覺的社會性所要求的自覺統一起來，理論上能認識到這兒，在機制上，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真的能處理好，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學在世界上就能立得住，所以實際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基本制度下的經濟理論哲學問題，他的價值取向問題，這是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注意的第二個問題。
供給側考驗地方政府責任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注意的第三個方面的問題就是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目標的銜接問題。需求管理帶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給側管理一定是帶有長期性的，無論是政策手段，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你關注他的需求效應是一回事，你關注他的供給效應這又是一回事情，除此之外，一些產業結構、區域結構、技術結構的政策要不要考慮。按傳統的宏觀政策考慮這些不是宏觀政策手段，按供給側結構管理他屬不屬於需要運用的政策，這都有所不同，需要結合各國的國情具體分析具體討論。
但是有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短期和長期的關係問題。供給側結構性管理，供給調結構一定是長期的，要把短期目標和長期累積起來，西方供給側結構性政策管理之所以會停止，除了理論之外，其實有個政治體制的問題，他的民主選舉是有任期的，所以政府只做他任期有限的事兒，跨任期的事兒他是不做的，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很多事情是長遠的，所以一定要有對人民、對社會長期負責的態度，而不僅僅是對任期內負責的態度。供給側管理更多的事情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你有沒有那種胸懷，而這個胸懷來自於有沒有制度保障，所以在我們這兒來說，供給側包括特別是政府採取供給側結構性管理，從中央調控有沒有長期的概念，尤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的作用空間會更大，因為需求管理對地方政府來說有限，貨幣不歸你管，赤字不歸你管，你能做什麼？但是供給側不一樣，供給側調結構，改善這個地方的教育結構，改善這個地方的資本投入結構等等這都屬於供給側，所以供給側對地方政府來說可以作用的空間更大。
但是有一條，地方政府官員需要有長遠的觀念，你要熱愛家鄉，你要真的為這個地方長遠負責，你來這兒干一年拍屁股就走，你供給什麼側？那都是需要長遠的，那就是地方政府官員你既要有所為，長期的所為，你還不能胡來，你要短期效應不顧將來就是胡作非為，不考慮長遠那就是不作為，所以我們說供給側管理實際上是要求地方政府官員對當地長期負責任，對他們的責任心提出了要去。
當然供給側結構性管理還會提出一系列其他的要求，時間關係我在這兒就不去更多的討論了，所以我是講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有他的特點，無論從反危機的政策，新常態下的失衡還是供給側結構的應對之舉的提出都有他的特點，這些特點來源於中國的實踐，我們的任務就是把它總結好，中國理論工作者的幸運就是我們面對著一個活生生的寄賦希望的增長點，我們要認真的做好我們的工作。
謝謝大家。
（來源：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十周年慶典，演講者：人大校長劉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