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Pipes教授1958年起在哈佛任教直至1996年退休。（網絡圖片）
以下摘自哈佛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俄國史專家Richard Pipes的著作《共產主義實錄》一書。
「馬克思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幻想。」
現在，我們可以來回答在本書《序言》中所提出的那個問題了：「共產主義的失敗，究竟是由於人為的錯誤，還是由於這一運動本身所帶來的難以克服的弱點？」歷史事實昭然若揭：共產主義的失敗，原因在後者。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主義好而只是做錯了，而是因為共產主義本身就是錯誤的，它只是一場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俄國取得政權之日起，世界各地發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產主義的原則來建立新社會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錢、武器來支援這些革命，並為之出謀劃策。實際上，這些革命都失敗了。而最後，共產主義在俄國也垮台了。時至今日，共產主義只在少數幾個國家——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中殘存了下來。即使在這些國家裡，共產主義也在日益消蝕下去：共產黨人只是不惜對資本主義作出巨大讓步，才得以把政權撐持下來。我們回溯這段令人沮喪的歷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認為：或者是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錯了，或者是共產主義的政治綱領錯了，或兩者全都錯了。
讓我們就從蘇聯解體說起吧：蘇聯原為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並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動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動力。自從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出版了許多研究報告，對這一驚心動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樣的解釋：或者說是由於蘇聯經濟停滯不前，或者說是由於蘇聯公民接觸外國訊息太多了，或者說是由於蘇聯在阿富汗用兵的失敗，或者說是由於蘇聯在軍備競賽中負擔太重，無力應付，如此等等。蘇聯國內異議蜂起，政府無法制止；而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的運動，弄得蘇聯領導人心力交瘁。蘇聯原以為：在越南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失利後，美國將厭倦再搞冷戰，退回到孤立狀態中去。但是，里根總統卻奮力整軍經武，向共產主義挑戰，這就使蘇聯政府更加為之沮喪。毫無疑問，以上所說的每一項，都曾在蘇聯解體中扮演過作用。不過，如果蘇聯是一個健全的機體，這些因素也不能就顛覆一個龐然大物的蘇聯帝國。正國為蘇聯這個機體已經是百病叢生，所以這些因素就發生作用了。
馬克思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而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帶有使其毀滅的種子，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的論述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一套虛假的歷史哲學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樓閣的心理學理論上面的。
馬克思主義有一項基本論點：認為它所竭力要廢除的那個私有財產制，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歷史現象(即介於原始共產主義與高度發展的共產主義之間的一段插曲)。這個論點顯然是錯誤的。所有的史料證據都表明：自古以來直至近世，為財富之主要來源的土地，除掉為君主所專有者外，總是屬於部落、家族或個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業和資本，無論何時何地，總是掌握在私人手裡的。由此可知：私有財產制決不是一個過渡性的現象，而是社會生活中一個永恆的主題，因此，也就是堅不可摧的。
還有一個同樣嚴重的錯誤：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性是可以無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懲治和教育結合起來，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願投身到社會中為社會服務，實現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所描述的那種社會：「在社會生活中，完全沒有私人或個體之分。」即使共產主義政權為達到此項目的而施行的高壓政策能夠收效，這種效果至多也只是暫時的，轉瞬即逝：就像那些馴獸師所知道的那樣，獸類經過精心設計的馴練，可以玩出各種各樣的花招，但只要離開了馴練，不要多久，它們就會把所學到的東西忘記得乾乾淨淨，恢復其原來的動物本性。再者，後天所獲得的性格是不能遺傳的，那麼，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會給世界帶來許多非共產主義的生活態度，其中最強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謀生之道。共產主義不能改變人的本性，這就註定它最後必將失敗。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轉變為法西斯黨魁以後，還對共產主義抱有某種同情。他在1920年曾斷言道：
「列寧是個藝術家。其他的藝術家是用花崗石或金屬作為素材來工作的，而列寧這個藝術家是把人作為素材來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崗石還堅硬，而且也不像鐵那樣可以任意加工熔鑄。所以，至今也沒有能拿出一項傑作來，列寧這個藝術家是失敗了。事實證明，這項工作他是無法完成的。」
實際情況如此，這就迫使共產主義政府要用暴力作為進行統治的常用手段。要強迫人們把他們私有的東西交出來，並且要他們放棄個人利益來服從國家的需要，這就要求公務機關須享有無限的權力。列寧給「無產階級專政」所下的定義，正是如此。他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是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力，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絕對不受任何規章制度的束縛，它完全是以暴力為基礎的。」
歷史經驗表明，這樣的一種政權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經強行於俄國及其附庸國，強行於中國、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然而，它的代價是慘重的，那還不僅是無數人所遭受的種種苦難，而且是這些政權所為之奮鬥的那個目標，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為這種以武力鎮壓為基礎的政治體制進行辯護時，列寧總是說這種政治體制是暫時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務，這種以鎮壓為務的國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顧這一事實：「國家」是個集體的總稱，它是由眾多具體的個人集合起來的。這些個別的人，不論其歷史使命為何，總也要關心其切身利益的。儘管照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說法，國家僅僅是為其主人翁服務的，它本身沒有什麼利害關係，但實際上，那些掌管國家事務的人，很快就形成一個新階級。那個宣稱要開創一個新時代的「作為先鋒隊的黨」，也就根本變質了。
國家(或者更正確地說，共產黨)除了要安置這個新階級以外，別無選擇，因為它是要倚靠這個新階級來鞏固其政權的。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國家，官僚機構總是飛速增長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國家把包括經濟在內的國民生活各部門都拿了過來，它需要有一套龐大的官僚機構來管理這些事。每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總愛把官僚機構的膨脹當做替罪羊，卻沒有哪個共產主義國家能離開這套官僚機構而還可以撐持下去。在蘇聯，在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的頭幾年內，政府就給它的領導幹部提供種種特殊的優惠。日積月累，那些領導幹部就形成「高幹」，一個可以世襲下去的特權階層。這就是說，那個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沒有了。於是，為了要推行財產權的平等，卻必須先規定出權利的不平等，將之制度化。這就造成共產主義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產主義所採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國家控有一切生產資源的國度里，也都有這種矛盾。
是的，那些共產主義國家曾不時採取一些措施，想來消除這種官僚體制對國家和社會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列寧和史達林是用清洗的辦法，而在史達林統治時期，這種清洗就演變為大規模的屠殺。毛澤東則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想以此來摧毀那盤根錯節的黨領導幹部的特權。這些措施，沒有一項是成功的。到最後，還是那些高級幹部勝利了，因為缺了他們，政府就寸步難行，什麼事也辦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來實行共產主義，也總是失敗的。正如阿蘭德當政時期的智利所顯示的那樣：要在一個有相當多的新聞自由、有獨立的司法機關、有民選立法機關的國家裡觸動私有財產，那是不會成功的。因為這裡不像那些「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可以無情地鎮壓反對黨。在這裡，反對黨有機會把反政府的力量組織起來，一等到人多勢眾，力量壯大，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那個革命政權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個信仰共產主義的桑狄尼斯塔(Sandinistas)解放陣線滿懷信心，以為民眾會擁護他們，讓民眾投票表決，結果民眾就投票把他們轟下台了。
共產主義國家中衍生出來的那一套官僚機構，也造成經濟上的種種失敗。這些失敗，或者是促使共產主義國家垮台，或者是迫使它們不得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一切內容，只保留一個共產主義的空名。把那些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就是要把那些生產資料的管理權交到那些官僚手裡去。而那些官僚，卻既沒有能力也沒有什麼物質刺激足以使他們能有效地去經營那些生產資料。於是，必不可免的結果就是生產不斷下降。再者，那種集中管理所帶來的墨守成規的刻板性，使共產主義經濟很難受到技術革新之賜。這就說明為什麼蘇聯雖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卻錯過了某些當代最重要的科技發明所帶來的變革。正如菲德烈·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所指出：只有自由市場，才能夠敏捷地察覺到經濟的變動，並作出反應。只有致富的前景，才能鼓勵人們在忙於日常生活之需以外，再努力上進。在共産主義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勵：事實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虧。誰若是完成了生產指標，結果他的生產指標就會立即加碼。
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處處失敗，在農業方面，其所造成的後果最為慘重。幾乎所有那些受共產黨人統治的國家，都是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沒收私有土地，搞農業集體化，這就一定要打亂世代相傳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嚴重的饑荒。蘇聯，中國，柬埔寨，衣索比亞，北韓，都曾發生過這樣的大饑荒。在這些國家中，每一個國家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死於這種人為的饑饉。在共產黨人統治下的北韓，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還有一大部份兒童因為營養不良而罹致體質上的殘疾。在北韓，僅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估計就有二百萬人死於飢餓。北韓的嬰兒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南韓的嬰兒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北韓男性的平均壽齡是48.9歲，南韓男性的平均壽齡是70.4歲。北韓國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產總值是$900，而南韓國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產總值是$13,700。
共產主義沒有能提供生活上的富裕，也沒有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而共產主義的內在矛盾還遠不止於此，它沒有自由。馬克思原是說，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目的，除了生活富裕和人人平等以外，還會有廣泛的自由。然而，把一切生產資源都收歸國有，這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變成國家的僱傭人員─—換句話說，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變成政府的附庸。在這種情況下，公民就沒有任何有效的保障來限制國家的權力。歷史事實證明：只有在財產權得到堅定不移的保護時，個人的自由權利才有保障。因為，財產權構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壘，可用來抵禦國家的干涉。國家承認其臣民對他們的財物有所有權(並表示要尊重這種所有權)，這就等於承認國家的權力是有限度的。只要財產權是個法律的概念，是要由法院來強制執行的，這也就是莊嚴承諾，國家是受法律約束的。這就說明：共產主義所為之奮鬥的那個目標，廢除財產私有制，必不可免地會使人們喪失自由，喪失其法律的依據。把生產資源收歸國有，遠不是象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樣，說是可以把人們從物質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正相反，它把人們變成統治者的奴隸。而且，由於物資經常短缺，人們就變得愈來愈重視物質了。
關於那些企圖在各自國家範圍內實行共產主義的情況，已經說得不少了。想在國際上搞共產主義活動，情況亦復如此。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把資本主義看做是世界性的，所以他們堅持必須在全世界消滅資本主義。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後來，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也都採用這一口號，總以為工人們的團結是超越國界的。
事實證明，這種團結是虛構的空話。不管人們對其所屬階級的情誼如何，無論何時何地，人們忠於本土、忠於本族的心情總是更為強烈的。每當人們遇到外國挑釁時，階級的差距就消失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領會了這一教訓。當時，那些參加第二國際的各國政黨，幾乎毫無例外地都違背其信誓旦旦的承諾，轉過去支持各自的「資產階級」政府，投票贊成參戰了。1920年，列寧又一次領會了這一教訓：當蘇俄紅軍侵入波蘭，說是要把波蘭的工人和農民從被剝削的苦難中解放出來時，波蘭的工人和農民卻同仇敵愾，群起保衛他們的國家，抵禦紅軍的入侵。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這樣的事例，並非只有在所謂階級社會裡才會發生。甚至那些由共產黨人掌權的國家，表面上像是沒有階級之分，總是不甘心老受蘇聯的控制，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從這種控制中掙脫出來。這樣的事，首先發生在南斯拉夫，但最令人驚心動魄的卻是發生在中國的那場鬥爭。中國共產黨人原是把蘇聯當做模範和老大哥的，但中國共產黨人掌握政權還不到十年，就認為他們有權去實行並傳布他們自己的那一套馬克思主義，而且為了堅持此項主張，几几乎要與蘇聯開戰。紅色高棉則走得更遠，它要完全自行其是，堅決認為它那一套共產主義完全不同於俄國的共產主義，也完全不同於中國的共產主義。甚至當蘇聯勢力鼎盛之際，那些搞「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士也同樣要求多元化(即主張「多中心主義」)。
莫斯科方面要遏制共產主義國際運動中這些離心離德的勢力，唯一的辦法就是使那些別國的共產黨保持弱勢，並因此必須完全倚靠蘇聯。因為，一旦那些別國的共產黨發展壯大起來，它們就會自行其是，甚至完全獨立。於是，共產主義國際運動便處於進退兩難的窘境：或者是讓那些別國的共產黨孤立下去，勢單力弱，做蘇聯的馴服工具，但對蘇聯又沒有多大用處；或者是聽憑那些別國的共產黨日益強大，舉足重輕，這又會使它們掙脫蘇聯的羈絆，破壞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團結。二者必居其一，第三條路是沒有的。
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些本質的缺點，有許多共產黨人是明白的，於是就產生了各式各樣的「修正主義」。然而，某些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卻認為共產主義的失敗並不是因為主義本身錯了，而是因為推行這種主義的手段還不夠毒辣無情。這就證明了哲學家桑塔耶納(Santayana)對「狂熱者」一詞所下的定義是對的：人們如果忘乎所以，就會以加倍的瘋狂來行事。他們會用極其殘酷的手段來濫殺無辜。共產主義制度下發生了一次甚過一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殺，從列寧到史達林，從史達林到毛澤東和波爾布特，愈演愈烈。
總而言之，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而且註定了要失敗，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共產主義的主要目標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為了強迫達成這種平等，又必須建立起一套享有種種特權的暴力機構，這就使平等之旨蕩然無存。第二，無論何時何地，那種忠於本族、忠於本土的情誼，當其與階級屬性發生衝突時，總是會戰而勝之的。那種忠於本族、忠於本土的情誼，會把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混合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容易和「法西斯主義」打成一片的緣故。因為認清了這一事實，所以在1990年以後，那個繼承蘇聯共產黨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就放棄了那個號召世界各國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
那位德國—義大利籍的社會學家羅伯特·邁可斯(Robert Michels)，預見到這些歷史發展的進程，曾正確地預言道：「社會主義者可能會掌握政權，但社會主義卻決不能成功。」
這裡還有一層很特殊的原因，那是和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權結構有關的。列寧所設計的共產主義國家的那一套政權結構，使共產主義的理想無從實現。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即將在世界範圍內完全崩潰，所以他就按照軍事體制來組織他的政府。蘇聯的共產主義體制，以及那些模仿蘇聯體制的共產主義國家，都把政治體制軍事化了，使之服從中央的統一指揮。這一套政權結構，能調動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禦直接威脅其統治的暴力挑釁並向外擴張其勢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對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決問題的挑戰時，就顯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軟弱無力了。那個預期中的世界革命並沒有發生，於是蘇聯的那一套政治體制就僵化了。確實，它是僵化了，當其遭到內部困難的威脅時，諸如民眾的冷漠，消極怠工等等，它都無能為力。民眾的冷漠和消極怠工，致使經濟不斷下降，而軍事力量亦隨之低落。這些困難，只有政府放鬆其管制才能得以解決。
但是，政府放鬆其管制，就會使整個共產主義體制為之動搖。這個高度集中的機構，各部門均聽命於中央，牽一髮而動全身。戈巴契夫要對這種體制進行改革，一開頭，體制內就出現了裂痕，而不久就四分五裂了。從這一事件看來，共產主義體制是不可能加以改革的。這也就是說，共產主義體制不可能進行調節以適應變動中的環境。共產主義體制這種固有的墨守成規的刻板性，導致了它的傾覆。
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有一項爭論不休的話題，那就是思想意識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特別是那個標榜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思想意識，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某些學者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所締造的共產主義政體，都是由思想意識推動的。因此，他們就把蘇聯以及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稱做「主義政體」，即受思想意識統治的政體。
當然，這一點是確實的：如果沒有馬克思所設想的那一套理論以及那些關於「黃金時代」的神話傳說，如果不是列寧首先把這套理論付諸實施，那麼就不會有什麼共產主義運動了。這就為人們提供了一套策略，即如何到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中去尋章摘句。不過，我們承認這一點，並不等於承認共產主義政體就是一種「主義政體」。那是因為：各種思想，不論其為政治思想或經濟思想，一旦付諸實施，就形成一種權力，而這些思想就迅即成為這種權力的工具了。例如：資本主義經濟是把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奉為經典的。但就沒有人真正認為：在過去的二百多年中，資本家都是受亞當·斯密的影響，由其所說的「那隻看不見的手」指引著，或按照其學說中的其他主張來經營業務。只因為亞當·斯密的思想正適合資本家們的需要，所以他們就拿過來利用了。
我們有理由相信，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命運也就是如此。那種認為千百萬共產黨員和國家公務人員全都信仰那位十九世紀德國經濟學家馬克思的學說，肯定只是一種書生之見，其中有些人似乎相信人類是受思想支配的。共產黨在成立之初，通常都是人數很少，而且經常受到迫害。黨員要冒生命危險而絕無利益可圖，因此當時大部分的黨員是有高尚情操的，他們是由於思想意識的動機而參加黨。然而，一旦共產黨人掌握了政權，有生殺予奪之權，這樣的執政黨便招來一大批新黨員。這批新黨員，大都只是在口頭上說是信仰那居於統治地位的思想意識。1922年，蘇聯曾對其共產黨員的狀況做過調查，結果表明：其中只有0.6%的人是大學畢業，只有6.4%的人有中學畢業文憑。根據這種情況，有位俄國歷史學家就斷言：黨員中有92.7%的人是沒有什麼工作能力的(不識字的文盲占4.7%)。對於這種情況，列寧感到很痛心，曾於1921年發動第一次「清黨」，要把那些「投機分子」從黨員幹部中清除出去。但這是徒勞的，不能遏制那必然之勢。由於共產主義國家把各色各樣的任務都抓過來，幹部隊伍不斷擴大，投機分子便蜂擁而至。就投機分子說來，黨員資格就意味著安全，意味著名利雙收。權力成了爭奪的目標，自保才是真詮。這時，思想意識只不過是一片遮羞布，用來掩飾這個政權的真面目。漂亮的口號高唱入雲，而實際上卻在追求最世俗的東西，幹著最骯髒的勾當。
有件事是很有意思的：當蘇聯政府在1991年解體時，那些照理說來是要保衛馬列主義思想純潔性的保衛者——身居高位的高級幹部，卻都不戰而潰，爭先恐後地去搶國家的自然資源和工業設備，巧取豪奪，在「私有化」的口號下將之據為已有。如果蘇聯政府真的是忠於馬列主義的思想原則，那麼這種事就根本不會發生了。
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足以說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意識在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並沒有多大的作用：尼基塔·赫魯雪夫繼史達林之後，是1953年至1964年這十一年間蘇聯的統治者。他的兒子謝爾蓋，替他寫了一部傳記。這位小赫魯雪夫，在為其父所寫的傳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從我的學生時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產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但卻一直茫然無獲……我一直想請老爸給點啟示，弄清共產主義的性質，但直到現在也沒能得到一點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連他本人對這個問題也是不太清楚的。」
若是連那位共產主義集團的首腦、竭力宣稱共產主義即將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的領袖人物都不能對他的兒子說明共產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那麼，誰又能指望那些基層幹部能對共產主義有什麼言之成理的了解呢？
那是一種自我中心的意識(有個人的自我中心，也有國家的自我中心)，驅使著共產主義國家前進，同時也就拋棄了它那要求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蘇聯的領導人和中國的領導人，只要有利可圖，便會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教條。這樣的事，還不夠多嗎！還不夠離經叛道嗎？在1917年，列寧讓工人們接管工廠，讓農民們分得土地，儘管這些無政府主義的行徑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及至1921年，列寧又恢復農產品的自由市場，並允許在消費品方面可以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經營。史達林給集體農場的農民留一塊自留地，自留地的產品可以按議價出售。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史達林鼓動在國外搞「人民陣線」，那就是叫共產黨人與他們的宿敵社會民主黨人通力合作。赫魯雪夫放棄國際上的階級鬥爭，而代之以「和平共存」。毛澤東宣稱人的意志可以戰勝客觀實際，而他的接班人卻鼓勵人們去發家致富。所有這一切，都是用共產主義的名義來進行的，都說是為了要實現共產主義。但每一項措施，都是為了黨的最高利益而犧牲思想意識方面的要求，至少是暫時地犧牲了思想意識方面的要求。而黨的最高利益卻是永遠不變的，那就是：無論何時何地，都要維持並擴張那個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權。
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這個烏托邦而進行的種種活動，代價是十分慘重的。這些活動，造成了千百萬人的死亡。根據《共產主義黑皮書》編者史蒂芬·柯爾多瓦的估計，全世界因為共產主義而死亡的人數，在八千五百萬人至一億人之間，那比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出一半。有人想出種種理由來為這些巨大的損失作辯解，諸如引用那句諺語，說是「為了做美味的煎蛋餅，就不得不先把雞蛋打碎」。在這裡，除了不能把人命和雞蛋相提並論以外，更可悲的是：共產主義運動是打碎了雞蛋，卻沒有能做成美味的煎蛋餅。
那些活下來的人，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共產主義國家為了要做到舉國一致，輿論一律，它們用高壓手段把那些不隨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囚禁，或剝奪其發言權。而那些人，往往都是最聰明能幹、有遠見卓識的。於是就產生了逆向淘汰的作用。那些最庸碌無能、唯唯諾諾的人，最能左右逢源地活下去。而那些有遠見卓識、忠心耿耿、大公無私的人，倒反而無法存身。就是這樣，共產主義國家喪失了最優秀的人才，只能相應地貧弱下去。
俄國試行共產主義的時間最久，創巨痛深。共產主義在俄國所遺留下來的影響之一，便是使民眾喪失了獨立自主的精神。因為在蘇聯那種政治體制下，一切公務都必須按照上面發布的命令來辦理，自作主張就是犯罪，於是人們就喪失了當機立斷的能力，事無大小，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來照辦(只有刑事案件可以例外)。在一陣短暫的要求實行民主的熱情迸發出來以後，又故態復萌，渴望有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領導。這個國家已經欲振乏力，難以決定自己的命運。然而，共產主義給俄國所造成的傷害還遠不止此，而所有那些長期受共產黨治理的國家也都和俄國相似。在這些國家裡，共產主義也使人們喪失了職業道德，喪失了對社會的公德心。
物質占有欲是出於本能，而要尊重別人的財物卻必須經過學習。這個道理，從兒童心理學裡就可以懂得了。由此可知，如果某人發覺別人(不論是政府或社會大眾)不尊重他的財產權，那麼，他也就會不尊重別人的財產權，而且更滋長其貪得無厭的本性。蘇聯共產主義體制崩解後所發生的情況，正是如此。這種情況，阻礙著俄國轉型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是以尊重財產權為基礎的。
馬克思曾認為：資本主義因為其內在的無法解決的矛盾，是註定要滅亡的。其實，資本主義是一種憑經驗辦事的制度，能隨機應變，靈活運用，每一次都能想方設法來克服它所遇到的危機。而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卻是刻板的教條——那是一套偽科學轉化為偽宗教，再具體化為一套僵化的政治體制。事實證明，共產主義不可能放棄其所信奉的那些錯誤觀點，不可能拋開那個共產主義的幻影。如果共產主義還會東山再起，那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一定會遭到另一次慘重的失敗。那樣的行動，將類乎狂人的愚行，那就是反反覆覆做著同樣的事，卻異想天開，指望會有什麼不同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