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許家屯被調香港，「四人三不准」的禁令才被取消。江蘇的老領導劉順元、惠裕宇等進京告許家屯，材料中曾提到他破壞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隨意剝奪「江蘇四位批評家」的發言權。許家屯在江蘇待不下去了，卻得了一個主持香港新華分社的美差。本文摘自2016年第6期《炎黃春秋》，作者董健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前副校長，原題為《我與許家屯二三事》。
許家屯（右）與楊尚昆關係不錯（圖源：民主中國）
按說我與許家屯先生是扯不上什麼關係的，恐怕我的名字他也早就忘記了。那時他是江蘇的「土皇帝」，而我不過是他治下的一介書生，而且又是草民之中的第九等——屬於所謂「臭老九」階層。然而我確實有幾件事與他有些瓜葛，今天看來，還是蠻有諷喻意味的呢。
說他是「土皇帝」，第一因為江蘇有幾位共產黨的老領導如劉順元、惠裕宇等曾進京向中央告他在江蘇拉幫結派、搞「獨立王國」，頗有些「土皇帝」的做派，而且敝人還與此案有些關係。第二，他被幾位老革命拉下馬以後去香港主持新華分社，曾有人說他「土」，一不通英語，二不懂粵語，怕他打不開局面。第三，他的名字土，你聽：「許家屯」，叫人想起一個小小的村莊。我的家鄉就有不少叫××屯的小村子，大都很土。記得上大學時，大抵是1950年代末吧，毛主席視察江蘇，夸許家屯在省委書記中「是最年輕的」，叫他「娃娃書記」，也曾笑著說：「許家屯，像個村莊的名字。」
不過，許家屯畢竟是有文化的人，而且也早已反「土」為「洋」了。看他在香港幾年的政績以及1989年之後在國外頗為開放的言論，與當年的江蘇「土皇帝」真是判若兩人。我與他的二三事中他的一些做法，我想他自己現在也會不以為然的。但中國人健忘，還會有另一些人至今仍然以我們早已不以為然的事為然。錢理群大聲呼籲「拒絕遺忘」，我想他是對的。所以我要把一些「陳穀子爛芝麻」拿到陽光下曬一曬。誠然，數落一位失勢的老人是很無聊的，但我只想寫出「當時環境」下的某種況味，讀者自會從中得出教訓，與今天的許家屯似乎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
首先要說的是我曾受過許家屯的賞識。沙葉新批評沒有出息的文化人「以被賞識為榮」，我就有這種毛病。那是文革後期，評論《水滸》的政治運動席捲全國。那時許家屯早已從文革初被「打倒」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重新回到了領導的「寶座」上。他叫省委的刊物《群眾》緊跟「評水」運動，於是編輯約我寫稿。我是個「跟跟派」，是一個被建國後的教育尤其是文革政治弄得奴性十足的知識分子，當然是受寵若驚。對「評水」的政治陰謀一無所知，文章只能是跟著「上邊」的調子唱。但文章發表後，編輯告訴我：「你這篇文章是由許家屯同志親自審定的，他很讚賞。」我當時確實曾有一種「受賞識」的愉快，眼睛都亮了起來——一個奴在心的文化人，再也沒有什麼比受賞識尤其是受大官的賞識更讓他動心的了。十多年後，當我對自己的奴性開始有些反省時，重讀這篇「評水」之文，真是汗顏！江蘇文藝出版社出我的論文集《文學與歷史》時，我曾將此文與另外幾篇吹捧「樣板戲」的文章作為附錄編在書中，但編輯給刪除了。
文革結束，許多在文革中「紅」過的人都倒了霉，但許家屯的官做得更穩了。他在文革初是被當作「走資派」受過衝擊的，現在輪到他來衝擊那些衝擊過他的人了。江蘇文藝界能與「四人幫」掛得上鉤的事，當首推小說、戲劇、電影《歡騰的小涼河》，因為這部作品確確實實緊密配合了「四人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在全國影響頗大。但這部作品是許家屯親自抓出來的，一批就會弄到自己頭上，成了他「批鄧」的罪證。於是他來了一個金蟬脫殼計，拿一位青年作者開刀了。這位青年作者寫過一部描寫「與走資派鬥爭」的長篇小說《我們這一代》。正是許家屯治下的宣傳部門鼓勵作者寫了這部小說，出版後曾熱情肯定，讚賞有加，作為自己的「政績」很是宣傳過一陣子，但如今一翻臉就狠揭猛批起來。我曾親臨文藝界的揭批大會，那氣氛與文革無異。剛從文革噩夢中醒來的我，被這做法驚得目瞪口呆，我幼稚的心靈在顫抖。一個共產黨的官，怎麼這樣不誠實呢？原來滿口「實事求是」的人恰是最不實事求是的，這叫作「缺什麼吆喝什麼」。我一氣之下，帶著對黨的信任之感，寫成一篇短文，為那位素不相識的做了替死鬼的作者鳴冤叫屈，題目叫：《不能這樣對待青年作者》。《鐘山》的編輯湯淑敏女士憑著一股子正義感，當即編發此文，決定以顯要位置叫它與讀者見面。但她的頂頭上司不放心，覺得這樣的文章不叫許家屯過目是不行的。於是送審，文章被「斃」了，但稿酬照發。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到一篇未發表文章的稿酬。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先槍斃再發撫恤費」的待遇呢？聽說與許家屯有關。他看了我的文章後有一個批示，大意是說：此文寫得很好，但考慮到目前江蘇工作的困難，一切應以穩定為重，建議此文暫緩發表。你看這批示寫得多麼圓熟，砍一刀都不留疤痕。當我拿到這筆稿酬時，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似是受辱，又似是受賄，心中還有些莫名的恐懼感。為了權勢者的「穩定」，可以顛倒黑白，可以製造謊言，可以偽造歷史，這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
然而此事發生不久，又一件事使我幼稚的靈魂戰抖得更加劇烈，簡直可以說是流血了。1976年「天安門事件」爆發前夕，南京的學生、工人就先鬧起來了。他們貼出大標語，討伐「四人幫」，實際上是對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文革表示強烈的怨怒。那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帶著沖天的豪情和正氣，帶著一路的歌聲、口號聲，從南京大學一直游到雨花台。隊伍前頭走著一位青年——南京大學團委書記李西寧。北京大鎮壓，撤銷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江蘇的許家屯當然也奉命鎮壓，李西寧被許家屯下令逮捕，投入獄中。李西寧是一名共產黨員，品學兼優，在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後留校工作，因為喜歡文學，與我有些交往。不久文革結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天安門事件」平反了，李西寧被放了出來。馬上要在五台山體育館召開大會，歡迎與表彰他們這些敢於面對專制捍衛真理的英雄們。一天，李西寧到我家，面帶憂鬱感傷之氣，說許家屯派人找他談話，要他在五台山大會上多講省委的「好話」。如在獄中如何受到「保護」「關心」等等。他很沉痛地說：「董老師，在獄中他們打我，餓我，生了病都不給看，比在電影裡看到的國民黨的監獄還可怕，叫我怎麼說他們的『好話』啊？」李西寧是條漢子，別看他白淨的臉上流露著書生稚氣，但他的脊梁骨是硬的。他硬是不聽那一套妄圖遮人耳目、控制輿論的「政治交代」，在大會上慷慨陳詞，痛斥「四人幫」的法西斯統治，隻字未提那莫須有的什麼「保護」「關心」。不用說，氣壞了許皇帝。「抓你是我，放你是我，總是我對，應感激我」——這就是權勢者的邏輯。不信這個邏輯，就給你顏色看。當時許家屯就叫媒體對李西寧的宣傳大大「降格」，照片不准見報等等。正直、純潔而又有著很高的政治熱情的李西寧，從此再也煥發不起政治熱情來了。許家屯身上那種政治虛偽性深深地傷害了他。他出國進修，鑽研自然科學，學成後再也沒有回來。我也從此覺得黨派政治中陷阱太多、謊言太多。近讀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思想》，對其中對政治鬥爭之陰暗面的批判頗有同感。他說，政治鬥爭有時會把人身上的壞東西如說謊、誹謗、虛偽、殘忍等「喚起」來。美國學者奧威爾（George Orwell）也說過類似的話：某些人的政治「使謊言聽起來像是真話，謀殺像是正派行徑」。如果李西寧照許家屯的意旨在五台山大會上撒謊，在不了解真情的人聽來不是很像真話嗎？許家屯對那位青年作者的「謀殺」以及建國以來我們對諸如胡風、儲安平、遇羅克等思想者的「謀殺」，曾經是多麼冠冕堂皇，像是「正派行徑」啊！
李西寧事件之後兩三年，我的老師陳中凡先生去世，追悼會規格很高，有省里的領導出面。開始之前，許家屯來到貴賓接待室。南京大學黨委書記章德同志介紹我和許家屯握手時說：「許書記對你起草的悼詞親自過目，很滿意。」這是我第一次與許握手，在他恐怕也是第一次把「董健」這個名字與「其人」聯繫起來，所以他很是看了我一眼。但我再也沒有7年前「評水」那一次受他「賞識」的愉快了。這不僅因為此時我已經知道了那次「評水」的政治欺騙性，而且還因為我想起了那個做了政治鬥爭犧牲品的青年作者，想起了我那篇沒有發表而拿了稿費的文章，想起了李西寧那張對政治失望的憂鬱感傷的臉。
就在我與許家屯第一次握手的1982年，他關於「封殺」江蘇「四條漢子」的命令便秘密下達了。事情還得從許家屯下令「圍剿」作家顧爾鐔說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江蘇文藝界很活躍。顧爾鐔一馬當先，指斥文壇弊端，思想解放，敢闖禁區。他的言論被人「匯報」上去，總書記胡耀邦作了一個關於顧爾鐔言論有政治錯誤的批示，於是引發了江蘇對顧的「圍剿」。我是被命令參與此次「圍剿」的，親眼目睹了許多「好戲」——各種人的表演。那些對文藝界思想解放運動心懷不滿或對顧爾鐔個人抱有成見的人，都大打出手。沒想到正當他們「戰猶酣」的時候，一瓢冷水潑了下來。胡耀邦在聽了一些同志反映的真實情況後，尊重事實，順乎民心，收回成命，極「左」派認為的「鐵定」之案被平反了。聽了這新精神，我們奔走相告，歡欣鼓舞。記得高曉聲拉著我立即跑到顧爾鐔家去報告好消息。許多被迫參加「圍剿」而又一直無話可說、硬找話說、左右閃爍、言不及義的人，這時感到十分暢快。少數幾個批顧「英雄」大放厥詞，攻擊總書記「出爾反爾」；我們則說這樣實事求是的總書記真是難得。這時就冒出了江蘇「四條漢子」的問題。這不過是個比喻，指的是南京大學教授包忠文、南京師範大學教授甘競存、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陳遼，還有一位就是敝人。我們四人經常在一些文藝界的座談會上或公開出版的報紙雜誌上發表抨擊極「左」思潮的言論，尤其是在此次「圍剿」顧爾鐔的鬥爭中又有牴觸情緒，偶爾還冒出幾句犯上不恭之論。有人把我們的言論向許家屯打了「小報告」，許家屯便內部下達了一個所謂「四人三不准」的指示，就是我們四個人一不准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二不准在文藝界的各種聚會上露面，三不准在廣播電台、電視台的節目中出現，一句話，在媒體上全面「封殺」。好在許皇帝只能治江蘇，我們的文章還能在外省或全國性的刊物上發表。著名劇作家、文壇老將陳白塵聽了這事之後說：「許家屯是有名的『許三版』——常常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整整三版的大文章。當年不讓在江蘇排演我的《大風歌》，就是這位『許三版一版定』的，如今又『版定』你們四人『三不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不要怕。」
直到許家屯被調香港，「四人三不准」的禁令才被取消。江蘇的老領導劉順元、惠裕宇等進京告許家屯，材料中曾提到他破壞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隨意剝奪「江蘇四位批評家」的發言權。許家屯在江蘇待不下去了，卻得了一個主持香港新華分社的美差。「土皇帝」的一套在香港當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很快就反「土」為「洋」了。看他在海外發表的言論，他是擁護改革開放、擁護鄧小平的，這當然很好。我自然也不計前嫌，暗起敬意。1992年春，我赴美訪學，路過洛杉磯，有人告訴我：「許家屯就住在星雲大師的廟裡，你如去訪他，說不定他會請你吃一頓素餐呢。」我真想去看看我當年的「許書記」，說幾句心裡話。我一向認為，脫了烏紗帽的官就有心裡話可說。如果就著素餐，遠離政治利害，冷冷靜靜地說說那發生在1975年至1983年間的他與我的二三事，那將是很有意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