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記載：綜合「談心會」前後看來，實際上是以姬鵬飛、吳學謙為主導，要拉我下台的會。在北戴河就想發我的「通報」未遂，又變成搞「談心會」，實際上是開批判會、鬥爭會，他們還把會議內容印成不是簡報的「簡報」，向中央領導層造輿論，李先念勸我退休，趙紫陽問我同姬鵬飛的關係，都說明中共中央某些人，可能打算要我退下。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圖源：優酷視頻截圖）
一九八六年夏天，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到北京開會。到了北京，辦公廳接我的人告訴我去北戴河，中央負責人正在那裡開會，姬鵬飛也去了。
我到達北戴河，先去看望姬鵬飛，他沒有對我說什麼，讓我先休息幾天。第二天，派秘書送了兩份材料給我，是準備作為發給各省市的中央文件的草稿，一是關於香港工作的，對各地去香港的人員作了一些規定，其中對港澳工委當時的工作有評論。第二個文件是中方在起草基本法時應掌握的幾條原則。我看過之後，看出第一個文件實際上是批評我們在香港的工作，是針對港澳工委，針對我的。事先一點招呼也不打，就這樣擬定文件交中央政治局討論，打算以中央正式文件的方式，把我的「錯誤」向全國各省市、各部委通報，這是很不正常的。
我上午看了文件，中午就給姬鵬飛打電話，我說：「兩個文件我看過了，對《基本法》這個文件，沒什麼意見，另一個文件，我有意見。這個文件定稿沒有？假如沒有定稿，假如在中央會議上討論，我準備發言，提出我對這個文件的看法，我請示你，這樣處理如何？」
姬鵬飛表示要考慮一下。晚上，他叫秘書通知我，他同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商量了，明天中央開會，只討論基本法那個文件，另一個文件條件不成熟，這個會上不討論了。這件事就暫時這樣過去了。
自從我到香港工作，港澳工委升級為正部、省級，直屬中央管理，國務院港澳辦公室與香港新華分社成為同級的「兄弟機構」。按中共組織原則，地方黨委對中央部委在工作上接受指導，與王匡時期港澳工委在黨內地位相比，不同在於：廖承志個人代表中央管理，改變為直屬中央管理；王匡在日常工作上的匯報請示，不能直接上達中央、國務院，及任何中央負責人。我到任後，按組織原則，港澳工委的報告，只須報中央或國務院即可，中央、國務院收文後，秘書長或常務書記、常務副總理會批給有關部門提意見或辦理。我開始幾個月也是循此處理的。以後聽到反映，港澳辦、外交部有意見，我就把對中央、國務院的匯報請示，改為「中央、國務院，並港澳辦」，如屬黨務問題，則僅向中共中央報告，如屬外交問題，則為「國務院，並港澳辦、外交部」；同時，對純屬事務性、部門性的問題，不以工委、香港分社的名義，概由部門直接向港澳辦、外交部報告請示。胡啟立曾對我說：「報告提頭（即稱謂），不必提港澳辦，我們會批給有關部門辦的。」我為緩和關係，還是用「並」報辦法處理。姬鵬飛是黨內資深黨員，我的老上司，我對他本來就尊重。他當了港澳辦主任，受中央委託，主管港澳工作，是我的頂頭上司。我有需要向中央、國務院請示報告的事情，除文字報告外，口頭的報告一般都先向他匯報，聽取指示。
這些年來，在港澳工委的幹部調配上，在大陸幹部到香港新華分社工作的調配權限上，做了很大的改變，實際上改變了港澳辦的權限，他們的牴觸很大。在我們的要求下，港澳辦放棄了調配一般工作人員（科員級）權力，讓港澳工委自己處理。然而對幹部調配權，他們遲遲不放。後來中組部出面干涉，決定科級幹部由工委自己選擇、任命，護照手續由港澳辦、外交部辦理。以後又放寬到處級。最後確定，副部長一級的幹部也由工委自己提名和決定，報中組部批准；組織手續由中組部辦理，外交手續由港澳辦、外交部辦理。放寬到這一級，港澳辦的情緒究竟如何，我自然不便猜測。
從對我上任的冷漠到對深圳會議的消極對待；從視察九龍城寨引起的議論到「本子風波」的處理，我逐漸感覺，在對香港的認識和具體工作方針、政策上，自己與港澳辦、外交部存在許多矛盾，而且一直在延續和發展，雖然這個「通報」性的文件暫時不交中央討論了，事情並沒有過去。我預感，不久還將有事。
北戴河會議以後，北京與香港新聞界都傳出我要調動的消息。對這些傳言，我沒當一回事。我明白自己是超齡服務，隨時準備退休；但我一貫的總之，中央讓我在職一天，我都應盡力把工作做好。
過了兩個多月，港澳辦通知我，要召開一個負責人談心會，由外交部、港澳辦、外事辦公室，和港澳工委四個單位參加，要求工委去三個人，沒有指名，我決定李儲文和鄭華同我一起去。
我看會議參加者的名單，港澳辦是李後、魯平，外事辦公室由李鍾英參加，外交部是周南和柯在鑠，但柯在鑠請假沒出席（究竟是真有公務還是迴避，就不得而知了）。
談心會在中南海召開，由姬鵬飛主持。會議開始，姬鵬飛要我發言，我感覺會議似乎是針對我的，我就講：「我不知道要發什麼言，談什麼心，還是你們先談吧。」李後就先發言，講我在中央關係上處理不當，他沒舉什麼例子，只是把周恩來對外交工作的指示讀了一遍，大意是：在外交問題上，中央對駐外機構授權有限，大事一定要請示，不能擅自主張，李後講，香港新華分社也是個外交機構，不能違背這個原則。雖然沒有點名，實際上是指責我在這方面違背了周恩來的指示。
魯平接著發言講群眾工作，說我到香港以後，在群眾工作上，過分張揚。在有些方面，給人形成第二權力中心的感覺，把大陸的一套，搬到香港去了。
周南的發言，主要是批評我在香港工作方針報告中，關於「香港社會正在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說法。認為這個估計不恰當，香港絕大多數人是愛國的，不存在「三大」。並說，這是毛澤東的語言，不應該用。
一上午主要是他們三人發言，看來事先有準備、有分工。下午，針對他們的說法，我做了發言，我也講了三個問題，一講對形勢的看法，二講中英鬥爭，三講統一戰線、群眾工作。
我說，「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是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開始後，香港發生的事實情況。香港人雖然對英國近幾十年的統治有不滿之處，但由於香港經濟的發展，基本上，香港人是滿意的。對中國卻存在疑慮。對於香港回歸祖國，在道理上，在民族感情上，有些香港人擁護，有些心理不用戶，嘴上說不出口。即使擁護的人，也害怕將來生活受社會制度改變的影響，心理上動盪很大。
英國不願意交回香港，搞殖民地撤退的那套辦法，實際上是對社會進行分化。香港因要收回，本身已在分化，加上英國人的動作，形成了大規模的分化。具體表現包括：相當多數人贊成英國以主權換治權的主張，不贊成我們的主張；移民人數在增加，資金外流在發展……這些都是動盪、分化深刻的現象。
從社會階層、意識形態、所謂親中親英來分析，兩極分化日趨激烈，當然也有人對雙方都不相信，離開香港。社會改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趨表面化。
我講，對這些情況的分析，可用也可不用「大」字來形容，用了不一定不對，毛主席晚年犯過錯誤，不等於毛主席講過的話都不能引用。
對李後的觀點，我指出，香港地位同外國不一樣，它既是「外國」（因為是英國殖民地），但中國又不承認它殖民地的合法性，我們要收回主權。香港新華分社是外交機構，又不完全是外交機構。我們港澳工委在香港未收回之前，鬥爭對象主要是英國人，我們天天同英方打交道，假如像駐外機構那樣，每件事都要等北京答覆後再做，不僅你們不勝其煩，我也不要做事了。大事我會請示的，但我不可能像純粹的外交機構那樣，事事請示。
至於「第二權力中心」的說法，是否真是那樣，我們可以不必討論。我在香港也是盡力避免外人有這種印象的。但是面臨即將收回香港，作為中國派駐在香港的機構，需不需要公開做工作？既然黨中央、國務院派我出去，我就應該代表他們做群眾工作、統戰工作；當然，在方法、形式和內容上，同大陸應該有區別，但總要公開做工作。如果不公開，豈不是自縛手腳嗎？
第二天，他們要李儲文和鄭華發言。李儲文的講話，同李後、魯平、周南完全一致。後來我才知道，他到了北京，即先去看望他在上海地下黨時期的老上級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吳學謙，預先知道了這次會議的「底」，就一反常態，完全站在港澳辦一邊批評我。鄭華對我做了一些批評，也做了一些解釋。
我們三人發言之後，李後、魯平又講了話。李後發言主要是批評我，講我驕傲，對他們的意見一點都沒有接受。魯平發言講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多方面的，有時候這方面矛盾突出，有時候另一方面矛盾突出，不能講主要矛盾是中英矛盾。
他們發言之後，還要我講，我表示時間不多，明天再講。這時姬鵬飛開口了，講了十幾分鐘，批評我在香港的工作犯了「左」的錯誤。
真是出乎意外，我意外他們會批評我「右」，卻給帶上「左」的帽子。我才意識到，他們所列舉我的「錯誤」，加上具體如九龍城寨事件，特別是「本子風波」等，都屬「左」的錯誤。（鄧小平肯定「本子風波」：「你講得對」，是這次會議以後的事。）
會後，我考慮姬鵬飛的表態，意識到這個會的不尋常，本來講是談心會，卻做了詳細的記錄，印成「簡報」，實際上是「繁報」，把每個人的發言都記下來全文刊登在「簡報」上，發給中央常委、書記處書記、總理、副總理。從發的範圍說明問題之嚴重，實際上是開了對我的「批鬥會」，他們是有備而發，是北戴河事件的繼續，我再發言已是多餘的，至少在這個範圍內是如此。我改變了主意，決定會上不再講話。
第三天的會議，一開始姬鵬飛就要我們港澳工委的三個人發言，李儲文表示完全同意姬對我的批評，也「上綱上線」，批評我犯了「左」的錯誤，並列舉了他認為我「左」的事例。鄭華僅做了一些解釋。我簡單地表示了態度，說：「我原來準備發言的，現在不準備講了，你們的意見，我考慮；但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作為共產黨員，按黨章辦事。以後，大事我會向你們請示。你們怎麼說，我就怎麼辦。」
他們看我這個態度，知道沒有辦法繼續下去，只好怏怏收場，結束了會議。
談心會剛結束，李先念的秘書打電話告訴我，先念同志最近身體不好。我表示要去看望他。當天，我就去李家。
李先念見了我以後，沒有談這次會，寒暄一番之後就講：「你歲數不小了，辭職吧。」我回答他：「我早就想不做了，是中央要我做的。」李問：「哪些人要你做？」我講：「不久前，胡耀邦還說要我做。」李講：「假如胡耀邦要你做，你就做下去吧。」
從李先念處出來，我思索他的話應該事出有因。鄭華告訴我，當天下午，趙紫陽把他找去，仔細詢問了會議情況，在得知李儲文發言情況後，趙紫陽表示：「這樣子，他們怎麼能夠合作下去。」
我回想起這次到北京，接觸到習仲勛、楊尚昆，都讚許我在香港的工作做得好，習仲勛甚至說：「有人講你是香港的鄧小平，中央很滿意。」和港澳辦、姬鵬飛的態度完全相反。我有必要在中央搞清楚。
我先找胡啟立，要找胡耀邦談話，胡啟立要我先同趙紫陽談，我就同趙的秘書約，趙沒有馬上回話給我；我想找鄧小平，但覺得這些事情太具體、太麻煩，又涉及我個人，不合適。
正在猶豫之中，恰好鄧朴方來看我。以往每次我去北京，鄧朴方都會同我見面，或是我約他，或是他主動找我。見面之後，我向朴方講了會議的情況。
可能朴方回去向鄧小平反映了。隔了一天，趙紫陽約我去談話。我知道他與姬鵬飛先談了十幾分鐘。趙紫陽首先肯定我在香港的工作，然後告訴我：「小平同志決定，要你在香港繼續工作一段。」我表示，按自己現在的想法，不想再工作下去；中央的決定我服從，我想只工作到十三大（黨的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八七年底召開）。
趙紫陽聽後一愣，沒有再說什麼，他問我：「你同姬鵬飛不是老同事嗎？為什麼關係搞不好呢？」我沒有答覆，只是笑了笑。
我對趙紫陽講，到現在為止，中央組織部沒有派第二把手，我沒有得力助手，工作有困難，同時，也需要有一個接班的人。耀邦曾經表示考慮過幾個人，後來又說不行，希望中央進一步再考慮。我還要求：工委的領導班子要再調整一下。趙紫陽同意了，讓我與姬鵬飛商量具體的人事安排，再告訴中央組織部，並要我回香港之前，同姬鵬飛談一談。前後也只是談了十幾分鐘。
談話後，我即去見姬鵬飛，告訴他趙同我談話的內容。看起來，趙同姬也是談了這些內容，因為他已經差不多都知道了。姬鵬飛聽到我講，在人事調整問題上，趙要我同他商量時，很感動地說：「趙紫陽一貫是尊重人的」，表示很滿意，我徵求他意見，讓李儲文退休，他立即同意了。
我和李儲文共事三年多，一開始對他極為信任，極為重用，幾乎言聽計從；對他的工作，我也全力給予支持。
不久新華社外事部有人向我反映，李儲文在私下批評我，甚至說，李可能想當社長。我搖搖頭，表示不相信。
吳學謙數次出國訪問，途經香港，李儲文都不告訴我，逕自去機場迎接，並陪送到深圳，不讓我接觸，我未曾懷疑，因為李儲文分工管外事，吳學謙是他業務上的頂頭上司，不和我打招呼，只以為是他的疏忽。
後來，曾在上海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告訴我，他以前在上海是個「兩面派」，見風使舵，原上海市委副書記趙行志，同李在地下黨時期就一起工作，關係很好。粉碎四人幫後，蘇振華、彭沖主持上海市委，李在這一時期觀點同市委與趙行志是完全一致的，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肉麻地吹捧趙行志。可是批判華國鋒士氣，中央派陳國棟、胡立教、汪道涵主持上海市委，他們發動批判蘇振華、彭沖為首的上海市委，李儲文立刻應聲轉向，反過來公開批蘇、彭、趙。上海的老同志稱他為典型的「風派」。
他們警告我：「你要小心！」我還將信將疑。
共事一年多之後，我發現李儲文比較專長具體事務；但做領導，進行全面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工作，並不適應。自己做可以，調動廣大幹部一起做不行。我想，這可能是與他以前長期在宗教界工作、經驗狹窄有關，我曾數次要求他拿出一個他所分管的統戰、宗教工作的規劃，遲遲拿不出來，使我深感他缺乏負責全面工作的能力和經驗。
李儲文在社會上反映大致還好，也有負面反映。國民黨政府時代，李儲文在上海徐家匯教堂當牧師，曾為現在香港事業發達的「上海幫」的某些人士或子女洗禮。這些人士私下一輪：共產黨太可怕，李儲文表里不一、深不可測。
李儲文在機關內的反映比在社會上的差。他分管的幾個部門曾反映：他工作不放手，對下屬不信任，只信任他從上海調來的那幾個人，而且動不動就發脾氣罵人。我只當個人氣質、修養看待。
他從上海調人來，事先沒向我打招呼，調來後，也不告訴我；後來參加會議，我看到有不認識的人，詢問以後才知道怎麼回事。他負責台灣工作，對一些台灣、美國的秘密關係不告訴我，只講這些關係的代號；與他們接觸事先不講，事後也不告訴我結果，直到要向中央發報，需要我簽名時，我才有機會知道。這是違背組織原則的，不管多麼重要的關係，都應該告訴我，因為這樣信任我，派我在香港負全責，除非中央有講許某人不可信，不要告訴他，否則不可以這樣做。
即使這樣，我仍然與他保持合作共事的態度。
但是，這次他在「談心會」上的表現，證明他確是個「風派」，工委討論方針時他是表示贊同的，突然一百八十度轉彎，進行否定和批判。這樣以來，他對香港工作的認識已與我意見不一致了。我對香港問題的認識與做法，獲得中央的肯定，他卻站在港澳辦、外交部一邊，對我進行全盤否定，如何繼續合作呢？況且他已到退休年齡，也該退下了。
綜合「談心會」前後看來，實際上是以姬鵬飛、吳學謙為主導，要拉我下台的會。在北戴河就想發我的「通報」未遂，又變成搞「談心會」，實際上是開批判會、鬥爭會，他們還把會議內容印成不是簡報的「簡報」，向中央領導層造輿論，李先念勸我退休，趙紫陽問我同姬鵬飛的關係，都說明中共中央某些人，可能打算要我退下。
當時香港傳言，我要調回大陸。北京則有傳說，周南要來接我的工作。我曾詢問中組部主管港澳幹部的某副部長，他力言中央沒有交給任務，也沒有這個考慮。並說：「周南不是這塊料子，他只有辦外交的經驗，香港需要的政治家。替你找二把手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對象，也是這原因。」還說：「他從聯合國調回來，是因為他內部人事搞得很糟，又有『私人』把柄給外國人抓到，怕他出大問題，怎會再讓他去香港呢。」看來，當時要周南接我工作的打算還沒有落實到中組部，在等待「談心會」後再定。
我向鄧朴方談這件事，只不過是想把是非曲直搞清楚。我確實是想退休了，所以我才對趙紫陽講，工作到「十三大」。
宋任窮和中組部分管港澳幹部的副部長一齊約見我，徵詢港澳工委班子改組的意見。
我提出方案——李儲文退休調回，毛鈞年、喬宗淮提為副書記、副社長，並要求中央選第二把手，幫助我掌握全盤工作，便於接我的班。那位副部長建議：陳達明也屆退休年齡，可考慮和李儲文同時調回。我領會這是為了不過分刺激李儲文，表示同意，但提出陳達明是廣東人，情況熟，可否循祁鋒例，當顧問，留港工作一段時間。宋任窮表示，同意陳達明留港幫助工作一段時期，不同意當顧問。至於提拔兩位新人，是我大膽的建議。他們表示原則上可以考慮，組織部將派人到香港就地考察二人表現，而後再定。交代我回港後，不要在工委討論老人退休的事，由中央決定；關於提拔信任，工委應廣泛徵求意見。
回到香港，我根據宋任窮指示，在工委機關「處」以上幹部中徵求意見，反應雖不一致，基本上是肯定的。中央組織部考察組來了以後，考察結論是：同意兩人任副社長，暫不考慮任副書記。考察組正副組長向我介紹了考察情況，並徵求意見。我不表反對，同意讓毛、喬二人在實際工作中考驗一陣，再考慮是否當副書記。
鄭華為人謹小慎微，完全視領導意見行事，工作不主動，欠缺趕緊，不適合當第二把手。我一再要求中央另外派人。胡耀邦很關係，主動提名吳官正來港。吳當時是武漢市長，不久，胡又告訴我，吳官正另有任用，不能來港，要我另外提名，並說：「江蘇情況你熟，可以在江蘇調人嘛！」我說：「我不想在江蘇調人，免起誤會。」因為黨內、社會上都有留言，說我搞「江浙幫」。胡耀邦點頭稱是。
原港澳工委絕大多數幹部是廣東籍。廣東臨近香港，語言相通，關係多，容易和當地人打成一片，是開展工作的有利因素。但由於前工委領導人思想上「窄」的影響，他們中有些人存在宗派觀念。要打破這種現象，必須在幹部任用上搞「五湖四海」。八四年，我在整頓組織時，向中央建議，從大陸抽調幹部，充實港澳工委。
除中組部直接從北京調派外，我要求在廣東、福建、江蘇、浙江四省和上海市選派人才。中央同意了，決定由中組部會同工委，赴四省一市進行選拔。工委派鄭華參加，經過一個多月，選拔了二十餘名新華分社部以上幹部，多是各地的尖子。如上海的譚茀雲（後任社長助理、經濟部長），楊振漢（諾貝爾獎得獎人楊振寧的弟弟，任東南信息中心負責人），浙江的張浚生（任宣傳部長），福建的翁心橋（任文教部副部長）等等。江蘇省我曾提名幾人，結果一個都未獲省委同意，後經交涉，才同意讓「秀才」牛釗調來，幫助我做文字工作。這批幹部和原有幹部關係大多不錯，也能較快適應香港工作環境，新華分社因而風氣一新，社會上出現的負面反應：「許某人搞江浙幫。」我想，這只是反映了內部某些人的反應。
國務委員張勁夫很熱心，他向我介紹：「朱鎔基（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當你二把手很合適。」朱鎔基以前是張勁夫部下，他很了解。他認為朱有水平、能力強、思想開放。我當然表示歡迎。兩人商量好，我向中央要人，他向中央推薦。過了一段時間，沒有消息，我再問張勁夫，他說：「中央已決定朱鎔基去上海當市長，你重新找人吧。」又沒有成功。
有人推薦當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李灝，可任我副手。還告訴我：他是趙紫陽在廣東就賞識的人，也因此調去國務院。要調用他，還得趙紫陽同意。我見到趙紫陽，就請他同意把李灝調香港，趙紫陽搖搖頭說：「你不要打他主意。」原來當時副總理田紀雲很倚重李灝，不願放人。可是，不久李灝調去深圳當市委書記、市長。田紀云為何又放他？後來我聽說，「李灝和田紀云為了某些事鬧翻了」。我私下慶幸，若不是趙紫陽不肯放手，我的麻煩可能也會很大。
我與姬鵬飛商量，可否調魯平到工委任第二把手，我當時對魯平印象較好：熟悉港澳情況、思想較開放。姬鵬飛說他已經報中組部升任魯平為港澳辦副主任，而後對我說：「已報了很久，不知什麼原因，中組部擱下了，你替我去查查，替魯平做些解釋。」他知道我和中組部關係較好。我問了有關副部長，得知原因出在文化大革命時，魯平也「造反」，寫了攻擊領導的大字報。我當時替魯平說好話：「李後在文革中表現不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如果不嚴重，現在認識了，就算了吧。」不久中組部批准魯平的任命，是否因我的說項起了作用，我則不敢肯定。
幾經波折，工委副書記仍由鄭華擔任。
當時的公安部長王芳找我，要調張浚生回浙江。（王芳曾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是「老浙江」）王芳說：「張浚生不想去香港，我曾答應他兩年調回，到省里工作。」張浚生自己也向工委提出，要求回浙江工作。
張浚生來香港工作前，任杭州市委副書記、副市長。省委已決定，調任副省長。張浚生本人知道，不願調香港工作。由於港澳工委，中央組織部指名「借用」，經王芳「說服」才就道的。
張浚生工作積極，適應力強，思想上比較開放。王芳和我談他時，我已向中組部提出，提升他為副社長。中組部原則同意，待考察組考察後再定。王芳知道後表示：「這樣安排也可以了。」
中組部提出，擬派潘曾錫為副社長，據說是姚依林推薦的。潘曾錫曾任中國船舶總公司副總經理，我同意了。這是，張勁夫又向我介紹外貿部副部長王品清，表示他雖然已屆退休年齡，本人希望到新華分社當副社長，管中資業務。由於中組部推薦潘曾錫於前，我已同意，並也打算安排他協助鄭華分管中資業務。我就向張勁夫說明情況，他同意收回推薦。
港澳工委委員多達三、四十人，在香港現實條件下，不易開全體會議。我向中央建議，改組為短小精幹型的新工委，由社長、副社長及澳門分工委書記組成，便於隨時集中議決問題。為配合即將開展的澳門基本法草擬工作，建議中央將原擬由南光公司代表中國政府出面的做法，改為設新華社澳門分社，周鼎任社長。
經過兩個多月，中央批准新的工委：
工委委員、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
工委委員、副書記、副社長：鄭華。
工委委員、副社長：毛鈞年、喬宗淮、張浚生、潘曾錫。
工委委員、澳門分工委書記、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周鼎。
既然鄧小平和中央要我繼續工作一段時間，我除了向趙紫陽提出調整班子的要求外，還提出港澳辦對香港工作缺乏整體打算，沒有完整的指示，又不對我們曾經寫過的報告表示意見。我對趙紫陽講，我希望在原報告基礎上再做些調查研究，重新向中央寫一個香港過渡時期方針、政策報告，請中央批准，使我們工作可以有依據。我說，我會把這個事情告訴姬鵬飛，趙表示同意。我又對姬講，姬也表示贊成。回香港後，我花了三、四個月重新寫了報告，並把報告草稿送港澳辦提修改意見，結果他們只是對文字提了一些意見；對內容，原則上沒有提修改意見。
我就把報告正式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當然也送港澳辦、外交部。在報告中，我堅持了談心會中講的自認是正確的觀點，例如對香港的分析，我堅持「動盪、分化、改組」的說法，有變動的只是把「大」去掉。關係中英關係，我仍然強調，香港在過渡時期中英鬥爭是矛盾的中心，過去我們提「中英關係有聯合，有鬥爭，以聯合為主，以鬥爭求聯合」，現在把聯合改為合作，講中英關係有合作、有鬥爭，以合作為主，以鬥爭求合作。對統一戰線工作，強調主要對象是中間力量，繼續強調從做大資產階級、大右派工作著手，以此為突破，以影響擴展中間力量；堅持依靠工人階級，廣泛開展愛國統一戰線是香港工作的兩翼。群眾工作堅持提勞資兩利，不僅做好勞動人民的工作，還要做好居民工作、屋邨委員會的工作等等，基本上在原有報告基礎上，加了一些說明。
報告送中央後，趙紫陽當面對我講，你們這個報告寫得很好，我們原則上都同意，具體問題上你再徵求徵求姬鵬飛，看他們還有什麼意見。我認為趙紫陽講的這個「我們」代表了中央和國務院。我把趙的意見告訴了姬，他沒提什麼意見，我講：「你們都同意，最好有個文字的東西給我，以後，我們的工作就按報告執行。」我的意見是讓港澳辦替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文字的東西，答覆我們。我想，在「談心會」最後我說過：「以後大事我會請示」，這報告就是「大事」，姬鵬飛當時口頭答應了。我希望有個文字上的根據，以防萬一。可是以後一直沒有下落。
在香港工作上，不少事情都是港澳工委主動；我想，港澳辦、外交部對此是有意見的。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姬鵬飛召集不少會議討論具體問題，我們也提了不少建議，如未來政府體制方面，我們做了研究，有幾次會議，是工委提出要匯報才召開的。李後、魯平在不少場合發表談話，香港社會反應激烈，我們認為也有不夠妥當的地方，我幾次向姬鵬飛提出，要李後、魯平少講話，如果要講，最好事先多做些考慮。有一、兩次，我還當著李後、魯平的面提出這樣的看法。姬鵬飛都沒有表態。
這些矛盾，發展到「六四」以後，就更激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