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寫道：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鵬聲嘶力竭地在北京黨政軍幹部會議上宣布：學運是「動亂」，要反擊動亂，楊尚昆宣稱已調動軍隊進京。趙紫陽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我感到趙紫陽可能給攆下台了，局勢將會急轉直下了。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圖源：優酷視頻截圖）
一九八九年一月，方勵之致函鄧小平，要求大赦、釋放因西單民主牆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國內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分別聯名寫公開信，給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表示支持方勵之的建議，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體制、釋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還有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識界、科學界人士紛紛呼應，發起簽名支持運動，中國的政治氣候大有山雨欲來風嘯滿樓之勢。我在香港也強烈地感覺到，一場政治風波即將來臨。
我要新華分社的宣傳部門收集，並整理香港和國際社會的反應，開始採取每天通過新華社（小分社）的傳真，向中央、國務院提供外界的信息，供他們參考，以期在處理這一事件時，能注意外面的反應。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學生開始走上街頭，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數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並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負責人接見，可是中央沒有一個人去見他們。我和新華分社幾個副社長在香港電視上看到這一情況，大家都認為這樣處理不當，趙紫陽和李鵬為什麼不可以出面見見學生？自己不見，可以派個秘書去見；全然不顧影響，讓學生跪幾個鐘點，實在無法理解。學生是出自愛國，出自對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有什麼可怕，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什麼怕見群眾，怕見學生呢？對於中央負責人這種脫離群眾的做法，我們很不以為然。
北京學生從遊行請願，發展到天安門靜坐，從要求中央領導人接見，到要求和中央領導人對話，都沒有得到北京領導人及時適當的處理，形勢發展日趨嚴重，外界反應強烈不滿。我憂心如焚，專門將香港記者在北京攝錄，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學運情況的錄影，以及香港傳播界的反應，專人送給趙紫陽及中央辦公廳，希望引起他們的注意，早日妥善處理。趙紫陽看了之後，對去人的表示，比他在北京當地了解的情況要多，要求陸續給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趙紫陽離開北京去北朝鮮平壤訪問。第二天，李鵬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北京學運的情況，他們擴大情況，甚至歪曲、謊報事實，使會議得出結論：學生運動是「有組織，有計劃，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綱的嚴重政治鬥爭」。會後，李鵬向楊尚昆表示要向鄧小平匯報。四月廿五日，鄧小平見了楊尚昆、李鵬等人，鄧聽取匯報後，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和政治局會議對學生運動的定性。
李鵬在鄧小平表態後，連夜就通知北京市黨政機關傳達鄧小平的講話和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並發電報通知各省市黨委。他並要求胡啟立組織《人民日報》撰寫社論，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公開聲稱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黨員幹部萬人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投入這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我得到消息後，感到很不對頭。當時分析，確實有少數外國勢力、反共勢力介入學運，甚至有的在後面對學運起了一定的操縱作用，但是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把整個運動定性為「動亂」，是把問題看嚴重了，對廣大學生和市民來講，是打擊了一大片，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也是極不策略的。
社論發表後，激起廣大幹部、群眾強烈反彈。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近十萬人上街遊行，雖然北京市委已通過各組織，嚴令凡在行動上支持動亂者，輕則開除，調離工作，重則逮捕法辦，但學生遊行時，仍然受到北京市廣大市民、幹部群眾的熱烈響應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學生運動矛頭主要是對著李鵬的，社論發表後，情況就變了，開始把矛頭直接對著鄧小平。一些接近鄧家的高幹子弟中傳出，「鄧小平被李鵬出賣了」。學生運動的「升級」，迫使袁木、陳希同等不得不出面與學生代表「對話」，他們堅持學生運動是「動亂」的僵硬態度，不僅未能使學運絲毫趨向緩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數百名學生開始絕食請願，第二天，絕食學生就數以千計，天安門、北京市、全國都沸騰了，譁然了，不時傳出有學生不支暈倒送醫院的消息，絕食的學生還在增加，甚至有的開始絕水，這種嚴峻的形勢，才逼使李鵬出面，與絕食學生代表對話。在電視實況轉播中，李鵬擺出大首長的架式，居上凌下，看不到一點共產黨做群眾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鵬一方面對學生代表講：「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同學是在搞動亂。」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絕食學生的請願要求，不願意與學生代表進行實質性對話，不肯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李鵬還表示，他會在適當時候說自己看法，實際是宣布不會改變《人民日報》社論對運動的「定性」。對絕食學生代表繼續進行威脅，態度惡劣，令人實難忍受。我與新華分社內一些同仁看後，反感異常，認為共產黨相信依靠群眾的傳統，給李鵬全部丟光了。他不出來對話還罷，出來對話後，形勢肯定將進一步惡化。
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鵬聲嘶力竭地在北京黨政軍幹部會議上宣布：學運是「動亂」，要反擊動亂，楊尚昆宣稱已調動軍隊進京。趙紫陽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我感到趙紫陽可能給攆下台了，局勢將會急轉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鵬簽發的戒嚴令，激發了北京、香港聲勢更大的反抗活動，形勢更加嚴重。北京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撤銷戒嚴令，「李鵬下台」的口號響徹北京，連中央、國務院許多部門都有人打著橫幅參加了遊行，聲勢空前。
香港市民這一時期一改過去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積習，發起愛國運動，絕大多數從愛國、愛港，支持改革、要求國家進步、共產党進步出發，參加面之廣，左、中、右各方都捲入，從大資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計程車」司機、小販都有。有幾位中年大資本家親口告訴我，他們參加了百萬人大遊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誠在記者訪問時，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愛國運動。有些大商場舉行了「義賣」，將收入或利潤捐出，支持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滿街的小商小販，也紛紛自動舉行同樣的「義賣」活動。那一段時候，香港的愛國洪流，席捲絕大多數香港人及香港每個角落，史所空前。
新華分社和中資機構絕大多數工作員工，也無例外地，自動卷進這一洪流，成為運動中異常突出的一部分，在香港新華分社和中資機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門學運開始後不久，新華分社內、中資機構內，即開始有人參加社會上支持北京愛國學運的活動；在新華分社內，還出現簽名支持愛國學運的活動。
鄭華是負責黨務和組織工作的，他提議應予制止。工委討論時，我講：「不要叫制止，叫勸阻，假如勸阻不成，那就隨他去，不要強迫！」「部長、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幹部，無論如何要說服他們不要參加社會活動，不要去簽名。」
實際上，當時幾乎所有的部長、副部長都已簽了名，聽到工委的決定後，大部分退出了簽名，還有少數幾個人堅持不退，鄭華問我怎麼辦？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強迫。
這時，新華分社一些幹部，不僅去參加遊行，而且把香港新華分社的旗幟打出去了，徐海寧還在跑馬場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對這些，我也囑咐，不要責備他們。我們還決定，左派群眾團體、左派工會可以去參加遊行，可以打出旗號，領導人也可以公開出面參加遊行或其他活動，我認為，在香港當前這樣規模的群眾愛國熱潮中，如果群眾團體領導人不參加，就會嚴重脫離群眾，群眾團體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會大大削弱力量。主動參與，方能保持和群眾的聯繫。後來，發展到遊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鄧、李、楊的口號，我們決定左派群眾團體不要喊這種口號，我們指出，這是過激行動。
對香港左派報紙《文匯報》、《大公報》等，我們也採取同樣的方針，對他們的報導，沒有加以限制，讓他們客觀地報導北京學運的情況，以及香港支持學運的消息。對報紙本身的言論，也沒有進行限制，只要求他們少發一些。
李鵬下令北京市戒嚴後，五月廿日，副社長張浚生告訴我，《文匯報》社同仁準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反應，擬在兩個詞內擇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復何言」。報社同仁討論後，多數人主張用「夫復何言」，張浚生考慮用「痛心疾首」，徵求我的意見。我知道不可能阻擋，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後果很嚴重，我還是點點頭，表示同意，說：「你去處理吧。」明確地示意我贊成他的意見。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在《文匯報》頭版社論欄出現，引起很大震動，北京很惱火，李鵬要港澳辦追查這件事，我要他們答覆北京：香港不同於大陸，我們會妥善處理的。頂了回去。後來這件事發展成一次不小的風波，我將在後文再敘述。
從我個人情緒講，看到香港市民群眾這樣熱情地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看到香港空前規模的遊行、集會、募捐義賣活動，心情十分複雜。五月廿日以後，香港受颱風侵襲，掛八號風球，狂風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華分社門口，通宵達旦地徹夜靜坐，請願唱歌。我在十二層樓上的臥室，看著下面風雨交加，歌聲、口號不斷，心中百感交集。共產黨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以前，為了人民群眾利益，領導他們反對國民黨統治；現在，反過來了，群眾向共產黨示威、提要求，共產黨不僅不能滿足他們，還要鎮壓他們。面對這個我無能為力的場景，我無法入眠，看著樓下群眾在風雨交加下，不顧一切席地而坐，聽著他們悲憤的歌聲和呼喊，我眼淚止不住地直流。
一九八九年四月卅日，趙紫陽從平壤訪問回國，第二天打電話給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動身，並把香港傳媒界反映這次北京學潮的許多材料、錄影帶，帶去北京給趙紫陽。
五月三日，趙紫陽在中南海住宅內，與我談了近兩個小時。他一開始就問我對這次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這是愛國的運動，是支持共產黨改革的運動；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進一步發展，有些人是擔心改革會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訴趙紫陽，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後，接觸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況，支持學生運動的人很廣泛，包括廣大的黨政機關幹部。社會上最積極支持學生的人有兩種，一是個體戶，一是企業經過改革後的主管人員，這些人在改革中獲得利益，擔心政策改變，走回頭路。
我講：「這次學生運動，可以看出有水平，口號相當策略，提擁護共產黨，擁護鄧小平，一方面表達出多數人確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幫他們出主意，我估計可能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一些年輕教師、研究人員，不排除某些外國勢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勢力的介入、參與，但運動的主導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稱學生運動為「動亂」，激化了矛盾，我認為這是極為不智的。我聽說北京市的廣大幹部和市民都很震驚，多數人表示不同意社論的看法，罵鄧小平；也有人講，鄧小平上了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的當。據說李錫銘、陳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報告說，學生要暴動。陳希同甚至講，給他五萬軍隊，可以馬上鎮壓下去。看來鄧小平聽信了他們。
我提出：「還是應該疏導、分化，不能鎮壓，應該爭取學生的絕大多數，把極少數反共、搞破壞的人孤立起來。」
我還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再犯錯誤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搞垮了，出現了『三信』危機。這幾年靠了小平同志。現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趙紫陽聽後，表示：「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別強調：「我們一定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信。我願意出面承擔責任。我們要向小平同志說明真相，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說：「事實上，《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我也有責任，我在平壤，中央將社論草稿發給了我，徵求我意見，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負責，我願意公開由個人承擔。」
他又說：「學生們要求廉政，反對貪污，懲治『官倒』，反對特權，這些都是我們黨提出的，現在學生和群眾支持，是好事嘛。我們要通過對話，對於群眾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準備向常委建議，採取一些具體措施，來制止、杜絕這些弊端。」
趙紫陽講了一些他的具體考慮，如反特權，首先要從中央做起，從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給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給予中央副總理以上幹部廉價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歲數大的老人，可以考慮緩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專機、專列（專用火車）、警衛制度，幾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慮輕車簡從。
對高幹子弟搞特權的做法，趙講：「我準備寫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調查我的子女，如有問題，就接受國法處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樣。」他還表示，要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來討論、制定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的措施。
我們還討論了其他一些問題，如：關於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問題，我建議，長遠來說，要考慮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銀行利息，提倡儲蓄，多吸收社會遊資。
我們還議論到「學自聯」和「工自聯」的問題，即在傳統的工會、學生團體之外，現在有了學生、工人的自發組織，應如何看待？趙紫陽表示，我們不要怕這些自發組織，可以讓他們活動，參加選舉。只要我們的群眾組織能代表群眾利益，不要擔心有人競爭。
趙講，現在主要的問題，一是爭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二是要徵求常委們的意見，改變決議。趙紫陽說：「請你幫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較談得來，請你把我們今天談的意見，特別是把外界的反應和你的看法告訴他，徵求他的意見。如果他同意，再請他去小平同志那裡，爭取小平同志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表示，他準備自己找李鵬談。他估計在常委裡面，喬石、胡啟立會同意，主要問題在李鵬、姚依林。
我義不容辭，接受了趙紫陽的委託。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楊尚昆約定。第二天，我們在楊尚昆家裡見了面，我把與趙紫陽談話的主要內容和想法，向楊尚昆講了，楊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楊還告訴我，他剛從人民大會堂回來，聽到了趙紫陽對亞銀年會代表團團長和亞銀高級官員的講話，認為講得很好。也碰到喬石，喬也很讚許。趙紫陽這個講話中，針對「四二六」社論中「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的說法，表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認為學生遊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他還表示，要通過與各階層的對話，來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後來，我知道，趙紫陽的講話在中央常委會上討論過，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書，也是趙的秘書鮑彤起草的。常委討論時，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加進去，趙解釋了一下，表示在這樣的氣候下，暫不強調。常委們也都同意了。
楊尚昆對我講：「我去同老爺子（指鄧小平）講，老爺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以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你告訴紫陽，讓他先這樣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我告訴楊尚昆：「外面傳說，這次不是趙倒，就是李下台。」楊尚昆斬釘截鐵地講：「一個也不下，趙、李都不下。」
與楊尚昆談話後，我打電話告訴趙紫陽，他又約我當面細談了我同楊尚昆談話的情況。趙紫陽告訴我，他也找李鵬談過了。但是他沒有講效果如何。
當時，趙紫陽在「五四」紀念會，以及對亞銀官員的講話，黨內反應很好，學生、社會的反應也很好，以致我和趙紫陽對當時的形勢估計都過於樂觀。趙當時對我講：「看來，這次學生運動還可能推動改革。」這樣，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後，在工委會內部傳達了關於處理學生運動的基本方針（沒有涉及中常委的有關情況），並討論了香港、澳門的有關方針政策，專門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報告，以配合趙紫陽在北京的工作，報告內容共有四點，基本上體現了在北京與趙紫陽的談話內容。
五月十三日，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們開始絕食了，連續幾天，加上國內外媒體的連續報導、渲染，學生絕食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有的學生甚至宣布開始絕水。
我專門打電話給趙紫陽、楊尚昆，建議處理學生絕食活動，不能再拖延了，是否準備幾百輛大客車，騰出醫院，動員醫生、護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員，都穿上白袍，在拂曉時，幾個人扶一個或抬一個，把絕食學生強制送往醫院，再封鎖天安門廣場，進行對話活動。我擔心如果有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矛盾就會進一步激化。他們兩人在電話中都講這是好主意。但後來我等來等去，始終沒有看到行動。大概他們那時也無能為力了。
五月十五日，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大陸，十六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戈氏時講：「今晚你還要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見面，這將標誌著中蘇兩黨關係實現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趙紫陽卻對戈氏講：「你今天上午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是你中國之行的高潮，我想這樣說，你同他實行了高級會晤，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係的恢復，我們兩黨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所以，我們兩黨實現正常化不是現在，而是上午。」接著趙紫陽又講：「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決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問題，仍需要鄧小平掌舵。」
我在電視上看到這條消息，就對幾位副社長講，這個話講糟了，他講這個話也許是好意，但這個時候講這個話，鄧小平要起誤解的。
果然，北京傳來消息，中央常委開會，鄧小平不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趙紫陽辭職了。但十九日凌晨，趙紫陽仍去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後來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開會，一直開到凌晨，否定了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意見，趙在會後即去廣場看望學生，含著淚講，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愛惜身體，並講他去晚了，對不起同學們。
我在香港知道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消息後，因為新華社大樓門前也有日夜靜坐、絕食的香港學生，我就決定也去看望他們。
在現場，有記者問我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我完全同意趙紫陽總書記的看法。
當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鵬板著面孔宣布北京市戒嚴。
五月廿二日，中央來電報，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計是關於中央改組的事，即於廿三日到北京。在機場接我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神色迥異於往常，很緊張。他告訴我，北京市公安警察已不能執行任務，市面上由工人、學生、居民沿途設卡，查詢行人車輛，遇到政府、軍隊車輛，隨時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現在黨、政、軍、機關用車，車牌一律都換用一般市用車牌。我們從飛機場去住處，為免麻煩，須繞道而行。這位副主任還告訴我，中央已將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調來，來時為免麻煩，下飛機後偽裝稱是醫生。我問他，中央調江澤民來幹什麼？他回答說，「不清楚」，只聽說已接管胡啟立主管的宣傳工作。我因趙紫陽沒有參加十九日的黨政軍幹部會議，心裡已有準備，也就不再詢問了。但我沒有想到，江澤民會任總書記。
廿五日，楊尚昆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游泳池一間休息房裡見我。當時，他們把北京市的情況估計得很嚴重，許多負責人都搬了家。楊尚昆、李鵬搬進了中南海，他們比鄰而居，一個住毛澤東的游泳池，一個住池旁毛澤東逝世時的住宅。在我等待他們召見時，我已經知道，此行是屬於中央「打招呼」性質，全國不少省、市負責人大多已來過北京，我屬於最後幾個人，至於打的什麼「招呼」，不用講，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楊尚昆沒有和我講到五月四日兩人談過的話題。一見面，就解釋：「常委決定，因為我和你及幾個人熟悉（楊尚昆沒有講是哪幾個），要我出面談話。」又說：「經常委決定，趙紫陽已停職。小平同志講，已經沒有路可退了，才採取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決定。」
我當時十分難受，一時講不出話來。半晌才講：「動用解放軍，千萬不要流血啊！」楊尚昆當即表示：「不會的，不會的。」並說：「幾位老帥，徐帥聶帥，也是這樣意見。他們也向中央提了這樣的意見。」又重複了一句：「不會的。」我便問：「誰當總書記？」楊尚昆回答：「還沒有決定。」隨即又補充說：「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考慮。」我立即鄭重地向楊尚昆說：「不能讓李鵬當啊！」楊也肯定地回答：「不會的。」
在這樣的問答過程中，我激動地流淚了。
楊尚昆又問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學運，以及駐港中方機構的情況，會見約二十分鐘後，他說還有事要處理，要我去見李鵬：「你去和他談談香港經濟方面的情況。」我想，是不是我剛才提過對李鵬的意見，他讓我去見李鵬，緩和我和李鵬的關係？
我辭別楊尚昆即去見李鵬。李的秘書說李去國務院開會，要我坐一會，他通知李鵬馬上回來。我在會客室方坐下，李鵬的老婆朱琳出現，和我打招呼，說：「你們在香港辛苦了。」擺出一副大首長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後，朱琳立即誇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堅持正氣，不怕人家反對，這陣子很不容易啊！」又說：「學生鬧得那麼凶，趙紫陽還去打他的高爾夫……。」嘮嘮叨叨，不可一世的乞丐。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沉默以對，她只好沒趣而退。
李鵬一出現，還未坐下，便責問：「《文匯》、《大公》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直接回答：「這是受天安門影響。」沒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覺，當時也不好對我怎麼樣，轉而以緩和語氣詢問香港情況，我便敘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情況。李鵬聽後，要我與港英政府交涉，讓港英政府出面，對運動進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匯報》、《大公報》事件，嚴肅處理。我當即向李鵬表示，「香港情況同大陸不一樣，處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頂回去了。李鵬聽後，怏怏不快，再也沒有表示意見。我沒有再按照楊尚昆的要求，向他談香港的經濟情況，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關於海南洋浦特區的開發問題。前文已述，我這是受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之託，再一次希望說服李鵬能儘快批准海南省委的報告，李鵬也重複了他按項目批土地的一套，推託過去。這是我和李鵬最後一次單獨談話，話不投機，不足半小時，我就告辭了。
在北京宣布學生運動為動亂以後，姬鵬飛兩次讓秘書打電話給我，向我「建議」（他大概知道我對運動的傾向），處理香港有關學運的事務按李鵬決定的三條指示：一、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一次動亂；二、對機關幹部和工人要進行正面教育，不參加支持學生的街頭活動，一發現情況，就要嚴格說服和制止；三、要堅持工作，堅持生產。
我們港澳工委討論後決定：李鵬三條照傳達，但是，如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還要按照三條執行。事實上，這是對這三條有保留的做法。與楊尚昆談話後，我回到香港，在工委會上傳達了楊尚昆的講話，並在機關重申了李鵬的三條意見。但大家並未因此對北京學生運動和香港群眾運動，改變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打電話告訴我：「北京開槍了！」因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裡是北京首先開槍的地點。
從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連續三天三夜，我沒有睡覺，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困了就躺在沙發上。這些時日來，我面前放了兩台電視機、一台收音機。電視每半小時播一次北京情況，電台每十五分鐘播一次北京新聞，實際上是連續二十四小時在播送北京的情況，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應。沒有言語能夠敘述我當時心情的矛盾和激憤。我想，共產黨變了，北京那些所謂的共產黨人變了，他們怎麼能夠站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去呢？我下決心要退休了，不幹了。我想，我在香港還有一個善後的問題，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機關幹部受連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後，儘可能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做些實際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產黨員不行了，並不等於共產黨就垮了，將來共產主義還是會實現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銷趙紫陽的職務，由江澤民繼任總書記之後，我立即請人帶給趙紫陽兩句話，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體健康」。帶信的人回覆我，趙聽後講了兩個字：「謝謝！」我想，歷史上堅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歷史終會還予他們公道，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真理是不會被泯滅的。
「六四」，中國共產黨向人民開槍，群眾流血了，香港人也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從九七「大限」心態出發，看到「六四」，聯想到九七後，自己也可能有類似遭遇，因而益發空前激烈地投入運動，「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號，明確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態，引起市民共鳴。「黑色」大靜坐，「黑色」聲討會，從各種大大小小的集會、遊行，以至上百萬人的大集會、大遊行，牽動了全香港，打破了港人歷來對政治的冷漠，幾近瘋狂地參加運動。過去，《國際歌》、《國歌》為共產黨、大陸人所唱的歌，現在香港人都唱了，一曲《血染的風采》，竟成了香港當時眾人唱的流行歌曲。這種借歌發揮的心態，真使人啼笑皆非。
受這個運動影響的人數，實際還遠超過參加遊行集會的人數，涵括全香港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
新華分社、左派團體內部的當地員工，幾乎都參加了活動。我們的基本群眾：愛國學生、工人、共產黨員，包括一些老共產黨員，相當多數都參加了這一活動。右派勢力也舉著台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公開參加遊行。從大資產階級到勞動群眾，政治上各種傾向的人士，甚至少數外籍人士，都參加了活動，在香港社會上形成一種現象：誰不參加這個活動，誰就受孤立、受歧視。
實際上，香港這一活動具有兩面性。一面是廣大群眾表達了空前對中國愛護的熱情，希望國家進一步改革、進步，支持學生要求民主、改革的愛國運動。另一方面則表現了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不滿、不信任和反對，以及不滿共產黨鎮壓學生，反改革、反進步的做法。
當然，不排除一些對中國共產黨采敵視態度，企望社會主義中國垮台的勢力從中起影響的一面。但應該講，這不是主要的。
因為各種勢力、各界人士都參加了運動，形成一個愛國的、反對北京當局錯誤政策的統一戰線，人心起了大變化，使得我們在香港多年爭取人心的工作，亦即愛國愛港的統一戰線工作，受到毀滅性打擊，使我們處在一種空前孤立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