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再次發生了恐怖襲擊，三個槍手，兩個炸彈，41個人喪生。這是伊斯坦堡國際機場第三次遭到炸彈襲擊，現場非常的慘烈。我詫異的是這麼大的事情並沒有像巴黎恐怖襲擊一樣在西方媒體引起很大關注。給我不好的感覺是，人們對待恐怖襲擊有種習慣了、日常化的反應。
土耳其伊斯坦堡機場爆炸41人喪生( Defne Karadeniz/GettyImages)
與此同時，英國退出歐盟這件事情帶來了很大的震動，李克強也罕見的發表意見說，不應該有這麼大的震動。但英國卻出現了後悔退出的說法，還出現了要把北非移民者趕出英國的暴力行為。我認為世界上很多地區出現了一種紛亂的場面，很多事情也正在出現結果。
而在中國過去幾個月里出現了少有的大規模的動盪，現在湖北的仙桃、潛江出現了萬人抗議活動，以及烏坎，還有報導說上海也出現了老百姓走上街頭維護自己的權益。從2013年到2015年這種現象相對很少，而時間再往前推，從2009年到2012年曾經是大規模這種群眾動盪性的活動。我們知道當時是周永康挑起事端激怒老百姓，從而竊取老百姓繳納的稅款作為維穩經費，從而武裝自己的政法委。周永康的強大就是這麼來的。
湖北仙桃市數萬名民眾抗議政府在市中心建垃圾焚燒廠，與數千警力發生激烈衝突。（網絡圖片）
烏坎村再出現抗議活動（網絡圖片）
在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2013年他經歷了吃包子、吃臭豆腐的過程，我們看到社會層面的動盪很少。但是到了2016年特別是最近一兩個月，群眾抗議活動明顯增多。和國際社會的形勢有所吻合，出現了不穩定。這種不穩定有著一種巨變蘊含在其中。現實的環境中大家有一種失控的感覺，不知道如何應對。
在這個大的背景之下，法廣有一篇報導《中共北戴河會議前最大一波督撫調任開始》，其實就是省部級高官一把手出現了很大的波動。
「今天（6月29日）下午，官方新華社宣布，原江西省省長鹿心社任江西省委書記；強衛不再擔任江西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原湖北省長王國生任青海省委委員、常委、書記；駱惠寧不再擔任青海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另有任用。原中央網信辦副主任徐麟升任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原網信辦主任魯煒不再擔任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職務。」
原網信辦主管魯煒（NTDTV）
我們跟大家分析了強衛遭到了和王岐山的單獨約談，他被拿下後，沒有說「另有任用」，魯煒被拿下也沒有說要調去哪裡。現在微博、微信上瘋傳魯煒被拿下，眾說紛紜這個人的仕途沒了。
也就是說這些地方大員的變更，對應著5月28日200名左右的地方大員，有的被約談了，有的被畫地為牢了。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種巨大變化的表現。
就在6月29日新華社公布這些地方大員任免的前一天，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問責條例。習近平主持的會議認為「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
其實「問責條例」就是殺官的，官越大，這個條例的傷害性越大，因為官越大，責任越大，覆蓋的面越大。用這一條打擊他的機會越大。
而這個事情非常蹊蹺的是，這樣的會剛一開完，第二天就給報導出來。你翻翻過去習近平主持的政治局相關會議，什麼樣的內容可以這麼及時的公布出來？這個時間性，說明習近平不允許這條消息公布有任何的耽擱，就把問責條例坐實了，把條例公布於眾然後用它來打人。那麼匆促說明用它的時間可能就在明天或後天。
問責條例出來在先，然後省部級高官調換在後，這是前後對應的。所以我認為習近平、王岐山和栗戰書有非常緊湊的時間表。一步步就是這麼走過來的。
我跟大家講過，5月28日習近平把兩個上將李繼耐和廖錫龍給拿下，這個消息到了6月11日和12日就在月刊《開放雜誌》上登出來了。大家知道月刊的刊登是需要時間運作的，但5月28日拿下兩個上將，30日把官員畫地為牢都是在同一個雜誌登出來的，說明發送消息和刊登消息的是一條線的。
我認為習近平在為一件事情做準備，不是為了十九大或北戴河會議。省部級高官就像棋子一樣，被人家擺弄的，重點不在他們身上。
文章中說：「對於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後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
所有的官都可能面臨問責。今天中國經濟出現狀況，主管經濟的官員，中共上層國務院的官員，過去的官員和現在的官員，只要你活著，都可以用這條追責。所以這是打官的，這是打大官的。打村長用不上這一條。
其中的「人民群眾反映強烈」，你說烏坎和仙桃算不算反應強烈？所以王岐山憑藉這一條就能打遍所有官。活摘器官反應強烈不強烈？所以，如果有北戴河會議的話，這就是在給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六中全會之前斬殺某些人準備東西。換句話說，政治局通過的條例就是在殺政治局以上的官，這才夠力度。
「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都是片湯話，講的都是機構。有著踢皮球的含義，所以我說中國踢球的精英全在官場而不是球場。
只有「領導責任」才是實實在在的。有名有姓的才叫領導，這些官員握有政黨權力，以黨的名義，以愛國的名義做了高級動物的事情，他們的罪狀就完全可以用上這個條例。
所以這個問責條例可以打擊所有的官，這個條例是黨紀而不是國法。就是我說的用黨的方針、黨的方式和黨的政策、黨的規矩和黨的原則以及黨的殘酷的滅絕人性的手段可以乾死黨本身，黨員中的精英。
與這種黨的絕對化統治相對應的就是人權的惡化，美國之音報導《英執政黨人權報告：這3年是中國六四後最黑暗期》中說：
「英國執政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周二（28日）在國會公布一份最新中國人權報告指出，過去三年（2013-2016）是繼89天安門事件後，中國人權最退化惡化的時刻。報告呼籲英國政府在中國人權如此黑暗的時代重新考量與中國的「黃金時代」關係。」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主席布魯斯(左)，林耶凡(中)和前香港總督彭定康(右)（2016年6月28日，美國之音江靜玲拍攝）
「黃金時代」的說法是習近平訪問英國的時候提出的，中國的很多買賣人是通過英國進入歐盟的。英國的這份報告主要是針對中國人權問題，這個時間段恰恰和習近平王岐山反腐殺官是吻合在一起的。大家看到，反腐殺官是中國現實中的一個層面，官場風聲鶴唳是應對這個層面。在這個背景下，社會層面再次出現了巨大的動盪，這種動盪從2013年以後顯得非常特別，包括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
很多人把中共的領導層看成是一體的，我認為實際上不是。人權和反腐是一體的，相互作用的。至於經濟下滑，我跟大家講過，習近平接過來的是盆屎，是江澤民89六四上台後造的一盆屎。屎盆子在習近平手裡面。
英國人認為中國人權出現巨大的倒退不就是表明誰也不能夠把共產黨穩定下來的現實場面嗎？反腐強調的是共產黨的絕對化，在強調黨的絕對化的過程中自然在社會層面出現了人權的對立，人權的迫害，這是一種連帶關係。經濟出現下滑，有錢的人拚命的向外跑。
中國現在的場面就像姜文在電影《一步之遙》中說的「跟老佛爺說好了要剪辮子，很高興出來，但他忽視了漫天大雪，只想著和老佛爺講好了，總想著老佛爺還能繼續延續下去，結果兩罈子酒喝下去，醒了，辮子被人剪掉了，那個哭。」他自己剪掉那叫改革，被別人剪掉了那叫革命。今天就是這麼回事。你以為和老佛爺商量好了，皇宮就永遠在那裡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