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22年以後強調，在1958年「反教條主義」之時：「迫於毛主席的決定，進行了批判，但我還是保護了一些人，特別是劉帥。」但是事情的實際過程，顯然較他的此番說詞更為複雜與曲折。因為正是鄧小平將劉伯承架上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滿足了毛澤東藉由批判劉的「教條主義」錯誤，以樹立自己獨尊的軍事權威地位的心意，並痛快地一了他與劉之間的歷史私怨。在此過程中，劉身心飽受煎熬。只是劉在會中被整到最後，也是由鄧稍事緩頰，使之在「大教條主義者」這頂政治高帽不離頭、自己有錯有責不離口的情況下，從會場上脫身。
決定劉伯承到會參加整風
鄧小平何以在14日的小組會議上力排眾議要劉伯承到會？何以在他與彭德懷的兩人談話中直接否決彭認為劉不用來的主張？首先，從會議操作的需要上，此事直接關乎前面提及的如何讓會議中的「反教條主義」主題更能聚焦的問題，也就是使會上批判能因有更具體的指涉對象，而有助產生「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效果。鄧小平驅使軍委負責人「邀請」軍隊「教條主義」問題的重要關係人劉伯承到會，確可對會議在批判「教條主義」問題上，起到火里添薪、助火旺燒的效果。何況，最先提出要劉與會的聲音，乃是出於會場中鳴放的意見。要劉出場，既有「民意」的基礎，還可以不挫傷「反教條主義」積極分子的革命熱情。
毛澤東、彭德懷對劉伯承的批判
在毛澤東決定改變會議議程大打「教條主義」後，劉伯承難逃一劫，他是被批責為「教條主義」大本營的軍事學院的創校院長，軍中「教條主義」瀰漫，他難脫責任，雖然已「南山歸蔽廬」，但仍然遭到「缺席批判」；更尷尬的是，在「老戰友」鄧小平的安排下，他還要奉命赴京準備檢討。
根據劉伯承的官方傳記的描述，劉在赴京前夜，因思緒起伏而無法成眠；在進京的火車上又失眠，致使左眼發紅；到北京以後，因罹患青光眼而眼壓飆高，不得不住進北京醫院，一邊治療，一邊準備檢查材料。「屋漏偏逢連夜雨」，劉伯承夫人汪榮華此時或也因其夫婿政治處境危急而高血壓病復發。即便劉氏夫婦接連病倒，政治的壓力仍排山倒海地向他們迎面撲來。
對於主導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走向的毛澤東而言，劉伯承來京待命檢討，對於會議正在進行中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可產生加碼、加乘的效果。毛澤東既認為這有戲可唱，豈會不思將之充分利用，進而將會議「反教條主義」的氣氛炒熱到最高點？6月23日，毛澤東在其召集的第一次軍委會議主席團成員和各組組長座談會上，就在煽風點火：
「伯承身上的舊軍閥習氣就完全沒有嗎？當著他的面我也要說，我看還是有的。他一到蘇區，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塊兒，軍事上完全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那一套。抗戰時期，好一點。解放戰爭初期，特別是進入大別山，也不行。辦了軍事學院，好為人師，搞起了老本行——教條主義，莫誤人子弟呦。」
毛對劉所作的嚴厲批判，無疑為全面批劉大開綠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正式開幕前兩天，5月25日，林彪方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其向毛澤東建言軍委會議方向後，欲在批劉上再立新功，並不令人意外。彭德懷也與毛澤東一搭一唱相應和。前述6月23日的同一場合，彭德懷表示：「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彭更將批劉「教條主義」結合歷史舊事，直稱：「不要忘了，紅軍時期，教條主義可是逼死過革命同志的！」毛澤東順著彭的話表示：「教條主義真是害死人唷！」毛、彭唱和下，劉伯承的處境因而益加艱困。
鄧小平節制對劉的批判
劉伯承必須抱病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乃是軍委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所做成的決定。對於犯了「教條主義」錯誤的劉伯承，鄧小平是贊同要給予批判的（他在1972年8月3日寫給毛澤東效忠兼自省的信中，仍堅稱「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對於軍委擴大會議上對劉一波高於一波的批判，鄧小平卻有所保留，特別是當對劉的批判，顯然已超出對他「教條主義」錯誤的指責之時。
在前述的鄧小平1972年所寫的信中，對於自己當時針對劉伯承問題與林、彭所作的交鋒，有如下回顧：
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甚麼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裡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甚麼作用的。
鄧小平在1980年與楊得志、楊勇、張震就「反教條主義」問題的談話里，還表示他當時曾直接就劉的問題向毛澤東反映。鄧表示：「「反教條主義」主要是整劉帥，最後還是我向毛主席提出來要保劉帥的。當時，有人對我說，「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講，沒有一個好的司令，我這個政委怎麼行呢？」
鄧小平這種主張只攻劉伯承「教條主義」錯誤而不扯其他的態度，在1958年7月19日他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大會講話中，有較完整的表述：
「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們是老搭檔了，你說他犯了錯誤，我心裡那麼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這幾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過去不好。不能說他多年來做的不是好事。如果這樣說，不公道。」
鄧小平親自為劉伯承戰時指揮能力與功勞作證，足讓林、彭啞口無言，有效地限制了會議高層對劉愈漸失焦的批判，也對毛澤東的相關態度造成了影響。6月29日，毛澤東在其召集的第二次會議主席團成員和各組組長會議上，針對劉伯承與蕭克的問題分別表示：
蕭克不僅有教條主義，而且有資產階級思想、軍閥主義、封建主義思想。劉伯承同志是黨內很老的同志，基本上是好的，很有能力，做了許多工作，主要是沒有破除迷信，有自卑感。兩頭沒搞好。一頭是他到中央蘇區時沒有搞好，一頭是革命勝利後在軍事學院一段沒有搞好。中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表現都好，這段時間長，工作好，很努力。所以兩頭短，中間長；兩頭小，中間大。
毛在講話中還提到要劉好好休息，可以不來開會作檢討，表示個態度就可以了。至於蕭克就沒那麼幸運了，毛表示：「蕭克是要發言檢討的。蕭克的錯誤是嚴重的。」當毛講到對劉的評價時，鄧小平也見縫插針地從旁表示：「劉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伯承今年已66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
對劉伯承的大會檢討
鄧小平在6月中為了避免「反教條主義」的號召在會議中熱不起來或熱不持久，透過軍委領導人半請半押地要劉伯承到會；6月底，也是鄧小平將劉伯承豎立為證成會議秉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的「標兵」，以防會議「反教條主義」批判過熱到將「教條主義」的「患者」全面燒焦、燒糊的地步。毛澤東雖然也為劉伯承講了些好話，並表示劉無須到會檢討，但還是要之「表示個態度」。易言之，劉多少還是得為其「教條主義」錯誤表達悔悟，以示中共中央「反教條主義」政策的正確。如何讓劉順利「交卷」，使之在程序上完備一名被黨搶救過來的「標兵」最後所需的合格條件，也是鄧小平要費思量的問題。
陳錫聯回憶：鄧小平在中央與軍方高層為劉伯承說項後，鄧「還讓我去看望一下劉伯承，請他寫一個簡短的發言，他自己不能寫，讓別人代寫也可以」。亦即就鄧看來，要劉作發言，形式上的需要乃大於內容實質。
但劉伯承對此卻很認真地看待。陳錫聯回憶：
我去了，把小平同志的意見也轉告了。劉伯承說：我寫，我自己寫，我不找別人。出來後，我看汪榮華在掉眼淚，忙問是怎麼回事。她說：劉老的眼睛快瞎了，青光眼很嚴重。我急忙打電話給小平同志，報告了這個情況。小平同志大聲說：不要寫了，事情會弄清楚的。
這位右眼已瞎、左眼又濁的元帥說到做到。劉伯承在南京軍事學院的下屬體貼地為他撰寫檢討發言的草稿，並主動分攤責任。然而，劉讀後不滿意要求改寫，最後乾脆自己動手伏案「大加修改，著重檢討自己」。劉伯承堅持要寫，固然是因為毛澤東曾言要他「表示個態度」，而且沒有一個適切的表態，軍委會議里被發動起來的「群眾」，也不會輕易讓他過關；從劉伯承的官方傳記所披露的數據來看，另外也不乏一種可能：劉自己做的雖是一個違心的檢討，但多少仍可在其中吐露一些實情，以曲筆的方式為己辯誣。
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一開始就栽了跟斗的粟裕，在寫完檢討報告後即交代秘書呈送鄧小平、彭德懷、林彪審閱。粟裕給彭、林看檢討報告，主要因兩人為軍中兩大「龍頭」；粟交給鄧看，則因鄧代表中央召開元帥會議，大有來頭。劉伯承「眼盲心不盲」，也知道鄧小平在會議中的關鍵角色。他完成檢討發言稿後，也交送鄧審閱與處理。
鄧小平處置的方式是自己不表態而讓毛澤東裁決。7月8日，鄧小平將劉準備在會議上講話的發言稿批報毛澤東：「這是伯承同志的發言稿，他要我們幫他看看。我已列印幾份送幾位同志幫他看看。現先送（這）一份看看。」鄧小平心裡可能的想法是：他此前已幫劉伯承部分解圍了，也就是將對劉的批判縮限在「教條主義」問題上，現在劉主要就「教條主義」問題作檢討，自己也就不宜再多說甚麼了。而且劉在檢討稿中所表示的態度，是否吻合毛澤東在6月29日要劉表示的「態度」，也只有毛本人說了算。鄧自不會越俎代庖，也可在此問題上，向毛表現出對其職權的尊重。
不到一日的光景，7月9日，毛澤東就對鄧小平批轉的劉伯承的檢討稿批示：「退小平同志，伯承此件寫得很好。所附七大講話一段，也好的。」劉伯承的檢討內容在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後，它還得交諸軍委擴大會議，讓會議的「領導」和「群眾」所接受。對於劉伯承到會檢討能否順利一事，鄧小平不敢輕慢，也頗下功夫。因為鄧得回頭向會中大大小小的「反教條主義」積極分子做工作，他們激昂的「反教條主義」情緒，追溯起來還是由鄧自己所煽起的。
鄧小平首先嘗試打通對劉伯承還懷有「革命義憤」、認為不能就此了事的軍隊高級領導人的思想。鄧在高層開會時表示：「這事我看就差不多了，眼睛快瞎了。」7月9日，鄧小平會同陳毅、聶榮臻、葉劍英、黃克誠等人研究劉伯承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言的有關事宜。同日，黃克誠在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聯席會上傳達毛澤東所言的「劉〔伯承〕是好人犯錯誤，蕭克是壞人」。無一不是為了讓劉伯承在預定10日進行的大會檢討能順利過關先行布置。
7月10日乃為同情劉伯承的人所痛心的日子。衰衰老矣、病痛纏身的劉伯承，在他人的攙扶下登台檢討。然而，與劉作檢討的政治氣氛極不搭配的是，台下將官聽眾衣裝筆挺、正襟危坐，他們在「有罪〔教條主義〕在身」的劉台上現身時，以及檢討發言結束後，對劉報以的竟皆是熱烈的掌聲。如此很難不讓人去想像這背後有鄧小平在事前的居中協調與安排。若真是有，也算是鄧為了「老戰友」在歷盡會議風波後能較體面地離場。
鄧小平在22年以後強調，在1958年「反教條主義」之時：「迫於毛主席的決定，進行了批判，但我還是保護了一些人，特別是劉帥。」但是事情的實際過程，顯然較他的此番說詞更為複雜與曲折。因為正是鄧小平將劉伯承架上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滿足了毛澤東藉由批判劉的「教條主義」錯誤，以樹立自己獨尊的軍事權威地位的心意，並痛快地一了他與劉之間的歷史私怨。在此過程中，劉身心飽受煎熬。只是劉在會中被整到最後，也是由鄧稍事緩頰，使之在「大教條主義者」這頂政治高帽不離頭、自己有錯有責不離口的情況下，從會場上脫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