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吳偉進入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及後來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任研究員兼鮑彤的秘書。2014年吳偉接受鳳凰網的專訪，結合當時熱播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吳偉講述了自己對華國鋒、鄧小平等歷史人物的看法，同時揭秘了很多中共黨史的細節。
華國鋒是具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圖源：Getty/VCG)
華國鋒，一直是黨史上一個面目模糊的人物。
有人說，在鄧小平等「老人家」復出的問題上，華國鋒設置了障礙；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華國鋒被視為是「反派」；還有人說，他阻礙了平反冤假錯案。
「現在看來，這些都是子虛烏有，」獨立學者吳偉對鳳凰網如是稱。
今年61歲的吳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進入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及後來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任研究員，著有《民主政治論綱》、《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研究》等。
鄧小平復出，華國鋒並無設置障礙
鳳凰網資訊：您覺得現在電視劇《鄧小平》裡，能充分表現華國鋒的本來面目嗎？
吳偉：大概還不能。這個劇是說鄧小平的，不可能有更多筆墨去講華國鋒。在歷史上，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起了第一位作用，這沒有問題。在鄧小平和陳雲這些老人家們的復出問題上，華國鋒也是沒有設置障礙的。
鳳凰網資訊：電視劇里，葉劍英去問華國鋒讓鄧小平復出的問題，華國鋒說的是「現在可能不太合適」。
吳偉：對，但我理解，這主要是策略考慮，他是說馬上復出不是很合適，要有個過程。他的意思是時機不成熟，四五運動不平反，被稱為「四五運動總後台」的鄧小平怎麼復出？據吳德回憶說，在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就說，要請鄧小平出來工作。另外，華國鋒對於真理標準討論，他是沒有表示反對，沒有阻撓的，而是說「真理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求「要搞清楚」。
有人把「兩個凡是」的帽子扣在華國鋒身上，實際上那都是當時管宣傳的汪東興指揮人搞的。有人說華國鋒阻礙鄧小平復出，有人說他阻礙平反冤假錯案，後來看來都是子虛烏有。再比如恢復高考，華國鋒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電視劇里就沒有提。這個事情必然是要中央會議表示同意的，當時華國鋒是主席，他在1977年的時候是「英明領袖」，沒有他的同意能恢復高考嗎，開玩笑。還有知青返城，一開始是生病的或者是獨生子女，逐漸放開，後來發生了雲南知青事件，推動了知青政策的調整，這個也要經過華國鋒同意的。
武力拿下四人幫？毛澤東沒有這個意思
鳳凰網資訊：按理來說，華國鋒應該也不是個簡單的人物，他搞四人幫的時候還是非常果斷，應該說也是個很有城府的人，他為什麼甘心情願交出權力？
吳偉：按照人們後來評價，華國鋒還是比較厚道的一個人。他之所以要搞四人幫，是他擔心四人幫反過來要搞他們，因為四人幫始終是想要取得國家的最高權力，當時毛澤東沒有把最高權力交給江青，而是交給了華國鋒，是因為毛覺得江青在政治局裡太不得人心。華國鋒這個人沒有大的野心，比較厚道，但華國鋒上台以後不斷受到江青四人幫的擠兌，江青成天給華國鋒出難題，讓他感到巨大的壓力。
鳳凰網資訊：關於解決四人幫是否毛澤東生前部署的問題，爭議很大。
吳偉：電視劇中借華國鋒的口，說「解決四人幫是毛主席的部署」。這話當時華確實說過。當時為了保持穩定和證明自己的合法性，華國鋒這樣說也算有情可原。但現在在電視劇里不加說明地使用這句話，使人們產生錯誤理解，好像用武力解決四人幫就是毛的意思，這就不對了。據編劇說，這樣寫，是因為毛澤東說過，四人幫問題，「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但毛說的解決絕不是要把四人幫抓起來，而是要打散四人幫，不讓四人幫搞小動作，你搞小動作不利於黨內團結，他希望江青等人要和黨內的老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們搞好團結。
《毛澤東年譜》記載，1975年11月4日毛在同毛遠新的談話時，明確地說，批江青不是要打倒她，而是要她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此話是在毛那個「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說法的半年之後，距毛去世僅10個月。據此，我相信毛澤東生前根本沒有要抓四人幫的意思。說毛澤東生前就部署了抓四人幫問題，這是瞎扯。
華國鋒用武力把四人幫抓起來，確實是大快人心。四人幫倒了以後，華國鋒並不可能做到一下轉過來，立即對毛澤東重新評價，否定文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理論，他沒有這個認識，也做不到。他必須還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把這些東西繼續當成全部政策的基礎，這就有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這時鄧小平已經復出，提出了「要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就為他後來否定「兩個凡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做了鋪墊。
接著，越來越多的「老人家」回到了領導崗位，他們對「兩個凡是」極其不滿。他們都是受文革迫害的，堅持「兩個凡是」就是堅持毛主席發動文革是對的，他們怎麼能接受？另一個，用老百姓的話說，我們回來了，你們不下我們往哪兒擺？就這個意思。
華國鋒是逐漸下來的。鄧小平被稱為「四五運動」的總後台，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四五運動」平反以後，老百姓對鄧小平是支持、擁護的，鄧小平的威望逐漸上升，政治局裡邊力量對比也發生了變化，文革當中上來的幾個人，包括汪東興等都受到了指責和批判，權力逐步縮小，慢慢地在退，華國鋒身上「英明領袖」的光環也在慢慢減弱。
「8·18講話」與華國鋒
鳳凰網資訊：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號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這是中共執政史上首次提出要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鄧小平還講到了一系列體制當中存在的弊端，指出之所以發生文革、個人崇拜、十年浩劫、黨內一言堂，都和黨內權力過分集中有關；提出了好的制度，可以使壞人無法做壞事；壞的制度讓好人無法做好事等。為什麼鄧小平要在1980年作這樣一番講話？
吳偉：有兩個背景。第一個背景就是當時中央要解決華國鋒問題。華國鋒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而華國鋒在毛逝世之後二十幾天就逮捕了四人幫，避免了中國被極左掌權的危險，這是立了大功的。打倒四人幫沒鄧小平的什麼事，鄧當時已經被打倒，當時主要是華國鋒、葉劍英還有汪東興等人做的決策。
鄧小平這些老人復出以後，逐漸掌握了黨和國家越來越大的權力，對他們的復出，華國鋒基本上持支持態度。華國鋒當時是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這三個黨政軍職務都在華國鋒一個人身上。而復出的這一部分老人家，像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這些人，都認為華是貫徹三中全會路線的障礙。他們認為華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陳雲甚至認為華是「造反起家的」，把華系人馬看成是自己重返權力中心的一個障礙。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就要逐步削弱華國鋒的權力，逐步從華國鋒手裡把中央的權力拿回來。1980年4月趙紫陽和萬里調到北京，實際上就是在做接替華國鋒的準備。
在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實質上就是對著華國鋒去的，目的在於「解決華國鋒問題」。鄧說權力不能過分集中，意思就是權力不能都集中在你華國鋒那兒。這個講話一開篇就講到中央已經決定華國鋒同志不再擔任總理，由趙紫陽接替等等，並且說現在進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可能在短期內不能完全完成這個任務，但是我們要把這項任務逐步進行下去。
說鄧小平的「8.18」講話實質上是針對華國鋒的，這不是我說的，而是這個講話的主要起草人鄧力群說的。小鄧在他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明確說到這個問題，他說這個講話實質上是對著華國鋒的，但是華國鋒看沒看出來，想沒想得到這個不清楚。後來接任華被任命為總理的趙紫陽在回憶錄中也是這樣說的。
鳳凰網資訊：鄧小平講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你剛剛說有兩個背景，除了解決華國鋒問題，還有一個是什麼？
吳偉：還有一個背景，就是鄧小平對文革的反思，對封建主義在黨內影響的看法。
1980年5月，當時黨內元老、曾經長期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李鐵映之父）找到鄧小平，和鄧小平談了幾個小時，主要是談黨內的封建主義影響，提出黨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肆虐，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所以在黨內大行其道，就是黨記憶體在大量的封建主義影響，對這個問題要進行充分的認識和反思。鄧小平聽進去了，表示他過一段時間也要講一講這個問題。
就是在這兩個背景下--首要是解決華國鋒問題，其次還有一個反對黨內封建主義影響的問題--由鄧力群找了幾個中央研究室的人，起草了講話。這個講話又送給胡喬木，胡喬木做了一些修改，「8·18講話」就是這樣產生的。
鳳凰網資訊：為什麼後來很少提「8·18講話」呢？
吳偉：和這個講話幾乎同時，1980年國際上發生一個重大事件，就是波蘭的團結工會事件。事件發生的第三天，胡喬木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說波蘭出現這樣的問題並非偶然，這樣的問題也有可能發生在中國。如果我們對這些問題沒有充分的準備和認識，中國也可能發生這樣大規模的社會騷動和所謂民主運動。
胡耀邦對這封信沒有正式表態，但是這封信很快被傳達到了中宣部。當時的中宣部長王任重提出，我們中國也可能發生這樣的事，要防止出現受人煽動的群眾鬧事，《黨和國家領導的改革》這篇講話要停止宣傳。由此所謂「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這個問題在社會上就慢慢冷卻下來。
過不了多久鄧小平和陳雲也發話了，陳雲講我們改革要慎重，要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步走；鄧小平也講，說黨和國家制度的改革要通過試點，要慢慢摸索，中央沒有部署，那就不能自行其是，中央要制定有關條例，但這個條例什麼時候出來，沒有下文了。
所以從1981年以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這事基本就不提了，一直到1986年經濟改革從農村發展到城市，原有的政府體制不適應經濟改革，成了改革的阻力，鄧小平又重新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口號，並且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所謂三個目標，叫做「活力、效率、積極性」，指的是黨和國家機關的活力、政府的效率以及群眾的積極性。這個時候提出的政治改革，和「8·18講話」當中提出的要解決的問題，就不完全一樣了，「8.18講話」提出要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問題，而1986年鄧小平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叫做「活力、效率、積極性」，我認為是從「8·18講話」大大地後退了。
1979年理論務虛會談到資產階級民主
鳳凰網資訊：1979年1月，中央開了一場「理論務虛會」，現在已經很少被提及。有研究者稱，當時這個會議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胡耀邦開始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提出撥亂反正，反對「兩個凡是」。「兩個凡是」到底是誰提出的？
吳偉：有人講這是華國鋒提出的，實際上是汪東興手下的一幫文人們提出來的，在1977年2月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社論。
這兩句話實際上就是說毛主席定下的東西都不用動，包括毛主席當年文化大革命的決策，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的理論，以及包括1976年的四五運動，都不能得到改正。所以當時黨內相當一部分人對這「兩個凡是」是不贊成的。特別是鄧小平1977年復出以後，黨內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被打倒的老幹部重新又回到體制內，回到領導崗位，這些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感同身受，深惡痛絕的。
如果不能為四五運動平反，不能改變毛澤東時期定下來的一系列冤假錯案，這些老人家們重新回到領導崗位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兒，包括鄧小平。因為當時說鄧是四五運動的總後台，是「幕後黑手」。如果四五運動得不到平反，他重新上台就沒有合法性。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1978年5月，胡耀邦藉助「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那篇文章，逐步掀起了黨內大討論，各方面都發表意見，都開始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思，對毛澤東時代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和決策提出反思，這樣就大大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兩個凡是」在黨內越來越沒有市場。特別是在這段時間，西單出現西民主牆，社會上一些有識之士要求為四五運動平反，對文革進行反思，對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那一套東西進行批判，提出了民主、人權、憲政的一些要求。
對這些東西鄧小平一開始的態度是支持的。後來1979年1月中央開了理論務虛會，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大家暢所欲言解放思想，總結文革的教訓，提出了反對封建主義問題，也提出了為四五運動平反問題。會上還有人講到民主、人權以及黨和國家體制上存在一系列的弊端。特別是嚴家祺提出了要解決黨的領導終身制的問題，李洪林講到領袖和人民的關係問題，這在當時來講都是讓人振聾發聵的。
務虛會正在進行當中，1月27日，胡耀邦向鄧小平作了匯報，鄧小平也講了一番話。鄧小平的這次談話，表明他對於資本主義民主的起源、發展和歷史地位，「好的東西要大大發揚」，對於巴黎公社的選舉和「把主人變成公僕」的制度，對於俄國「十月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的教訓，對於「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是自己國家的主人」等等這些問題，都是曾經有過明確認識的。
鳳凰網資訊：怎麼看鄧小平這次談話？
吳偉：鄧小平的這番話，是現在能看到的他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問題，對於怎樣防止所謂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這個問題，講得最明確最深刻的一次。遺憾的是這次講話並沒有收入《鄧小平文選》，官方也沒有公開發表。這是我從《胡耀邦思想年譜》裡看到的，因為這是胡耀邦向鄧小平匯報，並且胡耀邦傳達的鄧小平的談話，所以收入到這本書裡邊了。
另一方面，西單民主牆這種民間的民主運動，也逐漸地發展為不滿足於貼大字報小字報，後來就有人開始辦刊物搞演講，甚至成立群眾組織，並且慢慢從北京蔓延到上海還有一些大城市，加上當時的知青返城問題，社會上所謂不安定因素開始大量出現。
就在這個時候，在理論務虛會的第二階段結束之後，1979年3月底，鄧小平做了一個講話，叫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從這個時候開始，所謂「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格局開始逐步形成。鄧小平一方面支持在農村開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另一方面，又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時，黨內開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如何看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黨內和社會上都有不同的聲音，有人主張文化大革命應該否定，毛澤東也應該否定。而鄧小平在1977年復出的時候，給黨寫信，信里寫到要完整準確理解毛澤東思想。在起草「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時候，鄧小平更強調了不能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共產黨，就是否定我們自己。
趙紫陽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幕後
鳳凰網資訊：趙紫陽擔任總理之後，提出中國經濟發展要走出一條新路來，就是由計劃經濟走向「商品經濟」。這個所謂「商品經濟」，跟「市場經濟」有什麼不同？
吳偉：趙紫陽在一次會議上曾經明確地說，「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因為那時候不敢叫市場經濟，傳統理論說市場經濟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不能搞市場經濟，當時就繞了個圈，提出叫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個提法理論界在8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來了，並進行了各種討論，但爭論也很大。許多人仍然堅持「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要「以計劃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黨內高層也有不同意見。陳雲的想法是逐步讓中國經濟回到計劃經濟體制的軌道上去。這個他比較熟門熟路，提出了著名的「鳥籠經濟」理論，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則支持商品經濟。
1984年10月要開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會上要通過一個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這個決定起草過程中，起草組就有不同意見。當時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入到城市，城市經濟體制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特別是由於大量知青回到了城市，你總得有一條活路吧，就業怎麼辦？就開了一個口子，允許辦個體戶，辦個體經營執照，開小飯店的、修鞋的，各種各樣的個體戶，農村也開始大量出現社隊企業，私營經濟逐步開始萌芽。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總理的趙紫陽，他的想法就是中國不能再走計劃經濟這條路，中國應該走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共同的道路，就是市場經濟，當時不能這麼叫，就叫做商品經濟，再加上一個「社會主義」的標籤。
在起草這個文件的時候，怎麼能繞過陳雲的「計劃經濟為主」？趙紫陽就寫了一封信給陳雲，提到第一，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這沒問題；第二點他說計劃經濟也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叫做指令性計劃，一部分叫做指導性計劃。這個指令性計劃當然要由國家來做，而指導性計劃是由國家做出個規劃，劃出一塊，讓市場按照價值規律進行調節，實際上等於把經濟劃成兩塊，一塊是國有經濟、計劃經濟，一塊是市場調節的「商品經濟」。陳雲覺得也有道理，你國家計劃不可能全都計劃進去，你得有個指導性計劃，陳雲就接受了，然後李先念也接受這個想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個說法就寫進了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共十三大又提出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原則，由此開始，中國的經濟改革就確立了市場經濟這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