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有一種說法，稱是因為他同意十三大後鄧小平退休。對此，趙紫陽並不認可，認為鄧小平沒有這麼狹隘。只是胡耀邦一句同意鄧小平退休，幾乎得罪了幾乎所有的黨內元老。因為一旦鄧小平退下來了，所有的老人難免都要退下來，就等於觸犯了一批老人們的利益，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本文摘自第46期《領導者》雜誌，作者吳偉，原題為《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後的博弈》。以下為原文部分摘錄。
胡耀邦因何慘遭罷黜眾說紛紜(圖源：AFP/VCG)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共歷史上以改革開放而著稱的大會。就在大會舉行前不到一年的1986年年底，正當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向深入發展，政治體制改革藍圖的設計工作在趙紫陽主持下剛剛開始進行的時候，風雲驟起。一場學潮引發了黨內的巨大震盪，黨內左派勢力趁機發動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一霎間反「自由化」的陰雲籠罩全國。如此下去，十個月後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將會成為一個反「自由化」的大會，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可能出現嚴重倒退甚至夭折，這是黨內外一切擁護改革的人們所不願看到的。
這場巨變是怎樣發生的？鄧小平在這個時候為什麼要支持「反自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如何面對這種巨大的壓力？代理總書記趙紫陽為扭轉反「自由化」所造成的不利局面，為十三大的召開創造一個改革開放的政治環境做了哪些努力？本文將對這些問題，作一簡要地回顧。
一、風雲變幻：「反自由化」與胡耀邦辭職
1986年下半年，鄧小平多次重提政治體制改革的談話，國內掀起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熱潮，加上在寬鬆的政治環境下的大量的有關政改的宣傳，極大地激發了知識界和青年學生的政治熱情。他們擁護政治改革，支持發展民主，並且希望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推動這場改革。1986年是基層選舉年。許多學生要求舉行自由選舉，並自薦參加競選。但是選舉中的諸多限制和根本違反普選原則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們的極大不滿和憤慨。12月初，學潮因此而開始從安徽爆發，很快就漫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長沙等大城市。為了防範學潮漫延到北京，北京市委加班加點，起草了一份對遊行示威作出種種限制的《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於12月26日由北京市人大會常委會通過，從而加劇了北京各大專院校學生的不滿。12月底，大規模的學生遊行終於在北京爆發。與1985年那次以「反日」為特點的學潮有顯著不同的是，這次學潮中各地學生提出的口號，集中於發展社會民主，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利、開放言論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頭直接指向四項基本原則，指向一黨專制。
在這次學潮初起時，12月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書記處會議，對當時形勢做了三點估計。第一，全國當前政治經濟形勢是好的，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學生當中出了一些問題，但是不影響全局形勢。對出現的問題要做具體分析，其中確實有學校管理不善的問題，也說明民主生活方面有問題。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驚小怪。要民主是個世界潮流，包括台灣也正在出現這方面的變化。第三，要善於引導，學會引導，不要壓，不要一下子頂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也在這個會上發了言。他在談完經濟形勢以後，談到了大專院校學生鬧事問題。他認為學生提出的好意見要採納。隨著形勢發展，中國的民主勢必擴大，這類事件估計今後還會有。我們不能禁錮，搞得鴉雀無聲，像東邊鄰居那樣，那很危險。不禁錮，就有提高本領的問題。會上，趙紫陽還介紹了已經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情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萬里在會上也談到，民主是世界性潮流，確實是這樣的。台灣、菲律賓、南朝鮮民主的發展，對國內也會有影響。這就需要我們有相當的本領，我們確實缺乏這個本領。怎樣與社會對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戈巴契夫講公開性，我們要與社會對話。第一，不要出大亂子；第二，不要希望沒有這些事情；第三，要學會與社會對話。
12月中旬以後，學潮並沒有如中央書記處希望的那樣，慢慢平息下來，反而有繼續漫延的趨勢。12月24日下午，中央三直機關黨委召開聯合會議，通報「學生鬧事」的情況。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在會上介紹了學潮發生的過程、規模後說，此次學生鬧事的特點，一是借民主自由和反官僚主義作文章；二是出現串聯；三是出現少數違反憲法的口號。他特別強調，「今年是第一次直接攻擊了鄧小平同志」。接著，他分析了出現學潮的原因，認為，學生鬧事的後台，有三個東西，一是西方輿論，二是港台輿論，三是我們內部搞自由化的人。他說，有一個要不要改革的問題，還有一個怎麼改革的問題。在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中，都有人要搞西方模式，對改革的干擾很大。從事改革的同志，也有不清楚的認識。
在這個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傳達了22日上午中央書記處開會研究學潮問題的意見。他說，書記處對形勢的基本估計是，不會發生大的動亂。鬧事的，只是少數搞自由化的人，少數「四人幫」的殘渣餘孽。現在沒有動亂的基礎，首先中央是團結的。書記處的結論是，不能掉以輕心，要慎重對待。
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家教委主任的李鵬也講了話。他說，重點是北京，北京鬧不起來，全國就亂不起來。要爭取大多數人，孤立與暴露壞人。明年還會有這樣的事情，要積累經驗來進行這場鬥爭。
面對社會上聲勢越來越大的學潮，主持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簡稱中央政改辦）工作的鮑彤和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們都憂心忡忡，擔心會不會由此引起局勢變化，特別是高層的政治格局的變化，以至影響正在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發生變化。筆者當時也在政改辦工作。身處中央高層機關，一方面通過不同渠道能夠了解一些高層動態，另方面也有著特殊的政治敏感。作為政改辦的領導者，鮑彤可能比我們普通研究人員了解更多，擔心也更多。為了緩和學潮，讓學生和青年能夠冷靜下來、認真思考，他決定以個人名義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社會主義的幼駒與資本主義的老馬及其他》。在他寫作過程中，筆者就看到了稿子。鮑彤確實是文字「大家」，文章通篇沒有口號式的語言，不是板起面孔，以大道理去教訓人，而是以平等商量的口吻，循循善誘，入情入理，文筆生動，不落俗套。文章幾天以後發表在1987年1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引起了廣泛的好評。趙紫陽在後來幾次會議上都表揚了這篇文章，說它是近來少見的能讓人讀得進去的好文章之一。
12月26日下午，中央政改辦召開全體會議，傳達了兩天前中央三直機關黨委聯合會議上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的講話，並介紹了學潮的最新情況。之後，辦公室研究人員圍繞學潮問題開始了內部討論。討論由鮑彤主持，並且一直延續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的討論，緊密集中在鮑彤提出的「圍繞學潮，聯繫政治體制改革」這個題目上，幾乎所有的人都發了言。大家的認識基本一致，認為，不應該過分強調學潮中個別壞人的作用，這個問題宣傳過多，會引起學生的反感和一些人對政改的疑問；也不應因學生提問題的方式不對，就抹殺其中合理的成分。改革中存在一些問題沒有理順，基本目標還沒有解決，學生著急可以理解，不應該完全歸結為壞人搗亂，歸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要把學潮看成是不正常的東西，共產黨是搞學生運動起家的，不能怕學生運動。學生大部分是愛國的，應該肯定。但是應該看到他們不了解情況又有急於求成的思想，應該研究學生當中有哪些要求是值得思考的，合理的，堅定我們改革的信心。這麼大的一場社會變革，引起一定的社會震盪是不可避免的，在實現民主化的過程中社會震盪也不可避免。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黨雖然提出來了，但從宣傳輿論引導上還不夠，本來可以抓住民主自由這面旗幟，把它作為一個漸進的過程講清楚，我們不去講，使一些人憑空想像，胃口就會弔得很高。
在大家發言結束後，鮑彤發表了他的看法，一口氣講了16點，大意如下：
（1）對學生事件要做冷靜的質和量的分析，中央書記處對學生事件的分析是恰當的，處理方針也是正確的。這次，是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發生的中等程度的社會震盪，不必驚慌。
（2）這次事件，對我們研討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很有啟發。必須正視政治體制改革中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設計方案不能輕率，給社會造成過高期望值。必須堅定改革，因勢利導。改革是減少此類震盪的根本條件。
（3）堅定的推進改革，是大的決策，不要因一時一事而改變。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央根據長遠的全面的利益做的決策，不應該受到學潮這種偶然事變的干擾。
（4）所謂堅定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要通過改革從根本上創造一種安定團結的機制，通過多種矛盾的相互制約，來達到安定團結。
（5）要使不好的事情轉化為好的事情，消除它的負面作用，加強它對改革的推動作用。如果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背離了它的出發點。
（6）對青年學生要有個基本的估計，他們不是異己分子，不應該怕他們。應該保護他們的民主意識，使之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力量，引導他們朝正確的方向發展。
（7）也不能否認學生中有盲目性，這不可避免，正像我們黨在工作中也有盲目性一樣。學生會從中得到教訓，會懂得搞運動無助於民主政治建設。建設民主政治要以安定團結為前提，以長治久安為目標。自由和民主都是有規範的，他們要有社會責任感。
（8）學潮中有一種人值得注意，就是愛出風頭，危言聳聽，好出奇談怪論的人。這種人不一定是別有用心的，而是愛出風頭。應該有一種機制，使少見多怪變成見怪不怪，我很贊成社會應該有個排氣閥，有個正常狀態下的防震機制，這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我們不一定能改變這些人的思想，但可以得到教訓，找到一種機制。
（9）現在的中央領導比毛主席要高明，能注意到劃清合法和非法的界限。合法的東西，儘管你不喜歡但也要學會容忍，對非法的要給予法律制裁，這是個了不起的進步。
（10）通過這次依法處理學潮，會推動我們健全法制和依法辦事。
（11）在領導方法上，地方和基層組織也有進步，過去是站在學生和群眾的對立面，現在一些地方第一是表示不贊成，第二是可以參加進去，在內部做工作，這證明還是有效的。
（12）這次學潮，對克服官僚主義也有好處，至少對官僚主義有所震動，使他們有所顧忌。
（13）當然學潮的處理當中也有缺點，就是我們的工作還跟不上，黨、團的基層組織都相當脫離群眾。黨、團組織如果不脫產，可能會更好些。如果因為這次學潮，就增加多少脫產政工幹部，必然會適得其反。新時期思想工作要有新方式，新內容。要有治國安民的新措施，要考慮怎樣才能使黨組織既加強了對群眾的引導，又不站在群眾的對立面，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14）我們的新聞界嚴重的不適應，在這方面，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國民黨並不封鎖消息。在這個問題上，慎重是對的，但要想點新辦法，各大城市的黨委應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恐怕還是要報導，可以在本市報導，不一定全都由新華社通稿。到底是諱莫如深好，還是公開各種意見讓大家思考好？封鎖不住又不採取對策，這不高明。
（15）應該有一種根本的引導。同志們提出的可否把政治體制改革大體上已經確定了的東西，通過一定渠道發布一下，當然這要由中央拍板。但一個根本的引導可以做，比如對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教育宣傳。如何說清楚我們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這就是一篇大文章。不要把社會主義說得十分完美，當然也不是一無是處。
（16）對於群眾鬧事，要有一個長期的精神準備。但是我們要有信心，我們會更成熟，群眾也會從事件中吸取教訓，更重要的是，領導要吸取教訓。我們不怕出這種事，怕的是學不會吸取教訓，如果吸取了教訓，那麼我們就成熟了。
政改辦這次會議的意見，會後由綜合組整理上報給了趙紫陽和中央研討小組。但是，也許政改方案設計者們的這次努力，要勞而無功了。
學潮的進一步發展，加劇了黨內的一些元老和「理論家」們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的不滿，他們認為胡耀邦對學生手軟。12月27日，鄧力群、王震、胡喬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楊尚昆七人一起到鄧小平家裡，分析了學潮的嚴重性和危險性，一致認為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領導無力的結果，認為胡耀邦應該對當前的局勢負責。
12月30日，鄧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談話。他態度嚴厲地說：「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狠。」鄧小平點名批判了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說要堅決把這些人開除出黨。接著，鄧又說：「這些人之所以這麼猖狂，傳說是因為黨中央裡面有個保護層。」這實際上就是不點名地批到了胡耀邦。鄧小平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還強調，「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鄧小平還特別對政治體制改革講了一大段看法。他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分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都不如，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說的這段話，從表面上看，是對學潮講的，這些話也都是他的一貫思想，但是在這個時候講出來，就不能不含有警示的意味。實際上，他也是在給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的趙紫陽敲警鐘。
鄧小平和老人集團對胡耀邦的不信任，由來已久。據楊繼繩在他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披露，趙紫陽在一次談話中談到，他認為胡下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堅決；二是胡耀邦對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談話。
第一個問題，鄧小平認為，如果將來老人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國自由化肯定要泛濫。他曾經讓胡啟立和喬石兩次傳話給胡，批評他對自由化太軟弱、對有些人不處理，說：「對自由化採取這樣放任軟弱的態度，是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現在外面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麼不講？」
引發鄧小平不再信任胡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胡耀邦1985年5月同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談話。鄧對這件事看得很重。這次訪談長達兩小時。在陸的提問下，胡耀邦談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鬥爭的情況。陸鏗回去後發表了長達兩萬字的《胡耀邦訪問記》，讚揚胡耀邦，批評保守勢力，從而在中央高層，引起了軒然大波。鄧小平對楊尚昆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從這時起，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開始想把他換下來。
當然，還有一種說法，說是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十三大後鄧小平退休。這種說法流傳的版本很多。但趙紫陽認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贊成鄧退休沒有直接關係，他在接受楊繼繩採訪時說：「這不是小平讓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鄧沒有這麼狹隘，他還是偉大的嘛！」筆者認為，趙紫陽這個話雖有一定道理，但是「鄧沒有這麼狹隘」，未必其他老人們也那麼「偉大」。胡耀邦一句同意鄧小平退休，幾乎得罪了幾乎所有的黨內元老。因為一旦鄧小平退下來了，所有的老人難免都要退下來。老人們剛剛平反和重返工作崗位沒有幾年，屁股還沒坐熱呢。從維護自己的利益出發，他們也不能讓鄧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鄧小平退休，就等於觸犯了一批老人們的利益，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
鄧小平和老人集團原來考慮到十三大讓胡「自然」退下來，平穩過渡。但學潮的出現和發展，讓他們不得不「提前解決胡耀邦問題」。在受到「反自由化不力」嚴厲指責後，胡耀邦「想到學潮將被鎮壓，一大批知識分子和好幹部將受到牽累，他徹夜難眠」。經過反覆思考，1月2日，胡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提出辭去總書記職務。1月6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談了話。此後，鄧小平建議舉行一次「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黨內生活會議」，對胡的錯誤進行批評，也要他在這個會議上做出自我批評。1月10日至15日，生活會由薄一波主持，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會議集中批評了胡耀邦的所謂「六點錯誤」，特別是胡「只反左不反右」的問題。胡耀邦違心作了題為《我的檢討》的發言。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作出四項決定：一，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二，一致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三，保留胡耀邦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四，以上決定提請下一次黨的中央全會通過。據當晚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會議公報說，胡耀邦「在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上有失誤。」
1987年的1月，風雲突變。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隨著胡耀邦的中箭落馬，迅速席捲全國。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遭遇了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天。
二、鄧小平的「左右互搏」
1986年12月27日，趙紫陽在聽取六屆人大五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匯報時談到，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存在各種利益集團；改革，就是要調整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關係，使之更有利於社會發展和長治久安。
那麼，中國最大的利益集團是什麼？就是中國共產黨本身。它的最根本的利益，就是要保證它對中國政治權力的壟斷。如果事實不是如此，如果真的像它自己所宣稱的那樣，黨是中國最廣大民眾的利益的代表，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那麼它就不會如此堅持一黨獨占政治權力，而會把選擇執政黨的權利交還給民眾。也正因為如此，鄧小平才一再強調，四項基本原則中，最根本的一條，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無論任何人背離、反對或是企圖改變中共的一黨集權的政治體制，鄧小平都不會容忍，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進行打壓。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鄧小平和老人集團一旦發現，或者認為胡所執行的政策會動搖黨的領導地位，威脅到這個國家的根本制度時，也會毫不猶豫地把他搞下台，雖然胡是他們政治上的恩人，在幾年前曾經為他們平反，使他們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幾年後趙紫陽總書記的被罷黜同樣證明了這一點。
從鄧小平的思想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從來都主張要有兩手，「兩手都要硬」。所謂鄧小平理論，總結起來無非就是兩句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從1979年3月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那一刻開始，這一格局就已經奠定了。鄧小平本人曾多次講過，四項基本原則是毛澤東的老東西，不是他的新東西。他之所以重新強調老東西，是為了尋求與毛澤東時代對接，為共產黨延續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只有改革開放才是他的新東西，是他的旗幟。這裡，蘊含著鄧小平的兩條政治底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核心是強調黨的領導，他絕不容許在他手中葬送共產黨的政權；堅持改革開放，他需要靠改革開放來挽救黨，挽救這個國家。這兩條底線，都是為了同一個政治目的，即鞏固黨在中國的統治地位。每當他感到改革開放威脅到黨的領導地位時，他就會出來大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每當他認為改革開放遇到障礙時，他就要出來大聲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鄧小平的這兩條政治底線，後來經過趙紫陽和鮑彤的加工概括，成為十三大提出的「黨的基本路線」中的「兩個基本點」。
但是，鄧小平也認識到，黨的領導要堅持，但黨的領導體制，這個國家的經濟、政治體制也必須改革。文革的教訓已經證明，舊有的領導觀念、領導方式、領導體制都不能再繼續進行下去了，堅持下去，只能再次將中國引向災難。改革，是鄧小平，也是這個黨唯一的選擇。這也正是他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從根本上否定這個制度，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為了改善這個制度，改善黨的領導，改善的目的，仍然在於加強。為此，他一再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個「自我完善」，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在原有制度框架內，對經濟、政治體制進行一場改良。正是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形成了鄧小平思想的「兩個基本點」。
「兩個基本點」，實質上，是當年晚清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翻版。張之洞認為，「中學」必須堅持，這是不能動搖的；而「西學」也必須引進，為我所用，這二者並不矛盾。只有這兩方面都照顧到了，老佛爺的領導才能堅持，大清的一統天下也才能不改變顏色。研究鄧小平的思想，可以發現，鄧小平同樣認為，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這兩方面都必須堅持，而且是可以兼容的。他要用四項基本原則來規範改革開放，同時用改革開放來保證他的四項基本原則能夠堅持下去。違反了二者的任何一點，都不符合鄧小平思想，都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事實上，在這「兩個基本點」的執行過程中，二者往往會發生劇烈的衝突。從1980年改革開放以後，這種衝突就伴隨著全部的改革歷程，直到1987年年初這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發生。
「兩個基本點」之間的衝突，反應到黨內，就產生了人們常說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改革派」是黨內的開明派，大多是處在第一線，而又相對年輕的黨的領導者，他們並不一定是主張否定黨的領導，但他們有強烈的改革意識，他們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往往觸及--或者被「保守派」認為是觸及了--四項原則的底線；而「保守派」則是代表了傳統理論和觀念的政治集團，他們大都是黨內的「理論家」或是元老，掌握著意識形態的控制權。他們也不一定是完全反對改革，但是每當「改革派」提出或者推行一項重大的改革政策時，他們所處的政治派別和政治觀念就要求他們出來質疑或是提出不同的意見。每當黨內和社會上出現一些被他們認為是威脅到了黨的領導地位的「雜音」時，他們就會不遺餘力地進行反擊。
楊繼繩在他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對中共黨內高層這種矛盾心態和左右相互矛盾的政策的產生根源，有過一段分析，筆者基本是贊同的。他說：「學潮，實際是政治風潮。每一次政治風潮，的確有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現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現行制度有問題，有人反對是很自然的事。對共產黨的領導和政治制度中的問題，群眾中有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的積累，加上西方意識形態的作用，是政治風潮一浪高過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現行政治制度，群眾中有幾種不同的態度，一是想從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加速改革。開始，前一種態度是少數，隨著腐敗日益嚴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日益顯露，而政治體制改革又停滯不前，很多寄希望於改革的人失去了信心，逐漸變成前一種態度。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來看，他們不是不知道現行政治制度中的大多數缺陷，他們也想通過改革逐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面對社會上的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潛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會喪失共產黨的領導權。所以，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一激烈，政治體制改革就停頓。但是，要從根本上穩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又必須改革。因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壓下去以後，就要著手政治體制改革。而一提政治體制改革，『資產階級自由化』又要乘機抬頭。從根本上說，政治體制改革最終要廢除『一黨專政』。否定共產黨領導（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邏輯結果。所以，『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項基本原則』一次又一次地衝突。」
而認為「兩個基本點」相互間並不矛盾的鄧小平，作為這場改革的發起人和掌舵人，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往往就扮演了一個「裁判」的角色。因此，他不得不根據改革和形勢發展的需要，一會兒強調這個「基本點」，一會兒強調那個「基本點」。每當改革開放遇到阻礙甚至停滯時，他就出來大聲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每當他認為改革開放過了界，超出了他劃的框框，他就出來滅火，支持反對「自由化」，從而形成了改革年代中共政策的搖擺性和政治鬥爭的周期性。對此，鄧力群在他的《十二個春秋》中有一段話說，每逢雙年，自由化泛濫；每逢單年，左派反擊。應該說，這種說法是接近實際的，在1989年以前，大體如此。對這種執政黨在政策上的周期性的左右搖擺，筆者稱之為鄧小平的「左右互搏」[④].
但是，鄧小平對「左右互搏」的雙方，並不是完全公允的，對他說來，「兩個基本點」當中，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黨的領導地位是不可動搖的。但在經濟改革上，他卻是不懼怕借鑑吸收西方的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認為可以為我所用。就在12月19日，社會上的學潮已經達到相當規模，整個中央高層都在為此惴惴不安的時候，鄧小平在聽取紫陽等人對1986年的經濟工作的匯報時插話說：我們堅持改革和開放的調子沒有變。他說，債券等經營方式既可以為資本主義所用，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都是發展生產力的，誰用的好就為誰服務，在這方面，還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但在政治改革上，鄧小平則將其嚴格限定在行政改革的框架內，一再強調要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強調不能搞「全盤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