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24日在北京富強胡同6號趙紫陽居所中，趙紫陽同中國經濟時報原編委施濱海有過一次談話，當時距離中國的「六四事件」發生已六年多，當時在場的宗鳳鳴先生整理了談話記錄，之後這段談話收錄在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中。這次談話中提及，1983年3月間，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工作。本來，這次會議是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討論經濟指標高了還是低了的問題，但在這次會議結束前，陳雲突然向胡耀邦發難，而且事先有準備，講話有稿子。當時，陳雲的批評很尖銳，提了大概十條意見，而胡耀邦卻沒有心理準備，只是作檢討，沒有反駁。那事情是如何收場的呢？以下為原文部分摘錄。
我又按約定的時間，與中國市場經濟報編輯部主任施濱海一起走進了趙紫陽的書房，趙作了兩個小時的談話。施濱海整理要點如下：
施：人們常在懷念「胡趙體制」，你能不能就與胡耀邦相處時的關係談一下？
趙：我與耀邦相處那些年，不好也不壞，但基本上是好的；經濟工作上有過分歧，政治改革上則互相配合。
由於耀邦對經濟問題不太熟悉，而他的性格又往往急於表達個人意見，以致引起地方和一些經濟部門有意見。如，對地方省市直接下達經濟指標等。在經濟發展速度上，我主張要留有餘地，走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又比較好、人民能得到更多實惠的路子；耀邦則有時提出過高的經濟指標。這是一點。
又如，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講話，他提出了「以承包為中心的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互相結合的、職工福利和勞動成果相聯繫的經營責任制。」這個講話《人民日報》於第二天以頭版頭條發表後，發生了一個「包」字進城的問題，所謂「包」字進城，「一包就靈」。當時，主要是北京和天津，簡單地把農村包產到戶的辦法拿到城市工商業部門。那時，我正在非洲十一國進行訪問。回國後，感到「承包」在農村的改革雖然有了比較成熟的經驗，但城市裡的改革要複雜得多，所以主張從「利改稅」著手，並於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題為「堅決而有秩序地改革」。半個月後的3月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實行利改稅是一項重大改革」。
這樣一來，鄧小平覺察出胡與趙在經濟發展與建設問題上有不同的聲音。於是在1983年3月初，鄧就把耀邦與我請到他的家裡進行談話，從而把問題說明了；鄧還定了一條，就是經濟工作上的問題，主要還是由趙來負責。不久鄧又決定成立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明確了今後經濟工作的重大方針要經財經領導小組討論決定。這樣一來，耀邦就不便再插手經濟工作了，從而我倆的矛盾也就解決了。
1983年3月間，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工作。本來，這次會議是根據鄧的意見，討論經濟指標高了還是低了的問題，但在這次會議結束前，陳雲突然向胡耀邦發難，而且事先有準備，講話有稿子。當時，陳雲的批評很尖銳，提了大概十條意見，而耀邦卻沒有心理準備，只是作檢討，沒有反駁。同時，大家都很被動，鄧也很被動。問題是陳雲這個批評耀邦的講話是否傳達？如果傳達，耀邦就很難工作下去；如果不傳達，又涉及到對陳雲是否尊重的問題。胡喬木這時在旁煽風說：中央領導上聲音的不一致，在下層已造成思想紊亂，要找各省同志來打個招呼；最後，鄧小平提出：由中央書記處研究一下，提出個意見。我提出要由耀邦參加，拿出個意見來。
會後兩天，胡啟立找到我，說鄧力群在新華社召開的會議上，散播了陳雲同志對胡耀邦的十條批評意見。我當即打電話責問鄧力群，為什麼這麼做？這是組織紀律問題；並要他在哪裡說的就在哪裡收回（據稱：當時《人民日報》得到鄧力群批評耀邦的講話，立即報告了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習仲勛，習當面也批評了鄧力群的做法）。這樣，耀邦認為我是支持他的。同樣，在「反精神污染」時，我提出在經濟領域內不搞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耀邦也認為我是支持了他。
所以，在1986年10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以後不久，耀邦曾到我家來與我傾心交談近兩個小時。耀邦當時對我說：鄧小平不久前找他談了一次話，表示到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會和顧委會，談胡也退，不再當總書記，而由胡接鄧的顧委會主任。看來，耀邦當時對不任總書記一職，並不介意，認為顧委會主任相當於鄧的角色，仍參加常委會。但耀邦也說了建議由我任總書記。我當時明確表示，我們倆都是一個年齡槓槓的人，哪有你下台我來做的道理；在六十至七十這個年齡段當中，只有你胡耀邦最適合當總書記，再沒有第二個人；你如果實在不想擔任總書記，在十三大是否可以提出不設總書記，由常委集體決策，輪流值班主持會議。耀邦表示很贊同。
同時，我還說了，我倆過去主要是對經濟工作的不同見解，我倆是坐在一條船上，應同舟共濟。總之，我倆談得很愉快，大概耀邦也摸到了我的底。據胡啟立後來告訴我，耀邦對我說的要同舟共濟這句話，感到很是高興。
施：你認為是什麼原因促使鄧要胡退？
趙：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鄧下決心要耀邦退，議論很多。當時在老人當中議論最多的是胡耀邦同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談話。要害並不是所傳的那樣，說是因為胡耀邦講同王震「也可能是南轅北轍」而激怒了王震。關鍵是，談話中陸鏗向耀邦提出：為什麼不趁鄧小平在的時候把軍委主席也拿過來？此刻，耀邦沒有予以反駁，只是回答說：「軍隊論資排輩很厲害，現在軍隊也不打仗，我與紫陽同志主要是搞經濟工作，軍隊沒有什麼事。」文章發表後，鄧小平很不高興。另外，鄧又認為，文章中把耀邦說成是開明派。顯然是把一些老人視作保守派了。而對此耀邦也沒有表示反對。鄧曾指示將該文章讓書記處看一下，所以胡啟立、喬石都閱過，並將鄧的批評意見傳話給耀邦，話說得很重。喬石曾說，看來，耀邦的問題不能按正常手續來解決了。
鄧究竟什麼時候下決心讓胡下台，我的看法至少是在1986年底的學潮。鄧小平1986年12月30日講話，當時在場的有我和萬里、啟立、李鵬、何東昌（時任國家教委黨組書記）等人。鄧當時就講，學生鬧事，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鄧還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鄧的這個講話是直指耀邦，可以想像作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顯然很難繼續工作下去了。第二天耀邦便寫信給鄧提出辭職。
當然，耀邦下台的原因，更進一步還可追溯到1983年3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向政治局常委匯報時，陳雲突然向耀邦發難，提出批評非常尖銳的十條意見。無論陳雲的這十條意見，還是鄧對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的講話，其材料，看來當時都為胡喬木、鄧力群所收集，又不斷地往鄧、陳那裡去送，使老人的政治思想上同耀邦發生了分歧。又加上其他一些老人如王震等的圍攻，認為老人如果過世不在了，耀邦會在中國搞「自由化」。這是老人們所絕對不能容忍的，這也是鄧下決心要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所在。
施：我最近讀了吳江的一本著作，吳江在《十年的路》中，用了一定的篇幅描述和評價你同胡的關係，吳特別認為：「胡耀邦的突然辭職下台，可以說趙紫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該書第201頁）吳在書中說：「……趙紫陽又親自向鄧小平、陳雲寫信，責怪胡耀邦對國務院工作干涉過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現在兩老還健在，及時解決這個問題。這當然是一件極其嚴重的，非同尋常的事。這封信後來在胡耀邦下台時在批評胡的『生活會』上由薄一波宣讀了。」（同書第198-199頁）誠如吳江在書中多次聲言「要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我覺得現在確實有必要澄清一下歷史真相。這是我此次來的主要目的。
趙：關於耀邦下台的原因，從上述就可以說明了。老人決定讓耀邦退下來，是在中共十三大召開一年前的暑期在北戴河定來下的。這事，我事先並不知道。當時，我在北京，是楊尚昆從北戴河回來以後告訴我的。關於主要領導幹部問題，都是由兩個老人（即鄧小平、陳雲）決定的，他們看誰行，誰就上來；看誰不行，誰就下去。我們前台的人，也沒有發言權。這可以說，也是中國政治領導的特色。就是對其他領導幹部的安排，如這次十三大的人事安排，都是由薄一波負責組織的人事工作小組來進行，而且直接對鄧負責；不過有時只是徵求一下我們在前台工作的人的意見就是了。
至於1984年我給鄧小平寫了信，這是事實。其出發點，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著力要建立好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問題，並沒有涉及胡耀邦的事。有人藉此來做文章，只能說明大概有其個人動機了。尤其是，我寫這封信，在當時知道的只有鄧、陳和我三個人，不可能會有後來像吳江所寫的那樣，由薄一波宣讀云云。這是不可能有的事。
施：來這裡之前，我曾訪問了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據稱，你曾專寫過一封信給他的母親李昭，並附了你1984年5月給鄧小平的那封信。（原文見本書141頁）。從這封信來看，確實，沒有涉及胡耀邦的事。據我訪問參加批評胡耀邦「生活會」的人士回憶，薄一波也沒有宣讀過這封信。但為什麼會發生這封信被誤傳為「倒胡」呢？
趙：其中原因就是有人利用了我在批評耀邦的「生活會」上有一句話，提到「我在1984年就給鄧小平同志寫過一封信」，卻沒有談信的內容。利用了我在批評耀邦的「生活會」上沒有力主挽留耀邦，只是進行批評，我說：耀邦不喜歡約束，喜歡標新立異；也談到耀邦比較寬容，不記仇。並說，我倆像現在這樣沒問題，現在可以合作，但鑑於我們黨的教訓，怕的是威信高了，膨脹起來也會有大問題，到那時候也可能就不好合作了。人是會變化的，要相信制度，一定要把制度搞好，靠制度管人。我早在1984年就給鄧寫過一封信，提出過這個問題。
在會上我之所以沒有提留耀邦的話，因為這是老人早已定了的問題，提了也沒有用，但也沒「落井下石」，無論是耀邦的去或留，我都不能像吳江所寫的那樣會起什麼「關鍵性的作用」，凡是對中國政治略為熟悉的人，我想都不會有這樣的認識的。
順便說一下，在召開批評耀邦的「生活會」的前一天晚上，我到耀邦家裡，安慰耀邦說：不要激動，要當心身體。並告訴耀邦，你還是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像這樣的「生活會」怎麼開，也想聽一聽你的意見。同時，我也提醒耀邦注意，要有個精神準備，由於對你的處理可能會引發學潮。耀邦當即表示，他一定站在黨這一邊。在談話中，我也問了耀邦幾個問題，即在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問題上，鄧多次向你打招呼，你為什麼就不聽？非要堅持你自己的意見，究竟你是怎麼考慮的？耀邦也沒有回答。
另外，1987年元月耀邦下台後，我作為代理總書記，曾向鄧提出是否可以不設總書記。鄧表示不同意，聲言：這麼大一個國家，怎麼可以不設總書記呢？以後不久，鄧小平召集我與楊尚昆、萬里、李鵬等人開了一個小會，鄧提出成立一個五人小組代表政治局常委工作。此時，我提出讓胡啟立也參加，當時有人表示不同意，但經鄧點頭，讓胡啟立參加進來了，鄧並說：「按紫陽的意見辦」。於是由趙、楊、萬、李、胡組成了一個「五人小組」，代表常委工作。這樣，胡啟立就被保護下來了。
施：「六四」事件過去一段時間以後，海內外有些人曾認為當時您赴朝鮮訪問是隔岸觀火，有政治上的考慮，你認為當時應不應該赴朝鮮呢？
趙：事後我也曾聽到過這個意見，我並不這麼認為，關鍵是並不像李鵬、陳希同他們把事態看得那麼嚴重，學生和北京知識界的要求是合理的，行動也是有序的，局面也沒有失控，政局也是穩定的；這樣一種情況下推遲或者取消訪朝，那是重大的外交事件。萬里去加拿大和美國之前，也曾同我談到是否推遲？我認為沒有必要。在人民大會堂李鵬送我訪朝的儀式上，他還問我最後有什麼要交代的，我提出的第一條就是我不在京期間，不得召開政治局以上的會議；可是在我到朝鮮的當日晚上，李鵬就召集了常委擴大會議，事情很顯然。
施：我在上海時，就聽說您是《世界經濟導報》的後台，後來上海在耀邦追悼會後就暫停了報紙的出版；為此，聽說您批評了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
趙：《世界經濟導報》我很喜歡，也經常閱讀，觀點鮮明，支持改革開庭，我當然支持；但我與他們不熟，鮑彤和我辦公室的人可能與他們熟悉一些。報紙辦得很有特色。我回京以後聽說這件事；後來江澤民還有曾慶紅當面問我意見，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們：你們把問題搞糟了，為什麼要這樣？我說完就走了。當時他們兩個人一直就站在那裡目送著我離去。
施：此時此刻，今非昔比了。
趙：那當然，我現在是張學良嘛，至少是半個張學良嘛。
施：冒昧的問一句或是說一種假設，如果您能像葉爾欽那樣爬上坦克，會是一種怎樣的局面呢？
趙：那就意味著內戰，受苦的是老百姓；我們欠中國老百姓太多，我們在還債啊！我無法做出這種選擇。
施：您說過佛經上的那句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趙：是。耀邦也說過。
施：與胡德平做過一次長談，對於那封信，他們這一代人不會去那樣看，但他母親還是保留有些想法，不過這在今天已不重要。他說他父親與您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個大方針是非常一政的，同您有一樣的還債情結。他說他父親下台以後，還有人（鄧力群）在耀邦面前搬弄是非，想聯合他一起倒趙。德平說，父親曾勸告那個人，「我不會那樣做，而且我也勸你們不要那樣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