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按：一篇幹部和解放軍忙著抗洪，老百姓看翻船，甚至藉機勒索錢財的文章，從昨天開始被廣泛傳閱。我對此將信將疑，特地問了一位在湖北的參加了抗洪的學者朋友，他根據親身感受說，大體屬實。汶川大地震過去才八年，那時候我親身感受到的民風還完全不是這樣。我們的社會的崩潰速度實在是太可怕了，其危害遠超大堤潰口。
具體到邢台大賢村，也有新的報導了。那些占用河道的違建，根本拆不掉，一整治，村民就鬧事，就堵國道，結果那個地方周邊在水災中損失最大。從這個意義上，這個悲劇是當地村民咎由自取的。
群眾怎麼了？群眾出了問題，是因為黨群關係出了問題。昨天寫的《把過日子的心找回來——我們應該從邢台水災中反思什麼》和這篇《刁民是哪兒來的？》（前一段時間寫的），都是從把板子先打到黨和政府方面的，誰讓你是先鋒隊呢？在表明這個基本態度和分析方法之後，我明天爭取再寫一篇，從群眾一方展開一些批評。如此一來，對問題的認識就完整了。
刁民是哪兒來的？
刁民這個詞，特指那些讓人頭疼的老百姓。這個詞很少聽到，官員更是不敢使用，因為政治上不正確，誰敢這麼說誰會被罵死的。
大家都不提，就意味著這個現象不存在了嗎？當然不是。已經開工的工地，坑都挖差不多了，中間孤零零立著一棟房子；路已經要完工了，路中間戳著一棟房子，把六車道逼成兩車道。之所以有人當「釘子戶」，無非是要求高補償，但能把情況推到那麼極端的地步，要價肯定是有過高的問題。把製造這種現象的人稱作「刁民」，並沒有什麼不妥。
這是顯現的刁民，還有隱形的。比如，一個地方有了拆遷預期，立即像下達了動員令，當地居民無不加蓋房子，不能蓋房子的地方也要種上樹。這並不是建設，也不是發展生產，因為一開始就是為了拆掉毀掉的，目的只是在拆遷時得到更多的補償款。
從「刁民」的角度看，他們都是理性的，是市場經濟合格的參與者。可是，跳出特定主體的立場，從全局來看的時候，就會看到一個巨大的非理性的泡沫。過高的拆遷補償製造了一個食利階層，進一步推高地價，把壓力轉移給城市化的後來者，進而使社會結構更加畸形化；為了獲得拆遷補償而進行的建設，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城鎮化這麼多年來，這樣的浪費一定是個不可想像的規模。
我們問刁民是哪兒的，其實是問這種非理性的局面是哪兒來的。
可以肯定地推斷，城市化進程的最早一批拆遷戶，今天一定是窮人，一定覺得自己當年被欺騙了。道理很簡單：在兩種體制轉軌開始的時候，知道將來要怎麼幹的，是官員和接近官員的商人，他們已經盤算好經營土地賺錢了，但仍會用過去的方式來征地，因為成本低，才能導致利潤高，這是理性的；被征地的一方則仍以為過去的規則有效，相信政府征地是為了公共利益，相信政府會給自己妥善的安置。結果，他們會發現自己被欺騙了。
這只是極其簡單的推理，實際的進程肯定更加複雜。總之，一旦有人發現經營土地的奧秘，認識到某些地方政府也成了利益的主體並且跟開發商坐到一條板凳上去了，那麼自然會改變行為模式。既然被排除了分享土地開發收益的權利，有什麼理由不提前多要一點呢？
率先拋棄了以公益為先的原則的，不是老百姓，他們只是跟隨者。民之所以變「刁」了，是因為一些官率先失去了公心。與此同時，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方式進一步鼓勵了「刁」的行為，誰鬧得厲害，誰得的多，自然會催生「刁」的競爭。問題是，地價的暴漲像是一場沒有盡頭的遊戲，昨天看似足夠高的補償，今天看可能就低了，這會進一步成為刺激老百姓行為選擇的因素。
刁民其實也是有代價的，那就是放下斯文，丟棄臉面。然而這已經變成了一個錢才是王道的社會，要斯文還是要實惠，讓人如何選擇？這樣的社會生態，既扭曲了結構，也破壞了風氣。對政府而言，既製造了社會問題，也失了民心。
如今已經到了必須收拾人心的時候了。既然要收拾人心，就要知道人心失落的真正原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對老百姓而言，柴米油鹽的日常小帳當然是最重要的事，但老百姓心裡也是有本大帳的，你跟他算小帳，他就跟你算小帳，你算大帳，他自然也會算大帳。
大家都理性，得到的結果是集體的非理性；大家都不要那麼理性，才能收穫集體的理性。從誰開始當傻子呢？自然是政府！
人心不是錢買得到的東西。唯有持公心者，才能得人心。
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的時候，普通老百姓面對這場戰爭時冷漠簡直是超乎想像，他們不僅沒有奮起反抗保衛「國家」，反而是駐足圍觀、不嫌事大，甚至在聯軍進攻之時為侵略者提供幫助，不但在城牆下扶梯子送糧食還給進攻紫禁城計程車兵們帶路導航。然而，清末政權卻並未反思老百姓為何會冷漠對待圓明園被燒、紫禁城被搶的主要根源，甚至搞不明白老百姓為啥要給侵略者帶路，甚至一起鬨搶皇家財物、損壞皇家花園。
其實，八國聯軍燒的那是老百姓想燒不能燒的，搶的那本來也是老百姓之前被搶走的，殺的原本就是老百姓都想殺但殺不掉的。誠然，國家不過是統治者的私產，是人家的國家，統治者也從來不把老百姓當人看待，這樣的國家，朝廷，官府，與老百姓何干呢？愛國愛官僚憑什麼?
清末政權領導下的平民百姓有生以來都不可能有機會踏入圓明園半步，甚至連紫禁城內長什麼樣子恐怕他們祖輩都沒有見識過，這樣的地方門禁森嚴、看門狗擋道豈能容普通老百姓隨意參觀享受，皇家領地內收藏的奇珍異寶、收刮來的民脂民膏簡直是數不勝數，也怪不得老百姓會冷漠待之而無動於衷，即便是參與焚燒、哄搶皇家財物也是情理之中。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兩句俗語無論怎麼看，都有著相輔相成的意味，用在本文中更增添了一種別有的理解。
同樣是侵略，越南當年率十萬大軍進攻柬埔寨時，不但當時受到百萬柬埔寨民眾夾道歡迎、送酒送菜、運物運糧，即便是戰後幾十年，柬埔寨民眾、甚至是高級官員都公開表達對越南入侵的感激。那是因為，越南軍隊幫助他們推翻了紅色高棉的恐怖統治，解救數百萬柬埔寨老百姓於水生火熱之中，並進一步阻止了柬埔寨人民遭紅色高棉進一步屠殺的厄運。
從這些不同的戰爭背景中，不難發現只要執政階層一旦走向獨裁、專制的恐怖統治政權，他們註定會受到來自外界的教訓和本國民眾的唾棄。最為可怕的是，長期的社會不公、權力不公、財富不公、福利不公必將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產生，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可能激發一直受到歧視、不公，甚至是虐待的底層民眾的強烈反抗和對峙，順勢成為侵略者的「帶路黨」也不是沒有可能。
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當中，最難解決和最好解決的問題都是「人人平等」的問題，然而在當下中國，這個最難和最好的問題早已成為了最大的問題。
改革開放前，老百姓長期處於階級鬥爭的時期之內，根本分不清也不知道還有「人人平等」這一說，只知道人分三六九等，他們有階級、有居民和農民之分、有地主和貧民之分、有左派和右派之分；改革開放後，老百姓依然在階級鬥爭的影子裡徘徊，「人人平等」只是一句口號、空話而已，從出現的官二代民二代之分、富二代窮二代之分、正式工和農民工之分，階級劃分一直都存在，何來「人人平等」一說。
當然，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直都在提倡和宣傳：平等、公正、法治等充滿正能量的口號，《憲法》雖然也規定了相關的義務和權利，只是現實生活中，這一切好像都離普通老百姓非常之遠。
社會差距積累起來矛盾要是得不到有效的舒緩，積憂成疾之後那些讀不起書、看不起病、找不到工作、吃不起飯、住不起房等底層老百姓恐怕會因為讀不起書是因為沒有關係、看不起病是因為沒有醫保、找不到工作是因為沒有官爹、吃不起飯是因為沒有社保、住不起房是因為沒有權利而集中爆發。
經過長期不斷的積累，這類人群的怨恨和不滿一旦超過人類承受的臨界點，哪怕是一點點小事都有可能引發出巨大的能量，只要能抓住報復或者是破壞的機會，這些長期受到不公的普通老百姓在自己沒有能力解決所遇難題的時候，只能依靠外力來幫助自己發泄心中的怨氣，成為「帶路黨」那恐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
其實，清末圓明園的帶路黨頭子龔自珍之子龔半倫，當年不但帶領英法聯軍把圓明園洗劫一空，然後還做了英國公使的翻譯，代表英國和恭親王談判，百般刁難。彼時恭王怒罵：「你等世受國恩，卻為虎作倀甘做漢奸！」龔淡然回答：「我們本是良民，上進之路被爾等堵死，還被貪官盤剝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罵我是漢奸，我卻看你是國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