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公共和私人部門債務增長超過60萬億美元至逾200萬億美元，約為全球GDP的300%，增速超過20%。
過去8年，全球總體債務增長放緩，但依然遠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公共部門借款增長對需求和金融體系的支持，已經被企業和家庭小幅削減債務所抵消。
如果平均利率是2%，那麼300%的債務/GDP比意味著經濟的名義增長率要達到6%才能覆蓋利率成本。
高債務水平遏制需求，攪得金融市場雞犬不寧。而債務償付將收入轉移到具有更低邊際消費傾向的投資者。利率必須維持在低位以避免違約，儲戶收入下降，被迫進行額外儲蓄以滿足未來的需求，並影響了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
政策正常化是有難度的，因為利率的上升會給過度借款的借款人造成問題，並造成債券持有人的損失。債務同時令經濟的靈活度與彈性下降，易受衝擊影響。
通過提高增長和通脹來控制借款水平的努力鮮有成功，經濟復甦遲緩。
疲軟的需求、放緩的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人口老齡化、生產率增速放緩，以及政治不確定性都影響了經濟活動。商品價格下跌，特別是能源價格下跌、許多行業產能過剩、缺乏定價權及貨幣貶值令通脹保持在低位。
在增長和通脹缺失的情況下，唯一真正的可替代選擇是債務豁免或違約。本來是為未來需要融資的儲蓄減少，比如養老金。
對國家彌補缺口或削減未來開支的額外請求影響了經濟活動。儲戶的損失觸發經濟活動大幅萎縮。大量債務減記導致銀行業和養老基金的危機。政府需要介入想銀行業注入資本以維持其償付能力，及金融系統穩定。
無力提振經濟增長和通脹，也無力進行債務重組，各國央行嘗試悄悄減少借款。官方通脹率低於真實通脹率，這才能讓債務負擔過重的借款人維持難以為繼的高債務率。在歐洲和日本，通脹放緩需要實施負利率政策，明顯是債務名義面值的減記。
債務貨幣化和人為壓低利率，或者說負利率實質上是對貨幣和國債持有人徵收的稅。久而久之是將財富從儲戶到借款人和貨幣發行人之間的再分配，助漲了民眾對社會和政治的不滿情緒。
當前全球經濟可能陷於永久QE的循環，疲軟的經濟促使政策制定者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QE。
如果經濟有所反饋，那麼上升的經濟活動和QE的副作用會鼓勵當局收回刺激政策。利率上升將降低經濟增長速度並引發金融危機，引起新一輪QE周期。
如果經濟沒有反饋，或者出現外部衝擊，那麼當局為了保持對經濟的控制會有進行額外刺激的壓力，而同時債務水平始終在增長，更令自己處於進退兩難的局面，一如日本的經驗。
經濟學家Ludwig von Mises對結局看法悲觀。「信貸擴張帶來了繁榮，但沒有避免最後崩塌的方法。唯一的區別在於危機是否應作為自願終止進一步信貸擴張的結果而更早來臨，還是最後以貨幣體系崩潰的大災難收尾。」
本文作者是澳大利亞前銀行家、企業財務主管，現作為顧問、學者活躍於各大財經媒體的專欄作家Satyajit D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