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圖源：Getty/VCG）
一位從不發脾氣的領導人
1962年6月，組織上調我去當趙紫陽的秘書。當時，我沒有一點心理準備，心裡有點膽怯。推薦並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書湯戈夫說：「你不用擔心，肯定行，紫陽同志（那時不論對多高職位的幹部，都稱同志）的脾氣很好，他也不需要秘書幫他寫什麼東西。」並舉例說：「有一次，紫陽同志交代我通知辦公廳，明天晚上七點開全省電話會議，各地、市、縣委書記參加。結果我把時間搞錯了，讓辦公廳通知今晚召開，時間快到時，我提醒他到會。他聽後一怔，說不是明晚嗎？隨即動身赴會去了。事後，他一句批評我的話也沒有，可我難過了好幾天，如果不是紫陽同志早已胸有成竹，照樣可以赴會講話，那就真壞事了！」就這樣，我被推上了這個崗位，一直工作到文革我不得不離開的時候。
果真如湯戈夫所說那樣，我在趙紫陽身邊工作的那些歲月里，的確沒見過他發過一次脾氣，不論對待什麼人，他都沒說過一句重話，也從來不發火。有一次，他身體欠安休息期間，才有時間和我閒談一下，說我寫的一篇東西（指我給新華社分社寫的內參）還好，但文字過長。我很高興他指出我的缺點，可惜的是也就是這麼一次。
從來不用秘書代勞的省委書記
我去趙紫陽身邊工作時，他才44歲，後來又是全國最年輕的省級第一把手。他講話很有條理，層次分明，論據充分，使人一聽即懂。只要把他的講話記錄下來，不用作任何文字修飾就是一篇好文章。跟他下去搞調查研究，回來後完全不需要秘書為他整理材料。他非常善於發現下面的好經驗、好苗頭和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他的記憶力極好，都記在腦子裡；再加以思考、總結、提升。形成系統概念後，就會召開省委常委會討論，作出決定。
除了在全省黨代會上的工作報告需要由秘書長楊應彬根據他的思想，組織起草文件以外，他在其他各種會議的講話，都不需要他人代勞。他經過思考後，親自寫一個「提綱」，就在會議上做總結或是報告，一講就是兩三個、三四個小時，與會的各級領導幹部，都聽得聚精會神，明明白白。
在我擔任趙紫陽秘書期間，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專門發了一份中央文件，內容是：反對秘書專政，不用秘書代勞。可見當時靠秘書代勞現象已很普遍，而趙紫陽從來不用秘書代勞。
他走遍了廣東每一個縣
趙紫陽是在1951年來到廣東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後任秘書長、副書記。當時華南分局的書記是葉劍英，後來是陶鑄，管廣東、廣西兩省。1955年華南分局撤銷，改設中共廣東省委，陶鑄任省委書記，趙紫陽任副書記，分管農業。1960年陶鑄任中南局第一書記，統管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仍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是第二書記，實際上主持廣東全面工作，直至1964年才被任命為第一書記。他一直主持廣東全面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農業，所以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是農村工作。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躍進」給全國城鄉造成大饑荒、大蕭條，持續三四年。為了恢復生產，發展經濟，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趙紫陽帶領省委一班人，經常下基層調研，制定切實可行的方針政策。為此，他走遍了全省各縣及許多公社、大隊。
1962年，在去汕頭地區南澳縣的途中，他對我們說，這是他走完全省的最後一個縣。去南澳縣，可不那麼容易，汕頭地委請了當地海軍幫助，派了艘護航艦載送我們到南澳。途中，大浪滔天，軍艦俯仰搖擺30度，我這個海邊長大的電白人早已暈船躺倒，而他，這位不近大海的河南人，卻始終手扶舷欄眺望遠方，給我留下了長期記憶的瞬間。
文革後期，趙「解放」，調任內蒙古黨委書記，十個月後又調回廣東，據跟隨他從內蒙古到廣東的蔡肇發秘書說，周恩來在主持有關趙調廣東等問題的會議上說，趙在內蒙古十個月時間，跑遍了內蒙古所有的盟和許多旗、縣，表示了讚賞之意。
趙紫陽調回廣東幾年後，重新擔任第一書記。一年多後又調四川省當第一書記。後來，又是蔡秘書告訴我，趙到四川，依然是多數時間下鄉，不多久就走遍了四川。他推廣廣東的經驗：「聯繫產量責任制」，大大地調動了四川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迅速提高，恢復了天府之國的美譽，形成了「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佳話，對這樣的讚譽，趙紫陽當之無愧。
他沒有星期天
中共中央曾發出通知，規定省委書記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下基層調查研究。而趙紫陽早在這個文件發出之前，每年就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基層。1962年，我剛到他那裡沒兩天，就跟他下鄉，回來後，開了兩天會，處理一些文件，就又下鄉去了。很少時間呆在廣州。如在廣州，每個星期工作六天，每天都是上下午和晚上三班。他晚上不是看文件就是開會，直至深夜十二點。即使決定星期一開會，這個星期天也要下去。時間不允許他走遠，就到附近的佛山地委、南海縣委、大瀝公社走一趟，晚上才回來。佛山地區是主要產糧區，我們去得最多，潮汕地區是糧食畝產高產區，也去得不少。有人說，趙的日曆上沒有星期天，我也被家人稱為只是「存在於戶口本上的人」。
農村基層幹部的知心朋友
趙紫陽下鄉，從來不走馬觀花。他每次下去都是圍繞如何搞好農業生產這個大課題，進行各方面的調研，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了解下面情況，及時發現值得注意的苗頭和問題，幫助解決困難，總結經驗。他不但與地、縣、市的領導座談，也到公社、大隊座談，聽取幹部和農民的意見、呼聲和要求。他聽到哪裡有增產的經驗，必定要到實地看看，聽取具體匯報，並做詳細詢問。總之，哪裡有經驗，他就到哪裡聽取、再總結和推廣；哪裡有困難和問題，他就去解決。
趙紫陽每下去一個地、縣、公社，一定要在那裡住上幾天；南海縣大瀝公社地近廣州，車程不用一小時，為了傳達宣傳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二十三條》，他在大瀝公社的鳳池大隊住了半個月。
由於趙紫陽很有耐心聽取大家意見，鼓勵下面暢所欲言，從不對人吹鬍子瞪眼，更不給人扣帽子，所以，當時的東莞縣委書記林若，佛山書記杜瑞芝、專員楊德元、張勳甫，汕頭書記劉俊傑，惠陽書記原魯、李富林，還有順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瀝公社陳賢芳，中山縣委謝明仁等等，都很樂意與他談心，對他講真話。在他們眼裡，趙既是省領導，又是知心朋友。他認為珠江三角洲的幹部有獨特優點。他曾對我們說，珠三角的幹部思想活躍、開放，語言豐富、生動。他還曾針對這些幹部文化不高但能幹的特點，戲稱他們是「不學有術」。
毛澤東批示：「這兩個老貧農是我們全黨的老師」
1964年9月至12月，趙紫陽在中山縣環城公社庫充大隊搞「四清」時，寫了一份調查報告，毛澤東看到後，作了上述批示。
那一年，中央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四清」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工分），各省市都必須派工作隊到農村、工廠，發動農民和工人揭發、清查幹部的「四不清」。9月25日，趙紫陽帶領一個「四清」工作隊，化名趙明，到庫充大隊「蹲點」，在一對生活最貧困的老貧農家裡食宿。那是土改時分給他們的一座舊碉樓，共三層。主人安排趙住三層，我和警衛郭繼生、科長老賴住二層，老貧農吳才添、陳二妹夫婦和他們的女兒住在底層。他們家裡實在太窮了，趙與我們在他家裡吃的多是番薯、馬鈴薯和稀飯，外加大頭菜，魚、肉是看不見的。就這樣，趙在那裡住了近四個月，以後還去過多次。
在這段日子裡，趙紫陽同這兩位老貧農連續詳談了近二十個傍晚。主要內容是徵詢他們的意見，看看這次「四清」運動怎麼搞比較好，要注意什麼問題？對大隊幹部有什麼看法？等等。兩位老貧農主要的意見是，希望工作隊對大隊幹部不要採取激烈的做法。9月25日晚，也就是進村後的第一個晚上，吳才添就對趙紫陽說：「搞四清很好，但一定要把生產搞好，特別是要搞好冬種，冬種至關重要。如果生產搞不好，吃虧的還是我們這些窮人。現在貧下中農沒人敢出來當幹部，集體生產沒有人領導，生產就搞不好。對幹部不要一下子打擊太猛，要告訴幹部有什麼問題就主動坦白，坦白了就沒事。如果你們打擊他太猛，他就會頂，社員就會感到威脅。」他還說：「明天開群眾大會，最好第一講搞好冬種，第二講搞好工分，第三講搞好衛生，第四講搞好積肥。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不要講得太深，不要講具體人，不要講鬥爭。否則社員會有顧慮，不知道這次運動又要鬥爭多少人，要抓多少人。等到貧下中農發動起來了，有了力量，再逐步講深一些。要號召幹部主動坦白，叫他們抓好生產，特別是馬鈴薯的生產，因為我們的馬鈴薯都是出口的，對農民的收入和生活影響很大。」「貧下中農要慢慢組織起來，開頭小一些，以後再擴大，不要一下子合起來，這樣是沒有力量的。」「不要急，慢慢來，你們對幹部打擊太猛、太快，幹部就頂，你們走後，他還是一樣。慢慢把貧下中農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幹部就怕了。那時你們走了，幹部如果還是這樣，我們寫個條子給你們，你派一個人來調查一下，他們就有幾十個怕啦！」
11月11日晚，吳才添又向趙紫陽提出：「最好搞完運動後，你們工作隊留下一個同志，這樣可以管得住幹部。」「你們清的帳目要出大字報，公布給大家知道。」（實際上是提出了帳目公開、辦事透明的原則。）
對於貧下中農協會，吳才添說：「貧協籌委辦事，要個個籌委都蓋上章才能辦，不能一個人蓋章了就辦。」陳二妹說：「籌委會要多商量、多聯絡、多互相監督批評，不能一個人說了算，一個人說了算就容易被人拉攏收買。」那時，他們實際上已提出了民主監督、防止獨裁、反對「一個人說了算」等重大問題。
趙紫陽很重視他們的意見。他在工作隊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四清運動是群眾的自我解放運動，如果群眾主要依靠貧下中農協會的力量，就能鞏固勝利；如果只依靠工作隊，就不能鞏固勝利。」運動結束後，他還真留下了工作隊員陳開枝（後任廣州市政協主席——編注）在庫充多住了一段時日。
趙紫陽要求全省「四清」工作隊都要按吳才添他們的意見辦，還讓我將吳才添夫婦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送給正在花縣「四清」的陶鑄看。陶鑄看後，又送北京給毛澤東看。毛做上述批示後，令中央辦公廳印發給後來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與會領導。「文革」中，我看到北京紅衛兵印的毛澤東的一些未公開發表的會議講話（書名：《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其中記錄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什麼會議忘記了）講到了此事：說趙完全按老貧農的意見搞「四清」，還說那位老貧農家裡養了只狗，原打算殺吃，後來因為有上面的幹部（趙當時化名，群眾不知是趙紫陽。看來毛知道得很清楚）住在他家，決定不殺，繼續看門。因趙當時是大走資派，他的名字被×××代替，一般人可能不清楚毛說的是誰，而我一看即知。這些材料是編造不出來的，再則當時也無人敢編造毛的講話，我覺得可信。趙紫陽在庫充採納了這兩位老貧農夫婦的意見，並要求全省的「四清」都要按他們的意見辦，所以，「四清」對全省農村幹部的傷害不是很大。
因為這樣，庫充大隊的幹部和農民都很懷念趙紫陽，1982年9月18日，庫充大隊的新老幹部和老貧農陳二妹等31人（吳才添已去世），還一起到北京看望趙紫陽。《羊城晚報》當時還做了報導。趙紫陽與群眾的關係，從來都是親密自然的。1989年，趙紫陽下來後，庫充大隊的所有幹部和陳二妹見到我時，都同聲囑託，一定要替他們向趙書記問候，祝他健康長壽。趙紫陽在庫充大隊的往事已過了三十多年了，庫充人仍然關心、懷念著他。
2000年，我認識的一位朋友從九寨溝旅遊回來，向我動情地述說當地人描述趙當年如何下令保護了九寨溝。九寨溝能有今天，他們很感激趙。當我聽到這些，總是會想，只有真正替人民做好事，人民才會永遠不忘。
推行聯產責任制
在「人民公社」「大躍進」後，全國開始進入「三年困難時期」，農業生產、農民積極性一落千丈。當時，我被派到中山縣沙朗公社雞籠大隊兼副大隊長。那正是最困難的時刻，農民沒糧沒柴，到處是水腫病人，都快餓死了，過去的「魚米之鄉」，被糟蹋得不成樣子。我的親身經歷，只是個小縮影，面對全省如此惡劣的形勢，趙紫陽當時是如何的心急如焚，是可想而知的。
1962年6月我到他那裡工作後，7月12日就跟隨他去清遠縣調查，聽到了縣委介紹洲心公社的水稻管理經驗——「農業生產聯繫產量責任制」，我們立即趕往洲心公社。在我看來，這是非同小可，應該載入史冊的一天。「聯產責任制」的發現，為廣東的農業復甦，乃至以後為四川擺脫飢餓，重振「天府之國」美譽，乃至以後為全國糧食大增產，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在該公社塘坦大隊大圍第一生產隊一住就是三天。趙紫陽與當地農村幹部和農民開座談會，對他們的經驗做了深入的調研了解後，趙肯定他們的經驗，支持他們的創舉。7月15日至18日，我們又到惠陽淡水的秋溪公社調研推廣「洲心經驗」的可行性，然後，立即決定在全省推廣。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洲心經驗」好就好在既沒有分田到戶搞單幹，又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通俗地說，就是既不冒犯「天規」，又能增收糧食。
何謂「農業生產聯繫產量責任制」？簡單來說，就是「按田定產，固定到戶，包田間管理，超產歸戶」；具體內容：第一，土地仍屬集體所有；第二，插秧、犁田、耙田仍由集體派工統一進行；第三，由各戶分片管理（如灌溉、除蟲、拔草、施肥、收割等）；第四，包死產量，超過部分歸農民。核心是第四部分，極大地刺激了農民的積極性，使洲心公社糧食大增產。
趙紫陽總結、推廣「洲心經驗」後，同年7月25日至9月4日到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全國各省第一把手參加。陶鑄作為中南局第一書記參加，趙代表廣東省委參加。會議以前，趙已把「洲心經驗」報告了陶鑄，並得到陶的讚賞支持。到北戴河後，趙又向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鄧子恢做了報告，並將詳細材料交給他。鄧子恢非常高興，當天晚上就到了趙的住處，表示完全同意、支持，認為廣東找到了一條很好的路子，便決意在這次會議上向各省介紹和推廣。因為它既可提高全國糧食產量，又不會被抓辮子、受批判。他離開趙住處時，一副喜形於色的樣子，連我們都看得出來。
誰也沒想到，會議開始沒幾天，就把「包產到戶」作為「農村的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提了出來，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講話，並點名批評了安徽的曾希聖搞「包產到戶」。理所當然，趙帶去的「洲心經驗」也胎死腹中。
令人高興的是，「洲心經驗」已在廣東生根開花、結果。趙從北戴河回來後，開了六天會，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隨即，他就做了長達近一個月的粵東行，到了許多縣、公社、大隊，督促、檢查「聯產責任制」的落實。在廣東，經濟復甦之所以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了「聯產責任制」，而且抓得很緊；抓住不放。
文革後期，趙調任四川主政。在不長的時間內，四川農業從瀕臨崩潰中擺脫出來，多年解決不了的糧荒，一下子大改觀，改變之快使人驚奇，贏得百姓編民謠讚頌他。其實，他在四川推行的農業政策，就是「洲心經驗」的繼續，只是更有所完善、有所發展了。
李一哲大字報
1974年11月9日，時值「批林批孔」時候，在廣州的北京路貼出了了一張大字報，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副題：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署名：李一哲。這個李一哲，是三個青年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組成。李正天當時是廣州人民藝術學院油畫系學生。陳一陽、王希哲是廣州十七中學66年高中畢業生，留校參加「文革」。陳、王均是群眾組織的頭頭。
這張大字報一貼出，引起了廣州市、廣東省、全中國以及港、澳、台乃至國際的強烈轟動。
1974年11月16日，省委常委會討論了「李一哲大字報」。趙紫陽這時已官復原職，重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這次由他主持的會議決定：由省委宣傳部將大字報的觀點列出，撰文批駁，指出這些觀點與中央唱反調；要澄清混亂思想，發展廣東安定團結的形勢。同時決定，省委寫電報請示中央，建議把大字報發到機關、工廠、學校批判；但對作者不動（意思是不抓）。
11月18日，省委給中央發了《關於批判李一哲反動大字報的報告》的電報，並把大字報全文上送中央。
12月24日，李先念在國務院交通運輸緊急會議上說；「廣東的反動大字報，發動了幾十萬、幾百萬人批，廣東好，不怕大字報。」
1975年1月11月，省委書記王首道參加完中央全會，回來後在常委會上轉達全會精神，並轉達了趙紫陽（仍在北京）的意見：「要採取說理的辦法，要注意對他們（李一哲）的人身保護；要防止採取過於急躁和簡單的辦法。要利用這個反面教員，激發群眾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論水平。」
1975年1月15日，常委會再次開會，傳達趙紫陽從北京打回來的電話內容。趙說，李先念、紀登奎同志和我談了，支持廣東批判李一哲三人不再擴大的意見。中央領導提醒我們，批判高潮一起來，下面容易搞大，要注意批判面。趙強調：「各單位不准抓小『李一哲』，不要抓其他反動大字報，要切實控制。」
趙紫陽調去四川、韋國清調來廣東後，在1977年12月的廣東第五屆人大會議的《工作報告》中，宣布「李一哲」為「反革命集團」。
1978年4月，習仲勛接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2月，省委宣布對「李一哲」公開平反。習仲勛、吳南生、王寧等先後五次與「李一哲」談話。1979年2月6日，召開大會為他們正式平反。
習仲勛與「李一哲」三人談話時，王希哲說：「當時趙書記（趙紫陽）對我們是講政策的。」「當時，說我們寫反動大字報，趙書記說要讓我們講話，不准打人。他當時那樣處理，合情合理，我們對趙書記沒有意見。」李正天說：「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趙書記還讓我們講話，不說我們是反革命，沒有抓我們，這是不容易的。」
習仲勛說：「趙紫陽同志當時組織批判你們，在當時的情況下，處理得很好。」「趙紫陽同志當時那樣處理，很了不得。」「在『四人幫』那樣猖狂的時候，能那樣處理，是很得體，很有魄力的，而且是很有膽識的。」
我在這裡稍微詳細引述這些情況，是因為我從始至終都接觸，甚至參加了處理的全過程，因此感觸良多。從「反右」到「文革」，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但「大辯論」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甚至在『文革』中，到處都分兩派，也沒有見到真正意義上的「大辯論」。
最重要的感觸是：讓人民說話，允許群眾發表言論、針砭時弊、參政議政。即使有人說了錯話、壞話，也不應動則定罪名，更不能隨便抓人和限制自由。這樣就能達到「穩定政治局面」的目的。反之，蠻橫不講理，以權勢壓人，以大帽子嚇人，甚至舞槍弄棒，那就決不會有真正的「穩定」。
前任秘書的感慨
趙紫陽在廣東時，我是他的第四任秘書。除湯戈夫外，前面還有黃、高兩位。他們都很崇敬、懷念趙。只要有機會，也常回來探望趙，我也沒聽到他們二人有什麼怨言。但是，也有例外。湯戈夫離開後調到新中國造船廠，當了廠長還是副廠長，總之是個「廠頭」。「文革」時被打成「趙紫陽死黨」，後來恢復工作，還當「廠頭」。上世紀80年代前期，我聽趙的孩子告訴我，老湯曾對他們說：「你父親對地、縣委書記們很關心，但對我們這些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在提拔使用上，唉，關心得太少啦！我50年代就是正處級，到你父親那裡是正處級，離開時還是正處級，幾十年了，現在還是正處級！」言時頗有感慨。
80年代中期，湯戈夫患了「肌肉神經萎縮症」，在廣州治不好，向趙總理要求到京治病，安排在了協和醫院。由於病房緊張，老湯病床安排在過道上。他的病發展很快，沒幾天即告病危。當護士把他從過道上推到急救病房時，老湯以為讓他搬到單間，嚇得連說：「我不能住單間，趙知道會不高興的！」此情此景，聞之令人心酸！湯戈夫死時，級別是副廳級。
幾天後的一個寒冷深夜，老湯在協和醫院去世。死前，趙紫陽趕到醫院送別。據說，趙在老湯床邊默然站立，凝視良久，一言未發。……
湯戈夫的感慨，應該說是符合實際的。我自己的例子，也說明了這一點。我當他專職秘書幾年，朝夕共處，他從不言及私事；從來沒有問過我家裡怎麼樣，有什麼困難？我當然也不會主動向他講。我長時間跟隨他工作，很少有時間在家，平時如此，逢年過節也如此。兩個女兒出生時，我都不在妻子身邊。為此，我很不安。但我對趙沒意見，他應該沒有多餘的精力顧及這些，或者把這些都視為理所當然的吧。
他從內蒙古調回廣東後，省委辦公廳準備提我當副處長，便去徵求趙的意見。趙回答：「他在我這裡的工作情況我可以介紹，但提不提拔我不參加意見。」過了許久，有人告訴我這一情形，我心裡一點都不怪趙。他公事公辦，不搞那些為身邊的人提官職、謀利益這一套。而我自己亦心安理得，我不是靠別人往上爬，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這不是更好嗎？
把廣州作為物價開放的試驗點
1981年，中央批准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經濟改革先行一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來到廣東做多方面的調查研究。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與廣州市郊區菜農的座談會。趙召開這次座談會，目的很明確，是想研究在廣州先行放開蔬菜價格可行性，為在全國放開副食品價格進行試點。座談後，趙又與省、市委領及部門負責人再開會作詳細研究。會上，省長劉田夫說，廣州郊區菜農種菜之所以不積極，主要是價格問題，還不如去搞工副業。趙回應說：「就是這個問題！」會上作出決定，鼓勵近郊菜農以種植細菜為主，也就是高質量、多品種的好菜，同時價格放開，讓市場調節，不能老讓市民吃「無縫鋼管」（通心菜）和大冬瓜。同時在遠郊區，開闢新的種植基地，種植一些像椰菜、大白菜等「大路貨」，以保證品種多類，價格兼顧。
廣州實施、採取上述決定和措施後不長時間，市場上幾乎什麼菜都有了；菜也漂亮了，菜農把根去掉，洗得乾乾淨淨才擺上攤。價格確實貴了，有些高檔菜甚至貴了兩三倍。菜農當然高興，市民也還是滿意的，因為畢竟有的買了，可以隨意了。
趙紫陽還建議廣州開放魚類價格，以鼓勵農民、漁民積極養魚、捕魚。結果是，價格一放開，農民養魚熱情大漲，大量挖塘養魚。沒多久，大量活魚上市，而且「開刀」零售，一條魚想買哪個部位都行。但價格的確漲了許多，最高時達3元多一斤（如鱅、鯇、鯉）。對此，市民反映如何呢？
趙曾問我：「菜和魚的價格放開了，你們的生活怎麼過？」我答：「價格放開前，廣州居民每月只有二毛錢魚票。我家五口人，每月只能買一塊錢魚。我家附近有個兼賣魚的小雜貨店，盡賣些小魚、雜魚，都是死的，仍然難買到。如果明早有魚賣，今晚就已經有人用磚頭、小凳或別的物件排上隊了，天未亮已是大排『人龍』。我們家大人上班，小孩上學，無人去排隊，所以我們吃不上魚。現在什麼鮮魚都有了，雖貴，但能吃到。我相信，以後魚一多，定會降價。」趙又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市民的確反映良好，就說：「廣東人的承受能力強。」
果然不出所料，價格放開三個月，鮮、活魚價格降到一元多二元一斤，就穩定了下來。廣州的價格放開，給市場帶來的變化十分巨大。我還保留了當年的一些數據：塘魚：1980年96萬擔，1983年增至122萬擔；雞：1980年260萬隻，1983年697萬隻；水果：1979年109萬擔，1983年213萬擔。
價格改革是中國改革的關鍵環節，我可以感受到趙在這裡面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有關價格改革的多次談話，內容豐富，眼界寬廣，見解高深，還是像我在他身邊時那樣才智逼人，只是更成熟、更豐富了。
他擔任國務院總理後，常到廣東視察工作。而廣東又是最早的改革開放之地；他所到之處，都要求他題字。特別是中外合資企業，這個要求更加強烈。可是，都被他拒絕了。所以人們在廣東任何地方，都沒看過他的題字，找不到他的題詞。
出於內心的三句話
1980年，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同年，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我是會議工作人員，借休會時間，一天下午，我去看望他和梁大姐。當時，他們家住在中南海，一座四合院，不大，依我看來，條件並不怎麼樣，一般般而已。坐了一會，他們留我晚飯。飯菜很平常，可能臨時留我，未加準備。
他邊喝邊閒談；我則邊吃邊聽。他講：「我現在的工作方法還是調查研究」，「我想，最多干到七十歲就不幹了」，「我這個人，不拉私人關係」。聽到這些，我放下了筷子。我覺得他在和我談心，倍覺親切。這樣的事，在我給他當秘書時並不多見。他對我講的這三句話，我覺得都發於他的內心。「工作方法」這句，我當然熟悉，有感多年，這是他一貫的工作方法，也是他實事求是、注重實際的思想工作作風。當他講到「最多到七十歲」時，我不太認同。因為當時「鄧胡趙體制」在國內外威望正隆，我想人民會希望這個體制保持更長久一些。我說道；「到那時可能由不得你。」說也奇怪，1989年他離開政治舞台時，距他七十整歲，僅差數月！至於他說的「我不拉私人關係」，這一點，是他幾十年一貫奉行的原則，只是從來沒有刻意自我表白，我當然早已敬佩萬分。從「文革」後期至今，趙紫陽多次奉調各地，從內蒙古到廣東，又四川，再北京，從省委書記到總理，再總書記，基本都是擔任主要職位。除入川時調去了廣東農業良才李子元（時任海南區黨委書記），從領導層面而言，他都是隻身上任。走到哪裡，就在當地任賢用能，從不結夥經營，安插親信。回想那次談心，距今已過去二十多年了，但依然言猶在耳，讓我銘記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