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的形勢看，中國把國企私有化的可能微乎其微，畢竟這不僅僅是一筆經濟帳，更是…你懂的。不過還是要敢於想像：經濟學人在 What if系列文章中就有這麼一篇，分析如果中國打算把所有國企私有化，該怎麼想，怎麼做。
擁有立場是西方媒體（或者去掉西方）的共性，經濟學人這篇對於國企問題的分析必然會注入其特定的立場與價值觀——他們一貫讚賞經濟自由，批評政府管制。所以譯讀打算把 what if系列的譯文通通命名為「經濟學人欽定系列」，以體現這層內涵。在輿論場上形形色色的各種觀點面前，讀者永遠有支持與反對的自由，所以重要的不是西方媒體說了什麼，而是「自己也要有判斷」。
——譯讀·伍豪
「中國必須進行私有化，」這是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一向堅持的觀點，他同時也是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石油」）的非執行獨立董事。中國石油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重組後成立的上市公司，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國有企業之一。他警告，只要國企仍在產業中占據主導，國有資產便會被用來為企業老總和政治精英謀利，進而損害法治。在共產黨的等級體系中，某些國企老總的政治地位遠高於其監管機構的負責人。甚至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這一負責監管大型國企的機構，也通過在航空、能源及金融等行業不定期輪換行業內不同國企的負責人導演了一場內部循環分肥的污穢遊戲，儘管這些企業本應是商業競爭對手。此舉讓所謂的鼓勵競爭成為了笑話，反托拉斯當局很少找茬中國大型國企也是另一個例子。
毛澤東任內消滅了私營部門，而在他逝世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有約十五萬家國企。從中國移動到中信銀行，許多國企赫赫有名，其中不乏「紅籌股」公司（譯者註：境外註冊、香港上市，主要業務在中國大陸）。世界五百強企業中大約有五分之一來自大中華區。而這些歌利亞巨人中大多數來自國有部門。
鮮有中共高官熱衷於賣掉自己視如珍寶的國企。他們中許多人抵制改革，因為這會讓他們失去經濟上的控制權。然而，考慮到近年來金融恐慌、政策拙劣，全世界對中國經濟健康提心弔膽，中國領導層被迫接受私有化的設想可能成真，有幾個因素或將促成這一結果。
首先，為舉步維艱的國企提供補貼和廉價資本的成本頗大。根據某項推算，中國政府在1985年至2005年間為國企巨頭共計提供了超過三千億美元的補貼（按名義價值計算）。同時，這些企業也是一顆顆隨時會爆炸的債務炸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中國國企的平均債務股本比從2005年的1.3增至2014年的1.6。然而2014年私企的該比值卻低於0.8。國企的資產報酬率也遠遠低於私企，而且仍在繼續降低。經濟停滯或再來一次金融震盪的話，中共領導人很可能不得不重新思考對私有化的矛盾態度。
若真要私有化，中國領導層應該注意什麼？首先，中國應該避免一些錯誤。用速戰速決來克服改革阻力的戰術雖誘人，卻風險巨大。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減價拍賣國有資產的舉措導致了公共財產向手眼通天的寡頭們大規模轉移，尤其是在原材料行業。鑑於中國黨和政府之間「融洽的關係」，快速賤賣國有資產極有可能導致公共資產流入「太子黨」的荷包。太子黨是是中共開國元老們有權有勢的後代，是中國版的寡頭集團。美國智庫戰略國際研究中心（America’s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斯科特•甘迺迪（Scott Kennedy）堅信「結果並不會讓熊彼特驕傲……太子黨和其他有『關係』的人會一手創造由他們主導的飛地。」（譯者注:約瑟夫•熊彼特是奧地利著名的經濟學家，以「創新理論」出名，認為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
共產黨中國與私有化的幾次短暫接觸也帶來了一定的教訓。1978年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始於農村，當時那裡大多數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政府決定允許農民企業家創業；土地去集體化並承包給了農民；市場價格開始侵蝕固定價格體系。許多境況不佳的「鄉鎮企業」（包括如今全球最大的汽車部件獨立製造商萬象）得以作為私企開始營運。這一波農村地區「私有化」熱潮緩解了貧困，刺激了經濟，創造了就業，其作用至少同中國後來對國際貿易和外來投資的開放不相上下。遺憾的是，到了90年代黨卻叫停了幾乎所有農村改革及相關的金融自由化進程，轉而選擇了對經濟更強有力的控制。
改革必須大膽、透明、持久
不久以後，艱難的時局再一次迫使黨國大佬們向私營部門求救。90年代末的一波私有化和重組中，成千上萬小型國有企業走向消亡，數千萬工人下崗。表面上，中國似乎擁抱了市場經濟，但麻省理工大學的黃亞生卻認為它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
第一，改革並非光明正大。資產出售往往發生在沒有適當法律和制度框架的情況下，這會導致產權不穩定，資產容易被國家沒收或內部挪用。第二，領導們仍對市場的力量保持謹慎，因此作為保持政治控制大戰略的一部分，私有化舉措僅僅發生在外圍區域。中國領導層透露改革的目標是「抓大放小」：主要目的不在於通過競爭提高國有部門效率或增進消費者福利。相反，它是為了創造規模更大、更占主導，而且牢牢掌控在共產黨手中的王牌國有企業。
實踐是最好的檢驗。國資委稱（超大型國有企業的）資產基礎從2003年的7.1萬億元躍升至2009年的21萬億元。如今十五萬家國企的國有資產總額更是超過100萬億元。
因此，認真來看，改革應該大膽、透明且長遠。舉個例子，要逐漸減少能源、電信及運輸等幾大國有產業中的國家持股，需要一個縝密的計劃，這要在未來十年分階段進行，給市場足夠的時間緩衝，以應對不可避免的售賣、併購及破產潮。對於這些產業，世界範圍內的私有化成功經驗證偽了共產黨當局宣稱其戰略意義過大、無法放手的說辭。
內部人士仍會費盡心機地左右這個體系，但鑑於競爭性的拍賣面向包括外國投資者在內的所有人，操縱體系會比之前困難得多（正如在東歐轉軌時一些更為複雜的領域）。政府本身提議改革外來投資相關法律，最終讓外商和內部競爭者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將財富播撒到太子黨之外的另一個舉措是分配部分私有化的股份給政府養老金。這將確保資產所有權的廣泛性，同時可能也有助於打消公眾對暗中交易的擔憂。
為了保證競爭蓬勃發展，私有化需要和同樣雄心勃勃的法律與制度改革齊頭並進。在寫給智庫寶爾森基金會的一篇論文中，哥倫比亞大學的柯蒂斯•米爾哈特（Curtis Milhaupt）和佛羅里達大學的鄭文通教授認為中國必須「轉換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從積極的市場參與者變成中立、透明的市場活動的規則設計者和仲裁者。」他們有理由懷疑中國政府那膽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計劃，該方案下，個別國企被分散地賣給民間投資者，但政府並未放棄對管理層的控制。
謹防「殭屍王」出現
兩人更加嚴厲地批評了中國政府合併約100家超大國企的計劃，其中許多企業都是老態龍鐘的殭屍企業，而政府想要把他們合併成40多家「殭屍王（mega-zombies）」：「這樣大規模的合併會凸顯國家在關鍵領域的作用，同時也會促成更多的尋租行為……以及由於壟斷的形成而導致的額外無謂損失。」
很少有人像胡祖六那樣了解中國困難重重的市場化改革歷史。他經營著春華資本（Primavera），一家位於香港的知名投資基金（它曾大膽參與中國安邦保險集團對美國喜達屋酒店及度假村集團的收購，但最終功敗垂成）。之前，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高盛集團專注於中國市場的相關事務。基於前車之鑑，他宣稱像「獨立」董事會這樣的折中改革辦法並不奏效。
他希望習主席能接受私有化方案，在他餘下的七年任期中「把所有國有企業出售給全世界」，謹慎地一步步進行，吸引戰略投資者，並將一些股份留給國家養老金基金。這位資深的中國市場交易者認為這些舉措在國內資本市場完全可行。如果全面私有化成為現實，且同時伴隨著法治改革，中國經濟將迎來一次變革。正如胡祖六所言，「這將是地球上最偉大的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