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20日中午，陳伯達在家中吃飯時，突然去世。根據葉永烈所著的《陳伯達傳》記錄，在陳伯達去世當時，身邊陪伴的是其兒媳小張，她披露了陳伯達去世一瞬間的場景。另外，葉永烈為編著此書，在陳伯達去世前，曾對其進行過大量訪談。對於「文革」中的所作所為，陳伯達不勝感嘆地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
陳伯達接受法庭審判（圖源：VCG）
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陳伯達的「大名」。雖然他一再遜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當年卻是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組長，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枝筆」、「中國輿論總管」。
本書是關於陳伯達的長篇傳記。
陳伯達在接受本書作者的獨家採訪時，回顧一生，不勝感慨：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年已久遠，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記憶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護短。如果說我的回憶能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談一些。不過，我要再三說明，人的記憶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憶跟別人的回憶加以核對，特別是要跟當時的記錄、文章、檔案核對。我的記憶如有欠實之處，請以當時的文字記載為準。
我是一個罪人。我的回憶，只是一個罪人的回憶。
古人云：「能補過者，君子也。」但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的小小的「小人」之輩，我仍願永遠地批評自己，以求能夠稍稍彌補我的罪過……1989年9月17日傍晚開始，北京驟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氣溫劇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遠郊一幢六層樓房的最頂層，85歲的陳伯達正在吃飯。他的兒媳小張當時在場：「父親突然頭一歪，碰到牆上，食物吐出……」兒媳趕緊敲響隔壁老蕭的門。老蕭馬上撥電話到某醫院。20分鐘之內，醫生就趕到了。可是，陳伯達的心臟已停止跳動，搶救無效。經醫生診斷，陳伯達因天氣驟涼，死於心肌梗塞。
陳伯達死前和他的兒子陳曉農、兒媳小張以及小孫子生活在一起。突然發病之際，陳曉農卻不在家，而在北京駛往河北石家莊的列車上——去看望他的母親余文菲。余文菲是陳伯達的第二個妻子，已經離婚多年。陳曉農是陳伯達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據陳曉農事後告訴筆者：「前幾年父親住院已檢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電圖一向較好，又從未有過明顯的心絞痛，僅是超聲波檢查有冠狀動脈硬化，所以醫生和我們都缺乏足夠的重視。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氣很冷，早上剛下過雨。我9時多臨走時，看父親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給他加了條毯子，又把毛褲放到床前椅上。我愛人說父親起來後，說天冷。現在想來，天氣驟冷易使血管收縮，老人血管已脆，經受不住，這可能是發生心肌梗塞的原因……」當天下午，陳伯達所在單位負責人徐主任等趕來，和陳伯達的親屬商議處理後事。親屬明確表示：「聽從組織意見，而且父親生前也一再說過，他去世後一切從簡。」根據領導意見，陳伯達以他原名陳建相，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
儘管八寶山不知舉行過多少回遺體告別儀式，但是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與眾不同：沒有訃告，沒有悼詞。前來與他作最後訣別的，都是聞訊而來，沒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組織名義發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時20分，陳伯達的遺體出現在八寶山第一告別室。這些年來他總是躲著照相機的鏡頭，連家中都找不到他現成的遺像。陳曉農記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為他拍過一次照片，趕緊請攝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張遺像。
在哀樂聲中，40多人向他的遺體投注了最後一瞥。這些人有的是陳伯達的親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書，有的是他的舊部下，有的是他的學生。陳伯達的遺體旁，放著許多花圈。花圈上寫著：「陳建相先生千古」。由於一般人並不知道陳伯達的原名，所以沒有引起注意。有一個花圈署名「劉叔宴」送。劉叔宴是陳伯達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沒有參加陳伯達的追悼會。陳的遺體告別儀式雖然只在很小的範圍內舉行，但是很快驚動了那些豎著耳朵的新聞記者。
最早披露陳伯達去世消息的是「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電台。他們在9月29日播出了陳伯達在北京病逝的新聞，介紹了陳伯達的生平。
同時，香港《大公報》在第二版下部，刊載了兩則報導，內中提及在北京八寶山舉行的陳伯達遺體告別儀式。
9月30日，新華社從北京發出電訊，電文如下：本報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海外記者不了解「八寶山第一告別室」的具體情況，曾在報導中稱陳伯達死後享受「高級官員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陳伯達之子陳曉農給筆者的信中，對此作出了解釋：「將八寶山第一告別室說成高級官員待遇，是搞錯了。八寶山有兩部分，一為革命公墓，是領導幹部治喪處所；一為八寶山殯儀館，是老百姓和普通幹部治喪處所。二者之間有牆隔斷。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領導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別室並非高級官員治喪處所，其場地條件也遠比革命公墓禮堂簡陋。」陳伯達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寶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陳曉農和妻子小張護送到福建惠安老家。這樣，陳伯達從生命的起點，走過漫長而又起伏的85個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後又回到了那裡。從陳伯達刑滿釋放，到他遽然病逝，這一年間我多次在北京訪問過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13日，他還跟我談了一下午。不料，一個星期之後，他的漫長的生命便畫上了終止符。
我給他拍的那些彩照，成為他一生中最後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錄音磁帶上的聲音，成為他留在人世的最後的聲音。
他題寫的《楚狂接輿歌》，成為他一生的絕筆。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別辭」。
他離世之後，我在錄音機旁重聽他的聲音，思緒飛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裡。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深秋季節，我從上海專程趕往那裡進行採訪。因為我從有關部門得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滿之日。我等待著這一天，以便能夠直接訪問他，使傳記能夠更加翔實、準確……這一天終於到來。
他畢竟已是耄耋老翁，體弱多病，在刑滿前已經保外就醫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進醫院。
於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獲釋儀式，便在醫院裡舉行。
上午10時，醫院裡來了許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員，病房裡頓時變得擁擠起來。負責拍照、錄音、錄影的公安人員在忙碌著。
公安部副部長於桑鄭重其事地向陳伯達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滿之日……」85歲的陳伯達坐在病床上面對著錄音話筒，只是低聲喃喃幾句，似乎並未對刑期的結束表現出過分的高興。
接著，宣布把陳伯達分配到北京市某單位工作。
簡短的儀式，就這樣結束了。
陳伯達，這個久經滄桑的老人，不論誰都無法迴避——他是研究中國當代史必須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組長；他還曾是毛澤東多年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的一支筆、《紅旗》雜誌主編。
為了使讀者在進入正題之前，能對陳伯達有一個簡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ConciseEncy-clopdiaBri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頁《陳伯達》條目：陳伯達ChenBoda（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從蘇聯回國，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教書，並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機構工作。在此期間寫過《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成為在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七屆二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中共八大後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及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總編輯等職。著有《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等書，並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
1976年9月被捕。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8年。
這一條目基本是準確的，但有一處明顯的錯誤：陳伯達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嚴格地說，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補辦了逮捕手續。
且把時間倒撥到1970年8月。
毛澤東主席第二次選擇了廬山作為中共中央全會開會的地方。從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成為陳伯達一生政治生涯的終點。他一下子成了全黨批判的對象。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號召全黨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毛澤東的這段話，是針對陳伯達說的。陳伯達頓時從政治的峰巔，跌入峽谷之中。
毛澤東在廬山發動了一場新的運動——名曰「批陳整風」，迅速推向全國。「批陳」，也就是批陳伯達。
陳伯達怏怏地從廬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門大街米糧庫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寬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上將住的。陳伯達怕冷，搬進去時修了個玻璃走廊。這位「大秀才」嗜書如命，乃「萬卷戶」，秘書「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為他修了個書庫。書庫里，放滿陳伯達個人的藏書：三萬多冊自然科學書籍，三萬多冊社會科學書籍。另外，還有一間房子專放線裝古書。陳伯達不抽菸，不喝酒，像樣的衣服也沒幾件。他的一些稿費，都花在買書上。此刻，原本門庭若市的陳宅，冷冷落落，門可羅雀。他躲進了書房。平素與書為友的他如今竟怎麼也看不進書。陳伯達產生一種強烈的願望：見一見毛澤東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陳伯達一次次給主席那小個子秘書徐業夫掛電話，求見主席。得到的答覆，要麼是「主席已經休息」了，要麼「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見，工作時也不能見。顯然，毛澤東婉拒了他的求見。
就連他的秘書也接到通知，不許往外走，不許往外打電話。不言而喻，陳伯達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這一天畢竟來臨了——1970年10月18日。
這一天，陳宅原先的警衛調走了，新來的8341部隊不再是「保衛中央首長安全」，卻是對他實行就地監禁。後來，他的刑期就從這一天算起，他被判處18年徒刑，刑滿之日為本書一開頭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1天，不少1日。
在1970年10月18日這一天，他的兩位秘書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們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學院，隔離起來。
也就在這一天，陳伯達不再配有轎車：黑色的「紅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爾加」，他的司機於子云也被拘押。就連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製藥廠女工陳順意，也在這一天被關押。
他在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他名列第5。1967年初，在陶鑄被打倒之後，他成為「第四號人物」，如今，他這個「第四號人物」，被一筆勾銷了。
波詭雲譎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