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是中共的基石。文革期間中共專門下發《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說：「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機關」，「否則，就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儘管如此，在青海卻發生了軍事造反事件——二·二三事件，帶頭人是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康生在調查過程中還談了趙永夫參加過國民黨的問題，這讓在坐的人都大吃一驚。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1967年發生在青海的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爆發的大規模血案。四十多年過去了，事件的經過連同死去的冤魂，都被歷史的長河沖刷得無影無蹤。也許，只有那些倖存者，還忘卻不了心中的痛，但在絕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它已化作一縷飄渺的輕煙。這樣一件血案如果任其湮沒，那麼，我們為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慘痛代價，也就白費了。
文革中青海的兩大派
文革初期，和全國各地一樣，青海省的革命群眾也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兩派是隨著文革的進程逐步形成和對立起來的。
實事求是地講，那時候兩派群眾都是要「緊跟毛主席，誓死鬧革命」的。他們的口號是：「黨指向哪裡，我們就打到哪裡。」那麼，黨指向哪裡呢？
文革發動者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確提出，矛頭應指向「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的」的走資派。為了樹立樣板，中央下令廣播了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那張大字報的矛頭是對著北大黨委的。
青海雖然偏居西北，卻阻擋不了黨的聲音，得風氣之先的人紛紛起來造黨委的反。例如：青海大學畜牧獸醫學院劉明乾等五名師生給院黨委貼大字報，格爾木機關幹部給縣委貼大字報，民族學院教師傅承信給院長貼大字報等等。
造反的人遭到保守群眾的迎頭痛擊。保守群眾根據反右的經驗，認為矛頭指向黨委的人就是右派，他們像1957年那樣奮起反擊右派的猖狂進攻。與此同時，黨也傳來了反右的聲音。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面對混亂局面，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要抓30萬──40萬右派」（據王任重筆記）。對西北地區，更有具體指示，在《批轉中央西北局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中，中央批示：
「對於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打擊面應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中，只打擊個別最壞的……」
據此，王昭在省委常委擴大會上說：「要劃分左、中、右」，「要在大學生中抓百分之一的右派。」於是，和全國同步，青海省也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保守群眾聲威大震，造反者陷入滅頂之災。畜牧獸醫學院劉明乾等，連同支持他們的副院長達洛，都被揪出來批鬥。格爾木縣機關幹部被定為「小匈牙利事件」，省委責成海西州派工作組前往，把貼大字報和支持大字報的人打成反革命。
全省運動的焦點，集中在《青海日報》社，導火線是「六·三社論」。起草社論的陳逸這樣回憶：
1966年6月2日下午2點多，當時《青海日報》社總編程光遠（他同時兼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經農叫到他的辦公室，說有一項緊急任務，要馬上寫一篇社論，貫徹中央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精神，發動群眾參加即將全面鋪開的文化大革命。
程光遠向我們傳達了當時仍屬高級機密的中央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的大致情況，比較完整、詳細地複述了1966年4月24日上海（按：應為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通過的《五·一六通知》（草稿）「（《昨夜星辰昨夜風》）。
接受任務後，陳逸把自己鎖進辦公室，奮筆疾書，寫成了」六·三社論「。題目是《大進攻、大反擊、大革命》，內容是號召造反。
社論一發表，西寧市炸了鍋。編輯部電話不斷，學生、幹部、工人一撥一撥地湧進報社，高呼口號，四處張貼大字報，批判大毒草。6月12日，省委書記楊植霖、省長王昭經西北局批准，把」六·三社論「定為」有嚴重政治性錯誤「的文章，同時派出以省委副書記韓洪濱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報社。程光遠軟禁在家，陳逸隔離反省，雷經農反戈一擊，一個」程陳反黨集團「浮出水面。
陳逸滿腹委屈，他認為社論不過是篇職務作品。之前他也曾奉宣傳部長之命，寫過批黃靜濤的文章，儘管他對黃一無所知；寫過批」三家村「的文章，儘管他對鄧拓還懷有敬仰之心；作為一支筆桿子，他已經習慣了奉旨撰文。這一次明明是傳達中央的精神，怎麼就奉錯了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把他打成了」混進新聞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他經歷了一番冰火地獄般的右派生活。
1966年的反右派，完全是1957年的翻版。一樣是響應黨的號召給各級黨委寫大字報，一樣地打成了反黨右派。正是這場反右，在當權派、保守群眾和造反者之間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種子。文革之所以那樣激烈、慘痛，其源蓋出於此。大家都主張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沒有人反思文革中的這場反右。
8月底9月初，一批批紅衛兵到青海串聯，帶來了批判資反路線的消息。對於已經是反革命的造反派，這不啻天外綸音。他們鹹魚翻身、東山再起，紛紛成立戰鬥隊，最後匯合成」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西寧市迎來了第二次革命高潮。一撥一撥的紅衛兵、工人湧進省委，大字報貼滿省委大樓。這次不批大毒草了，是批省委，而且高呼」『六·三社論』好得很「。廣大群眾一股腦兒地倒向八·一八，聲勢浩大的造反派形成了，保守群眾紛紛倒戈。
然而，保守群眾多數是黨團骨幹，歷次運動他們都是革別人命的，如今豈容乾坤倒轉！於是，他們也揭竿而起，拉起隊伍，最後匯合成」紅衛兵總部「、」貧下中農紅衛軍「和」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八·一八聲言」大方向始終正確「，保守派組織則宣稱：「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兩派圍繞著「六·三社論」和平反、追黑材料，發生激烈衝突。從10月份開始，爆發了一連串大規模的武鬥，如：10月底的136廠事件、一二·五的大通橋頭事件、一二·九的民和事件、一二·一四的毛紡廠事件……在不斷升級的武鬥中，兩派群眾積累了沖天的怨氣，甚至是刻骨的仇恨。
省委書記楊植霖因為參加了中央文革，知道毛主席的意圖，所以很快就轉變了對「六·三社論」的看法，並在省委傳達了康生肯定「六·三社論」的指示，堅決支持八·一八；省長王昭根據多年政治鬥爭的經驗，認為八·一八隊伍不純，堅決支持捍衛隊。兩派均有恃無恐，自封左派。但是，在全國批判資反路線的大形勢下，省委終於在12月2日作出「撤銷關於《青海日報》6月3日社論所犯錯誤的處理決定的聲明」，省委陷於癱瘓，王昭也去外地治病去了。
1967年初，一月風暴襲來，青海省也面臨著奪權。誰來奪權，這可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正如《人民日報》社論說的，「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新年伊始，兩派武鬥進入了你死我活的激戰階段。恰在此時，中央決定軍隊介入文革，支持左派。
軍隊支左
毛主席敢於放手發動文革，是因為手中有一支強大的解放軍。在文革奪權的關鍵時刻，他決，定啟用手中的王牌，讓解放軍支持左派。1967年1月21日，他在《軍委收電》上批示：
林彪同志：
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群眾！
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該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
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下達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毛主席要軍隊支持的左派，當然是造反派，批示就是批在安徽造反派要求駐軍支持的電文上。但是，軍隊的幹部和毛主席的看法並不相同。林彪的秘書張雲生看得很清楚：
各部隊也有眼力識別自己應當支持的左派廣大群眾。他們認為，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決不會是那些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複雜、動機可疑的所謂造反派。而對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對共產黨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數占壓倒多數的群眾組織，他們的心與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認為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革命派。（《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
這種情況，毛主席心裡非常清楚。2月9日，他在一件文稿上批示：
關於支持真正左派廣大群眾問題，現在出現許多搞錯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於被動。此事應寫出幾條指示。請速辦。
然而軍委並沒有速辦，相反的，此前卻連續出台了兩項維護軍隊的規定。一項是1月14日的《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說：「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機關」，「否則，就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另一項是1月28日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命令在不許衝擊的前提下，又規定「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石。毛主席說過：「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軍委關於維護軍隊權威的通知和命令，毫無疑問都是獲得毛澤東的支持的。有了這通知和命令，各地駐軍對於那些敢於冒犯軍隊的「右派」（不幸這恰恰是毛澤東心目中的「左派」）毫不留情地採取了專政措施。
一月底二月初，湖南省軍區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宣布「湘江風雷」為反革命組織，逮捕了支隊長以上的所有頭目，數量達到幾萬。
二月中旬，成都軍區鎮反，單成都市就抓了兩萬多。同一時間武漢軍區也開始鎮反，武漢市抓了三千多。此外，廣州、福建、內蒙、新疆、雲南等地均實施了不同程度的鎮壓反革命。福州軍區抓人後，《解放軍報》還配發了《徹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社論，《人民日報》及各地省報均予轉載。
二·二三事件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趙永夫軍區造反
1月23日，支左決定下達當天，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召集軍區黨委開會，決定支持八·一八。這個決定雖然符合毛主席意圖，卻不符合軍內大趨勢，尤其是不為省軍區內多數幹部所接受。
正如張雲生所說，他們絕不會認為成分複雜的造反派是左派，更何況不少幹部的家屬，在地方上都已參加了保守派。軍區黨委會後不到三小時，軍區機關幹部便召集會議，選出15名代表，成立了「青海省軍區機關革命造反群眾司令部」（後改為指揮部）。副司令員趙永夫當場亮相，說：「你們造反我當然支持。」於是，趙成了指揮部的顧問。是夜，指揮部印發「緊急通告」，出動宣傳車上街廣播，宣布劉賢權是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派。
指揮部成立了秘書組、聯絡組、宣傳組等機構，實際上奪了軍區的權。劉賢權被軟禁，電話切斷，門口放雙崗，警衛、秘書均不能接觸。
1月25日，趙永夫邀請青海駐軍各部隊負責人開會。在205部隊副軍長張曉川的擁戴下。趙永夫取得各部隊的支持。1月28日，張曉川聯合各駐軍部隊，亮出了「部隊統一行動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幟，青海省的軍隊，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軍區風雲突變以後，八·一八紅衛戰鬥隊在軍區樓前張貼大字報，聲言「當指揮員叛變革命時，革命戰士不僅不應該聽他的指揮，還應該掉轉槍口對準他。」並拉出了巨幅標語：「打倒軍區一小撮混蛋！」
青海省委也發生了分裂。王昭到外地治病，多數省委領導仍和他通氣，策劃支持捍衛隊奪權。楊植霖則召開了幾次會議，決定支持八·一八奪權。1月29日，八·一八舉奪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權。
由於捍衛隊和省委、軍區的幹部都指責八·一八隊伍不純，奪權後的八·一八紅衛戰鬥隊決定開門整風。他們將楊守禮等幾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員定為「反革命分子」，送交公安機關，要求嚴肅處理，以示革命，不料卻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2月2日，張曉川在205部隊召開青海駐軍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逮捕倉門街、興海路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的9名成員，派部隊和「貧下中農紅衛軍」一起召開控訴反革命罪行大會。2月3日上午，控訴大會在南門外體育場、勞動人民文化宮、興海路等地舉行。12時，隊伍上街。205部隊抽調250輛軍車，各部隊抽調4000多名戰士，和貧下中農紅衛軍、捍衛隊聯合舉行了一次鎮壓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裝大遊行。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楊守禮等，臉上畫著八·一八，胳膊上帶著八·一八袖套，頭上戴著八·一八高帽，遊街示眾。鎮壓的矛頭直指八·一八紅衛戰鬥隊。
2月4日，青海大學八·一八紅衛兵張貼大字報：《炮轟青海省軍區機關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聲言「不把其中的小賀龍、小羅瑞卿揪出來示眾，我們死不瞑目！」
軟禁中的劉賢權，深感問題嚴重，親自起草了電報：「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造反派，（紅衛兵）總部、捍衛隊是保守組織，界限非常明確，我們堅決支持八·一八。」他要求發給中央，機要員卻把電報稿退了回來，答覆是：「趙副司令不同意發。」劉賢權的夫人安紹傑把電報稿用紗布纏在腿上，穿上棉褲，請假到了蘭州。蘭州軍區把電報發給了中央軍委，沒有回音。
2月13日，北小街、南小街、興海路、倉門街等地的八·一八紅衛戰鬥隊被定為反革命組織，明令取締。
2月17日夜，趙永夫、張曉川在駐軍領導人會議上，提出成立「西寧地區部隊支持地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聯合辦公室」，獲通過。後來辦公室改名「聯合指揮部」，趙永夫、張曉川都是核心領導小組成員。
《青海日報》社的流血事件
《青海日報》社始終是青海文革的中心。報社裡八·一八占絕對優勢，編輯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八·一八。1967年1月12日，八·一八紅衛戰鬥隊、《青海日報》社革命職工造反司令部等組織，在首都三司和北航紅旗赴西寧支隊的支持下，奪了報社的權。奪權後的報紙，稱作「新生的青海日報」，它旗幟鮮明地支持八·一八。
2月8日，趙永夫、張曉川準備對報社實行軍管，但軍區黨委兩次開會都沒通過。11日晚，軍區副政委張文英向蘭州軍區請示，蘭州軍區也不同意軍管。張讓蘭州軍區請示中央軍委，蘭州軍區請示了，答覆是：「需要請示」。
兩派劍拔弩張，形勢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捍衛隊貼出大字報，說奪權後的《青海日報》「為反革命吶喊叫好，必須立即把權交還給真正的革命派」，並拉出大標語：「反動派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2月14日，趙永夫召開軍區黨委會議，通過了《軍管青海日報社公告》，組成軍管小組進駐報社。但軍管遭到了八·一八的抵制，進入報社的軍管人員被八·一八的人趕出來，有的人甚至被從牆上扔了出來。上午11時，部隊包圍了報社。
從這天開始，一場《青海日報》爭奪戰打響了。軍隊要進駐，八·一八則抵制。民族學院紅衛兵一馬當先，「高舉著毛主席語錄，像一股勢不可擋的滾滾紅色巨流，衝破道道防線，衝進報社。接著八·一八的戰友也一隊隊地風馳電掣地趕來了。」（《湟水岸邊的日日夜夜》）
「一批又一批以工人為主要骨幹的群眾陸續來到青海日報社」，他們「沿著報社圍牆，一層又一層，有的臉上一副倦容，顯得特別疲憊，顯然是剛下班趕來。有的一面啃著干饃，一面還在向周圍的人講演……」（孫正荃：《1966～1976實錄》）
保衛報社的人，開始是倒班，來一批走一批，進進出出。後來乾脆安營紮寨，在報社周圍搭起了帳篷，劃區分片，晝夜輪班，吃睡都在其中。青海的2月，地凍天寒，經常是零下一二十度。軍隊只許人員進出，不許物資輸送，吃喝、取暖都成問題。報社的編輯、記者和印刷廠的工人拿出家裡的煤磚讓他們烤火，把剛出籠的蒸饃送到他們手中。
部隊的汽車：裝甲車把報社圍得水泄不通。他們南面占領了西寧市北門城牆，東面占領了賓館頂層的曬台，西面在民房屋頂上架起了機槍，北面湟水橋上站著從草原調來的荷槍實彈計程車兵。
2月15日，捍衛隊上街遊行，支持軍管《青海日報》社。但蘭州軍區來電作了三點指示，不同意軍管，要部隊撤出報社。趙永夫派副司令員劉斯起率6081、205、8122部隊12名幹部，連夜到蘭州軍區大樓前絕食靜坐，要求收回成命。蘭州軍區一天之內開了八次常委會，研究《青海日報》問題。司令員冼恆漢、政委張達志態度堅決：批示不能改變，軍隊不能接管地方報社。劉賢權派人給報社送條子，告知蘭州軍區的指示，並寫著「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八·一八的決心更加堅定了。
2月19日，八·一八上街遊行，反對軍管。途經報社時，捍衛隊前去阻截，八·一八的車輛軋死了捍衛隊隊員張桂蘭。當天，趙永夫和張曉川主持會議，準備將八·一八紅衛戰鬥隊定為反革命組織。
2月20日、21日，捍衛隊10萬人抬著張桂蘭的屍體環城遊行，沿途砸爛八·一八辦事機構。趙永夫主持軍區黨委常委會，確定23日取締八·一八紅衛戰鬥隊，武裝占領《青海日報》社。常委除劉賢權外，全部贊成。
22日午夜，趙永夫向參戰部隊下達命令：「部隊開進時，八·一八動刀，我們也動刀；八·一八動槍，我們也動槍；若遇阻攔，就強行開進；乘車的部隊如遇阻攔，可以軋死人。」23日凌晨，趙永夫再次動員：「一定要占領報社，用刺刀挑也得挑進去。」張曉川說：「難道我們手中的槍是吃素的嗎？」
23日上午八時，西寧全城戒嚴，街上空無人影。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司令部發布通令：
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締青海省反革命組織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總聯絡站及其所屬組織。如再非法活動，一定嚴加懲辦。
二、對該反革命組織中罪大惡極的首要分子、幕後軍師及其死黨，立即逮捕法辦。……
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總後兵站部政委陳郁、205部隊副軍長張曉川指揮調動了13個連圍攻報社。11時10分，軍隊槍擊八·一八的廣播站，所有喇叭登時全啞。下午2時，賓館（趙永夫的指揮所）和報社後門橋頭先後發出信號彈，頓時槍聲大作，十幾分鐘，幾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
守衛報社前門大院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員，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當場死亡。報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橋，守在橋頭的是汽車三場、五場、六場的工人，他們手挽手高聲朗誦：「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槍聲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幾人僅三人倖免。第二排巋然不動，繼續朗誦。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動。一瞬間，64名工人死在槍口下。
二十幾分鐘，戰鬥結束，部隊輕鬆地占領了兩千多人守衛的報社大院。接下來是這樣一幕：
雪地里到處是橫七豎八的屍體。有的堆成了三層，皮帽子、棉帽子在風裡滾動；在老報社（即印刷廠），火堆上也有屍體，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經燒焦……（孫正荃：《一個省報記者的生命檔案》）
現場做了一些安排後，搞了個屍體展覽……還押解著劉賢權、張江霖及其家屬到現場參觀、認罪。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屍體堆積如山，院牆上、木樁上、樹幹上到處血跡斑斑，有的屍體還在燃燒，發出熏人的惡臭。（冼恆漢《風雨八十載》）
鎮壓反革命
攻打報社的當天，軍隊在保守組織的配合下，包圍了八·一八的重點組織：青大畜牧獸醫學院文革籌備處、人民劇院紅宣兵團部、黨校紅色造反團等。「紅色公安」（公安廳的群眾組織）按照開列的名單，把八·一八的頭目一一逮捕歸案。第二天，一千多捍衛隊員包圍了青海民族學院，雙方對峙了一天。夜12時，兩個連的部隊開進民院，包圍了西邊四幢學生宿舍樓。一名排長帶一個班進入樓房搜查，學生拒絕開門，戰士鳴槍示警。樓外的部隊以為紅衛兵開槍了，遂向樓上開火，打死三人、打傷九人。當晚逮捕了20多名十一戰鬥團的負責人，把800多紅衛兵趕出大樓，在刺骨的寒風中，高舉雙手，跪了五個多小時，天亮後才予釋放。
接下來的日子，捕人的汽車在西寧街道往來奔馳，汽車站、火車站布滿便衣警察，嚴防反革命外逃。牢房塞滿，監獄還在不斷擴大……
最恐怖的是「群眾專政」。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後，剩下的八·一八成員，就交給了「群眾專政」。把誓不兩立的兩派中的一派群眾，交給另一派群眾去專政，其後果可想而知。大小單位都成立了類似「鎮反指揮部」之類的專政機構，設立了「勞改隊」、「臨時拘留所」和「牢房」。他們要在八·一八組織中「收集槍枝」、查獲「暴動計劃」、尋找「殺人黑名單」。他們的口號是：「堅決鎮壓反革命，決不施仁政」。於是捆綁、吊打、大頭皮鞋踢（甚至出現了互借大頭皮鞋的鬧劇）、跪雪地、跪三角鐵、菸頭燒、火烤、烙鐵燙、針扎、過電、穿針、手指夾筷子、活人打夯……種種無師自通的刑罰，都被花樣翻新地施展出來。
西寧鐵路局八·一八鐵道造反團共三千人，被鬥的1884人，打成輕傷的214人，重傷54人，監督勞動544人，被捕入獄114人，抄家114戶，逼死1人，被打流產三人。青海氮肥廠只有150名八·一八，逮捕的就達60人。就連高等院校，鎮壓也很驚人。青海民族學院把150名師生排為四類，輪番批鬥。一類擬送監獄的37人。二類戴上反革命帽子、開除公職回鄉勞動的47人。三類批判鬥爭給予處分、留校監督改造的39人，四類經過批判鬥爭予以解放的27人。
最後，引述一下青海省革命委員會的結案報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擁有十五萬餘人的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等革命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眾一萬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據不完全統計：
被捆綁吊打的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勞動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青海省軍管會平反組
1967年7月15日
中央調查會
八·一八和軍隊在《青海日報》社對峙的九天中，趙永夫不斷地給中央軍委發電報。張雲生這樣記述：
青海省軍區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說：在省會西寧，有個自稱八·一八的造反組織，在北京來青海串聯的一些紅衛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報》的一篇社論有問題，強行衝進報社。他們在裡邊大搞打砸搶，對報社的工作人員實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們擁有從別處搶來的槍枝彈藥，對向他們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部隊人員進行武裝威脅。……因此，西寧駐軍調集八個連隊，對占據報社的鬧事分子實行武裝包圍，命令他們撤出報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壞頭頭，否則一切後果由他們負責。
青海的告急電文不斷來往北京，形勢劍拔弩張。我及時將最新的情況報告林彪，他仍然不動聲色，既不表態，也不著急。（《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
2月23日下午攻打報社之後，趙永夫給軍委、總理、中央文革都發了加急電報。晚上他還和軍委通了電話，電話中軍委人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是一個很漂亮的仗。」當晚，西寧大街上貼出標語：「林副主席來電：你們打得對，打得好！」
對此，張雲生也有記述：
最後，青海的槍聲終於打響了。青海方面的報告說，占據報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圍他們的部隊開槍挑釁。部隊被迫進行武力還擊，一部分負隅頑抗的死硬分子已被擊斃，其餘的人已被驅除報社，一場反革命暴亂已被平息下去了……林彪聽講這此情況之後，還是無所表示。就連那個誤傳的「林副主席來電」，他聽後也是一笑了事。
據張雲生分析，中央文革開始也保持沉默，「八成是由於他們對林副主席來電不敢貿然作出反應。」為此，筆者走訪過戚本禹。戚講：「為落實此事，我曾打電話給葉群，詢問是否確實，葉群鄭重否認。她說：『林總的秘書我管得很嚴，不通過我，誰也不敢表態，我們絕對沒接到過趙永夫的電話。』她甚至把電話記錄本拿給我看。」
林副主席沒有來電是事實，但軍委支持趙永夫也是事實。三月初，總政要劉賢權、張江霖、趙永夫到北京參加軍以上幹部會。劉、張是武裝押送來的，兩人在京西賓館惴惴不安了十幾天。趙永夫卻多次在會上介紹「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劉賢權的夫人安紹傑說：「趙永夫表了三天功，說二月三日武裝遊行是他組織的，二·二三他如何指揮，如何開槍……什麼功勞都是他的。中央做了記錄和錄音。」（1967年4月20日在青海大學畜牧醫學院的講話）在中央調查會上，葉群也說：「前幾天在京西賓館介紹經驗的是你吧？有聲有色，全部功勞都是你的。現在怎麼都沒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紙黑字，知道不知道！」
青海問題的翻轉，源於中央文革的一個報告，戚本禹這樣回憶：
我們文革小組開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況，只看了趙永夫的報告。但不久，來信、來訪的人多起來了，有從青海逃回來的紅衛兵，也有北京的學生家長。紅衛兵有的送控訴信，有的送血書，家長則哭訴孩子去青海串聯生死不明。我覺著問題嚴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組《快報》組記者找來。記者按照軍區報告說八·一八先開槍，八·一八在報社殺人等等。我問他：『你在不在現場？是親眼看到的嗎？』他不敢回答。我告訴他人命關天，責任重大，要實話實說，他嚇得腿都打顫，這才承認不是親眼看到的。
關鋒也從紅衛兵的來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慘案。我們倆人商量這件事，關鋒說：『如果是林總表的態，主席會知道，因為這麼大的事，林總一定會向主席報告；如果是葉帥表的態，林總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會知道。但也許他們要報告總理。這事大了，文革小組解決不了，得請尚方寶劍。』於是我們決定寫個報告給主席。報告是我起草的，關鋒補充了幾句，內容很簡單，大意是：
青海西寧死了很多人，解放軍向赤手空拳的學生開槍，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連鎖反應。我們想調查一下，是否可以，請主席批示。報告原由我和關鋒署名，後來文元、春橋回京，我們向他倆通報了情況。並請他們也署了名。報告列印後，經由陳伯達、江青轉報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報告上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
根據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後開了四次調查會。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關鋒向逃回北京的紅衛兵了解情況。參加會議的都是在《青海日報》社現場的紅衛兵，事情敘述得具體、真實。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蕭華參加。調查的仍是逃回來的紅衛兵。戚本禹說：「這兩次調查會主要是圍繞主席提出的誰先開槍的問題進行的，調查的情況由我和關鋒向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作了詳細匯報。他們聽得很仔細。在匯報會上，總理曾反覆核對趙永夫組織專人，搜查八·一八組織的槍枝、結果一無所獲的情況。他聽後嘆了一口氣，說『義和團還有幾支鳥槍，可憐這些娃娃連義和團都不如，你幹嘛還要開槍呢！』接著又問反映這一情況的學生姓名，用筆記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總理主持，江青也參加了。調查對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駐青聯絡站、地院東方紅、北航紅旗赴青戰鬥隊、外地赴寧紅衛兵紅旗造反團等組織的代表。戚本禹說：「調查會尚未開完，總理就給主席寫了報告，總理把報告推給我看了一下，內說：『看來開槍有問題，詳細情況容後再報。』下署：周恩來。調查會之後，總理留下康生、江青、葉群和小組成員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匯報。總理說，經過幾次調查會，二·二三事件的主要問題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誰先開槍的問題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學生根本沒有槍，就連趙永夫搜查了幾天幾夜也沒搜出一支槍，工人、學生也沒殺過人。開槍殺人的是趙永夫。事後又謊報軍情，假造林總回電，欺騙大家。康生插話說，趙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員劉賢權，又擅自調動野戰部隊開槍殺人，簡直無法無天。這才是篡黨、篡軍，他是個野心家！接著康生談了趙永夫參加過國民黨的問題。我和關鋒聽了都吃了一驚。這時葉群說『林總沒接到過趙永夫的電話，也沒回過電，總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講清楚。』總理答應了。說他將在下午主席起床後向主席匯報一切。」
第四次調查會是3月24日夜11點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總理，江青、葉群、楊成武都來了。調查的範圍除前三次的人外，還有劉賢權、張江霖、楊植霖、高克亭、趙永夫、王昭、張曉川、張洪。這次會上，總理和趙永夫面對面地落實了一些關鍵性的情節。下面引幾段對話：
總理：今天開會，以前的情況基本上都弄清了。首先要請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你憑什麼權力撤銷劉賢權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趙：我們沒有權叫他工作不工作。
總理：是他自己不工作嗎？
趙：（結結巴巴。滿頭大汗）
總理：蘭州軍區三條指示，你們執行了嗎？
趙：他們不同意。
總理：你同意嗎？
趙：我也不同意。
總理：你為什麼違抗上級軍區？
總理：2月23日對報社革命群眾進行武裝鎮壓，指揮部誰指揮？
趙：×××指揮。
總理：×××部隊張洪回答。
康生：誰下的命令？
張洪：領導小組決定……
戚本禹：誰下的命令？
趙：指揮部下的命令，我執行。
總理：你的鎮壓反革命組織的報告，你給我的信，白紙黑字，你負責。寫報告，打劉賢權，匯報中央文革都是你趙永夫。
趙：我不知道。
康生：你什麼也不知道。
蕭華：那天你還在樓上指揮。
總理：你們就是想找藉口鎮壓，下那麼大的毒手。報社有槍，趙永夫你有什麼證據？
趙：……以前了解有槍。
總理、康生、關鋒：現場有沒有？
趙：……
康生：你就回答有槍沒有？
陳伯達：有，沒有？
趙：當時沒搜出來。
戚本禹：為什麼報告裡說有槍？
趙：不是在報社裡有，其他地方開槍了（全場大笑）但沒搜出來。
總理：沒槍，你開第一槍，打死這麼多群眾！……
總理：全部把他們包圍了，你還沒搜出來！（憤怒地站了起來）除非你偽造假槍，謊報軍情，欺騙中央！
趙：不叫打，但管不住。
會議結束時，總理宣布了中央的決定：
（一）中央軍委發布命令，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全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並由蘭州軍區派負責同志協助。
……
（七）趙永夫隔離收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解放軍同志，把他們三人帶走！
解放軍上去撕掉三人的領章、帽徽：把他們押下去。王昭在門口大聲喊道：「我和他們沒有關係。」
餘波
3月25日，中央決定下達，西寧市又一次開了鍋。八·一八成了堅定左派，捍衛隊雖然沒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劊子手的幫凶，「壞頭頭」們遭到殘酷批鬥。《紅燈記》中有句唱詞：「仇恨人心要發芽。」在肆意鼓吹階級鬥爭的年代，這可是人們銘記在心的信條。經歷了血的洗禮，青海省兩派鬥爭的激烈，不言而喻。一個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種種殘酷刑罰，如今輪到了捍衛隊。一次；近200個「壞頭頭」被帶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橫飛。
最慘的是「走資派」，他們都被定為鎮壓群眾的黑後台，橫遭摧殘。民族學院院長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縊身亡。
王昭是1961年派到青海解決飢餓問題的，事後留任省長。他大刀闊斧地整頓吏治，理順經濟，解民倒懸，被老百姓稱為「王青天」。就連寫「六·三社論」的陳逸，也說他是難得的好幹部。此時淪為二·二三事件黑後台，以帶病之軀，被批斗数十次。1970年2月，年僅53歲的王昭，死於南灘監獄。
1976年後，青海形勢再次逆轉，葉劍英兩次指示冼恆漢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趙永夫從監獄放出來，給予平反。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張江霖和蘭州軍區司令員冼恆漢都堅持認為：趙永夫的事情是中央決定的，放趙應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報請黨中央批准，撤銷了1967年3月24日《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並對由這一決定造成的冤假錯案一律平反昭雪。
八·一八的頭頭，不少人在清隊、清查五·一六和清理三種人中，第三次被打成反革命，有的還關進監獄。
趙永夫獲釋後任北京軍區裝甲兵顧問，後以正軍職幹部離休，於1987年10月18日病逝。
劉賢權和張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職務。張江霖同時免去省軍區司令員職務，行政級別由十級降為十四級，改離休為退休。1999年10月18日在蘭州去世。
當年被打死的上百名紅衛兵，除少數家長冒著當反革命家屬的危險深夜挖出的以外，大部分成了西寧北山腳下的孤魂野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