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必然會惠及所有人？諾獎得主Joseph Stiglitz不這麼覺得。
他在《Rethinking Capitalism: Economics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一書中認為，過去的30年間，全球生產力激增，但薪資增長的步伐卻遠遠沒能跟上。這主要是因為「食利階級」剝奪了超出自身生產力的利潤，因此財富的增長並沒有下滲到每一階級，收入分配顯著不均。
央行的貨幣政策也在助長這種收入分配不均，而獲利更多的「食利階級」把財富投入房地產等「非生產性資產」，助長了資產泡沫。底層收入人群需求疲弱，泡沫也難以為繼，收入分配不均不斷吞噬經濟，在泡沫破滅時帶來了經濟的衰退。Joseph Stiglitz苦口婆心地勸告：經濟要持續增長，最重要的就是解決目前的分配不均！
不平等是怎麼來的？
不平等來自頂層收入人群與生產不匹配的收入增長。總體財富增加以後，市場對收入的分配，並不是想經濟學家想像的「按勞分配」。在公司經濟增長時，頂層收入人群占取了更多的利潤，而平均工資反而是停滯不前的。
市場中先富起來的人受惠了，但利益並沒有滲透到最貧困的一群人中。
Joseph Stiglitz認為這是尋租活動（Rent-seeking）的結果。包租婆躺著就能掙錢，尋租活動顧名思義，就是指在沒有從事生產的情況下，得到壟斷利潤（經濟租金）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的食利活動。壟斷利潤來自基於壟斷地位的剝削，食利階級的獲益來自經濟活動的損失。
Joseph Stiglitz稱，過去三十年間，頂層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主要由金融部門和非金融部門的增長驅動，而大量證據證明，這兩個部門的收入增長，都顯著得益於非生產性的食利剝削。
1990年，Jensen和Murphy對1400家公司的2505個CEO研究發現，每年高管的薪資增長並不一定代表公司當年業績也有同步飛躍。
Bebchuk, Fried和Grinstein發現，1993年起美國高管的薪資增長並不是因為公司業績，反而多半是得益於公司管理制度的缺陷，使得他們可以安排設定自己的工資。
Mishel和Sabadish研究了350個公司發現，CEO的工資增速大幅高於公司市值的增速。而且即使是在市值萎縮的時期，高管的工資還是在顯著增長。
1965年，美國公司的CEO收入與中等員工收入之比為20:1，而這一比例在2012上升至354:1。
另一方面，Joseph Stiglitz稱，金融部門的頂層收入人群剝削式的食利活動，體現在政府對大型銀行的擔保上。投資者深知大型金融機構在政府的撐腰下不會違約，因此願意以較低的利率為他們提供資金。大型銀行的繁榮，並非因為他們業務能力出色或是效率拔群，而是因為他們有納稅人在支撐。Joseph Stiglitz認為，銀行在借記卡和信用卡業務上的不公平競爭放大了產生壟斷利潤的市場力量。而這些壟斷利潤，即食利階層追尋的非生產力的「經濟租金」，最終也不出意外地流到了這些大銀行的管理層和股東的荷包里。
金融部門的高管薪資比其他行業更要與勞動生產率不符，Joseph Stiglitz稱，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甚至為負。SEC數據顯示，2000-08年期間，貝爾斯登和雷曼排名前五位的高管們不斷套現，收穫了約14億美元和10億美元的現金。銀行雖然倒閉了，但高管們還是獲得了豐厚的酬勞，而非損失慘重。
頂層收入人群作為食利階層，不斷剝削壟斷利益的行為證明，希望改善經濟整體能惠及貧困階層人民的「涓滴理論」是不科學的。而與此同時，壟斷本身使得價格不斷抬升，進一步削減大眾的收入。所以，Joseph Stiglitz認為，制度應該在資本和勞動的分配中應當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來。
然而事實上，努力推升通脹的央行卻在助長不平等。當薪資開始增長，尤其是增長快於通脹時，重視通脹水平的央行就開始加息，於是帶來失業率上升。經濟進入衰退時，工資水平又會下降：而頂層收入人群的收入並不會因為衰退而下滑。央行的貨幣政策總在進一步拉大不平等。
增發貨幣恢復經濟的安倍經濟學似乎也在證明這一點：從家庭儲蓄來看，相比2012年，2015年的貧富差距更大。
數據來自日本厚生勞動省
不平等帶來了資產泡沫
過去的30年間，在食利階層的影響下，薪資增速遠跟不上生產力爆發的速度。但生產力的增加，加上低利率的環境，整個社會的財富無疑是在增長的。 Joseph Stiglitz認為，增長的財富最後進入了並不生產直接的商品和服務的「非生產性資產」，吹起了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資產泡沫。
Joseph Stiglitz分析稱，多數的富裕國家在過去三十年裡經歷了以下三點：財富與收入之比上升；中等收入增長停滯；資本報酬率未能下降。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財富」是與「資本」等同的，因此資本量提高，應該伴隨著資本報酬率的下降和薪資的上升。低技能工人的薪資未能上升被認為是技術型產業的要求導致，而事實上，近年來高技能工人的薪資也有下滑。
那麼，增長了的財富都到哪裡去了呢？Joseph Stiglitz給出的答案是，它們作為壟斷利潤進入了食利階級的囊中，而食利階級又將它們投向了可以進一步剝削壟斷利潤的領域——比如土地，房產，還有金融債權，而實際投入生產的資本減少了。
這些領域並不生產直接的商品和服務，不能有效推動社會生產力。食利階級得以中飽私囊，但社會的工資增長卻停滯不前，甚至倒退。
Joseph Stiglitz稱，獲得了更多壟斷利潤的「食利階層」，更容易接觸到金融市場、獲得銀行信貸，而他們也得以以手頭的「非生產性資產」作為抵押，繼續購入這些資產吹大泡沫。於是，食利階層的財富越來越多，不平等加劇，資產泡沫也越來越大。
不平等還會造成經濟衰退。首先，不平等會帶來社會總需求的疲軟，因為對於收入較低的人群來說，日常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明顯比高收入人群要多得多。其次，寬鬆的貨幣政策推升資產泡沫，但同時也拉動了消費熱潮，結果是債務水平日益升高，泡沫和消費熱潮都只能短期持續，最終泡沫不可避免地破滅，經濟衰退到來。這早有先例。
而且，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難以進行公共投資，來拉高生產力。富裕階層看不到公共投資的意義，反而擔心一個決心提高經濟效率的政府會同時實現收入的再分配，危及他們自身的利益。
Joseph Stiglitz提出了四種解決收入分配不均的的方案：
一，改變高管薪酬（尤其是美國）過高的現狀。美聯儲降息，股價會抬升，但這與高管的貢獻無關，公司的市值升高不應該是高管獲得獎金的原因。
二，宏觀經濟政策需要保持經濟穩定和充分就業。不平等已經在削減社會總需求，應該通過基建來重振經濟。
三，在教育上的公共投資是解決不平等的根本途徑。勞動者收入的關鍵因素是教育的質量，確保教育機會平等的社會，工資分配也能實現對能力的反映。
四，急需的公共投資資金，可以通過對資本收入的公平的全額徵稅實現。這是最直接的抑制不平等激增的方法。
從OECD國家經驗來看，二次分配政策使OECD國家的基尼係數平均下降了25%，相對貧困人口減少了55%。主要OECD國家在轉移支付前的基尼係數都比較高，而通過轉移支付的再分配，基尼係數都有顯著下降。
圖片來自中國家庭與金融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