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譯自《澳洲新聞網》（News.com.au）9月20日的報導。想像一下被綁架走，接下來被關進一間牢房，關在那裡幾個月或者幾年，沒有被控罪或定罪。
在那裡，當局酷刑折磨你，迫使你觀看旨在洗腦的影片，讓你的觀點與中共的一致。
時不時的，你被從骯髒、擁擠的牢房裡拖出來，拖進一個房間，在那裡沒有警示，針頭扎進了你的手臂，抽了幾管血。然後，監獄管理部門指示一群吸毒犯用暴力來約束著你，讓你給出一份尿樣，以及遭受侵犯式的醫學檢查過程。
沒有人會對你的尖叫聲或呼救聲做出反應。不會給你任何的解釋。這個程序反覆出現。
熬過幾年殘酷的對待，你或許能活著出來。或者，可能被秘密處決了。
在外科醫生使你鎮靜下來，開始從你身體裡一個接一個地摘取器官後，你很可能死在手術台上。
中國政府會說你只是失蹤了，或者說你從來就不曾在那裡。但最有可能的是它什麼都不說。
與此同時，有錢人會排著隊來這個為了救命而專門建立的器官移植醫院。供選擇的人體腎臟、肝臟和其他器官是巨大的。那是因為有成千上萬人被屠殺了而得來的。摘取器官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是一項利潤豐厚的買賣。
在過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對於成千上萬報告說遭受了強制醫學檢查的中國公民來說，那是現實。
又是一天的極度折磨，劉錦濤（音，圖1）的身體痛到發抖。
大頭針扎入他的指甲，他被疼醒了。然後，他被強迫定定地站在一個院子裡約18小時。如果一動，就會遭到毒打，就可能沒命了。
每一秒都極度的痛苦，這種懲罰讓他的雙腿腫脹，身體想要彎下去。他不被允許上廁所。時間成了他的敵人——但不是最糟糕的敵人。
這是有研究生學歷的劉先生2006年到2009年在北京一系列看守所和勞教所里長時間關押中「通常」的一天。
在那裡，他遭到電擊、醫學檢驗、強制灌食、毆打、暴力性侵犯，還有獄警們設計出來的其他酷刑方式來加以羞辱及最大限度地造成痛苦。
但是，有一個特定的懲罰，給劉先生烙下了最深的心理傷疤。「有一次他們四個人（獄警）把我扒光衣服，用那個刷馬桶的刷子插肛門，說要把我插到變成同性戀」，劉先生告訴《澳洲新聞網》。「他們扯我的陰毛，玩弄我的生殖器。」
他唯一的「罪行」是修煉法輪功，一種基於「真、善、忍」指導原則的修煉功法。
據多份報告，中國共產黨繼續在全國各地的拘留中心、勞動營和監獄裡對政治犯犯下人權暴行。
在中共政權的統治之下，沒有人是安全的，而基於「真、善、忍」指導原則的法輪功學員成了其主要針對的目標。
中國政府於1999年禁止了法輪功，此後一直在無情地迫害、折磨、殺害他們，把他們關進「黑監獄」。「黑監獄」是中共建立的一個在司法體制以外的網絡，包括勞動營和拘留中心，用來在不經起訴或定罪的情況下關押公民。
*「沒有正式的法律禁止摘取器官」*
反對強摘器官醫生組織（DAFOH）對在中國由政府批准的從良心犯身上強制摘取器官的報告做了系統的研究。
DAFOH澳大利亞發言人Sophia Bryskine說，該組織「尤其關注中國，因為不象世界上其他地方，那是唯一一個系統性強摘器官在繼續大規模進行的地方，是政府認可的程度。」
「沒有正式的法律禁止這種做法」，Bryskine醫生說。
「事實上，一項1984年的規定仍在那裡。該規定允許把被處決的犯人用作器官的供體，直接違反了所有的國際準則。」
Bryskine醫生說，國際社會在這一問題上需要用「一個遠遠更強的姿態……挺身而出，施加壓力。」
「這就象說『我們將逐漸停止殺人』，這是不可接受的」，她說。
「中國還沒有證實良心犯因為器官而被殺害。他們只是說他們停止了對死刑犯的這種做法。」
Bryskine醫生說，很多的囚犯「甚至沒有通過一個法律程序」。
「中國的法律體系是腐敗的」，她說。「這必須停止。」
美國知名倫理學家、紐約大學創始醫學倫理學部的主任Arthur Caplan提供了他對在中國摘取器官的觀察。「在美國或歐洲，你必須先死了，才能夠成為器官的捐贈者。在中國，他們讓你死」，他說。
幾名在澳大利亞定居的中國難民告訴《澳洲新聞網》，全世界需要站起來，譴責中國（政府）迫害其國民及犯下的人權暴行。
*「我簡直不敢相信，直到它發生在我身上」*
36歲的法輪功學員劉錦濤（音）理解為什麼一些人對中國政府實施大規模的摘取器官感到難以相信，因為以前他也是同樣的感覺。
劉先生於2006年因他的信仰而被捕，在沒有被起訴或定罪的情況下被監禁了超過兩年。
劉先生說，他在一系列北京的拘留中心和勞教所里長期關押遭受的酷刑折磨和虐待讓他心生恐懼。
劉先生告訴《澳洲新聞網》，他記得當監獄管理部門對他及其他犯人進行明顯的健康檢查時，他感到困惑，因為他們極少考慮人的生命。
「我被關到一個屋子裡，裡面其他的都是吸毒犯」，劉先生告訴《澳洲新聞網》。「其中有一次他們打我的時候，他們使用的各種手段都有，有的吸毒犯拽著我，有的吸毒犯打我的後背，拳打腳踢……有個人在打我後背的時候，突然從外面進來一個老的吸毒犯，然後說不要把他的器官打壞了。」
劉先生很快意識到可能正在發生什麼更加邪惡的東西，甚至超出他可能想像到的。
「我曾經聽說過一些關於摘器官，但是即使是我被拘留和毆打的時候，我最初想到這，還是覺得太過殘忍以致難以相信」，他說。
「從感情上，我想或許那些大叫不要打壞我器官的人只是不想我死掉。後來我的理智告訴我，為什麼這些人會在乎我的生命呢？」
「為什麼他們不說『別把他打壞了』，而是說『別把他的器官打壞了』。我只是覺得他們在乎我的器官超過在乎我這個人，這很奇怪。」
但劉先生說他是幸運的，許多中國的政治犯沒能活著出來。
他說，他的一些政治犯朋友被警衛從他們的牢房拖出去之後，再也沒有回來。
*「那些醫生不說話」*
66歲的法輪功學員張鳳英在遭受多次強制性的醫學測試後，她以為自己會因器官而被殺害。
2013年，張女士因為在北京的一個市場外面發法輪功的傳單而被捕入獄。她成為了一系列拘留中心和勞教所里的政治犯。在那裡，她與幾百名其他的犯人被多次做體檢，據報告，這是旨在評估他們主要器官的可用性。
張女士告訴《澳洲新聞網》她被強迫抽了血樣，從她的手臂和耳垂上取的。
她問那些醫生為什麼抽她的血，但他們根本不回答，她說。
她還被迫提供了尿樣，做了X光透視和心電圖。她說她和大約100名在押人員，排著隊到一輛麵包車那裡，被強制做了更多的檢查。張女士說，她以為她會死在外科醫生的手術台上，直到她於2014年被釋放。
*中國政府目前對摘取器官的立場是什麼？*
在受到國際壓力之後，中共官方禁止了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並宣布將於2014年轉向一個以自願捐獻為基礎的系統。
但是，外界廣泛認為中國政府為了獲得供移植的器官，在繼續大規模的殺害無辜的人。
發表在美國移植期刊的一篇文章強調在中共官方報告的移植數量與中國急速擴張的移植基礎設施之間存在「難以置信的差異」。
前加拿大政要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記者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今年6月發布了另一份確鑿的報告，顯示了在中國施行的器官移植比官方數字披露的甚至高10倍。
「他們（中國共產黨）說，移植的總數是每年約1萬例。但是我們通過看兩三個最大的醫院，（它們的移植數量）就能輕易的超過中國的官方數字」，麥塔斯先生在一份聲明中說。
該報告估計，在中國的醫院裡，每年做了6萬至10萬例器官移植。
根據該報告，中國政府沒有報告的數萬例器官移植是來源於被處決的政治犯，他們因為信仰或政治信念而遭關押。
「該差異讓我們得出結論：因器官被殺害的法輪功學員比我們以前估計的要多的多」，該報告說。
「最終的結論是：中共參與了政府大量殺害無辜者，主要是法輪功學員，但也有維族人、藏族人、家庭教會的基督徒，目的是為移植獲取器官。」
作者們稱，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被強制接受醫學檢查，之後，他們的結果會被放入一個活體器官來源的資料庫，以便能快速的做器官配型。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有嚴格的法律和法規」。
「至於那些證詞和發布的報告，我想說關於在中國強制摘取器官的這類故事是虛構的，是毫無根據的。它們沒有任何的事實基礎」，她在今年早些時候說。
記者無法聯絡到負責監督中國器官捐獻的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就此發表評論。
2005年，中國官員承認他們從犯人身上摘取器官，並承諾會改革這種做法。
五年之後，中國器官捐獻委員會負責人黃潔夫告訴醫學雜誌《柳葉刀》說中國超過90%的移植器官仍是來自死刑犯。
中國政府一再拒絕披露它一年處決多少人。
在大赦國際組織2015年關於死刑和處決的報告中，中國被評為全球最大的劊子手。
在今年4月發布的年度報告中，大赦國際說無法獲得中國處決人的確切數字，但據信在數千人，遠遠超過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處決的總和。
（本調查是《澳洲新聞網》系列調查報導三部分中的第三部分。第一部分講述的是中國懲教設施里的極度折磨。第二部分講述的是中國秘密的洗腦中心。）
原文The reality of human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阿波羅網編者註：上面原文連結有中文採訪視頻
澳洲新聞網：中國懲教設施里的極度折磨 組圖
又是一天的極度折磨，劉錦濤（音，圖1）的身體痛到發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