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以「自由」著稱，其奉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政府對經濟運行施行自由放任政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視香港為自由放任經濟典範，其一生中多次把香港作為自由放任經濟體的代表。
香港的商業規制政策精簡、政府廉潔高效且有高透明度、法制健全、產權保護良好、簡單低稅制及貨幣穩定等因素，加上香港擁有勞動力素質較高，大部分經濟學家均認為香港是市場經濟中的佼佼者。
香港的另一面則是其出色的經濟表現，香港的人均GDP高達37,955美元（國際匯率，2013年），與日本相當，是中國大陸的5倍多，是美國的7成。從人類發展指數來衡量，香港居全球第15名，是極高人類發展指數。從預期壽命來看，居世界第4名，僅比第一名日本少0.8年。自196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贏得「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聲譽後，香港經濟體在大中華地區的地位一直舉足輕重，1993年，香港境內GDP高達中國大陸全境的1/4。弗里德曼認為香港的成功更多是因為更多依靠私有企業和自由市場。
香港無疑是光鮮靚麗的，但現在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覺得香港很好。近些年香港呈現的諸多現象越來越撕裂香港社會，造成陸港衝突。
這些現象及趨勢，我將其命名為「香港化」，香港化不僅僅是香港一城一地的現象，大陸的北京、上海等地也漸次呈現香港化的很多特徵。
香港化的表現
何為香港化？直觀看來，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房價高、物價高、生活成本高；第二，收入差距大、社會資本差距大、階層流動難；第三，本地與外地居民衝突明顯。同時，房價高也是其它所有問題的主因。
香港樓價數十年來都保持著較高水平。據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統計，港島套內160平方米以上的房型，單位房價超過25萬港幣，這意味著每套E型住宅至少需要4000萬港幣。即使在房價水平最低的新界買一套40平方米的小戶型住宅，也需要332萬港幣，2013年香港全行業工資中位數是14100港幣（香港政府統計處統計），相當於其19.6年的收入。
住宅和各類商用樓房作為城市的基礎設施，其價格高低，直接決定著城市的生活成本。有戲言，「香港的一盤菜中一半是房租」。首先其沖的當然是房租，自1986年有統計數據以來，租金的變動幅度與房價基本同步。自2003年房價保持上漲以來，2013年的租金相較2003年已經上漲了一倍有餘，而2013年較2004年初的全行業工資指數，不過上漲了34%。從支出結構來看，每月總支出中，用於房租（或等價於租金）及差餉、地租需要6,418港幣，占月總支出的29.7%（2010年）。
作為發達地區，香港人均收入水平高，但物價水平更高，生活負擔極重。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二零零九至一零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僅食物和住屋兩項，就占據了香港居民總支出的56.8%，算上水電煤等剛性家庭支出，共計60%。一個家庭在吃住之外可以騰挪的空間很小。
以恩格爾係數（食物支出占居民總支出的比重）來衡量，倫敦、紐約、東京等國際一線中心城市，恩格爾係數一般低於20%，像2003年時，紐約、巴黎、東京等地分別為14%、16%和19%。而香港2000年、2005年和2010年這一數據分別為25.7%、25.8%和27.1%（政府統計處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不僅遠高於上述與香港齊名的國際中心城市，還處於連年增長的狀態。
生活成本高，抬升了城市的居住門檻。如果居民收入高，也就罷了，但香港是一個撕裂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極大，其基尼係數為0.54（2011年），在美國CIA的World Factbook中排第12名，而全球排名中的前20名，無一發達經濟體。2009年，香港本地家庭的收入中位數是每月1.75萬港幣，收入少於1萬港幣的家庭總數，占全港28.8%，收入少於2.5萬元的家庭占全港總家庭戶數的三分之二。與此同時，富裕家庭的數目也在不斷的增長，月入10萬元或以上的家庭從2000年的2.1%上升到2.9%。此即所謂M型社會，兩頭大，中間小。
香港是一個市場經濟導向的地區，貧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大向來不是問題。香港在商業競爭中，強調個人努力，在競爭中出頭是主流價值觀。1997年以前，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創業故事是一直是激勵年輕人努力向上流動的勵志故事，1990年代TVB拍制的影視劇中，大量的情節都是窮小子如何出人頭地。
但近十年，情況發生了改變，成功創業的人士比以往少，創業的環境越來越困難，小企業受大企業擠壓的態勢也越來越明顯。這是因為現在的企業結構呈現兩極分化，以地產商為代表的壟斷企業觸手遍及全港，涵蓋了絕大多數的地產、基礎公用事業、零售業，限於香港政府的不干預政策，缺乏反壟斷手段，大企業很容易抑制中小企業的擴張與發展。
更重要的是，香港高房價致使現存不動產所有者具有先發優勢，巨大的房價收入比，使得多數青年無法不藉助父母而獨立買房，有錢才能買房，房價跑贏收入，不斷攀升的房價產生的財富效應，進一步惡化了貧富差距，阻礙了階層流動。
本地居民的階層不流動。香港作為中心城市，源源不斷地吸引外地的「高帥富」來港，外來人才攜比本地人更勤勞的態度、更有優勢的財富和相對優秀的才華，造成外來者居上的現象。再加上CEPA啟動以來，外來遊客漸多，外地人擠占香港的購物、生活的空間、抬升了他們的生活成本，這必然會出現本地居民與外來居民、遊客之間的衝突。
為什麼會香港化？
高房價當然是因為香港政府從來沒有管過房價，收入分配差距與財富差距較大，也因為香港沒有採用累進稅制和遺產稅。這些都指向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
弗里德曼認為，儘管英國的經濟制度曾頗具社會主義色彩，但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卻實行了自由放任政策，這主要歸功於英國人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在主持財政司時，郭伯偉堅持低稅率、不干預經濟，甚至拒絕收集經濟統計數據，擔心這會給政府官員以增加干預的藉口。這一「積極不干預」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是個非常貧窮的小島，人均收入僅為英國的1/4，儘管英國在同期也經歷了高速的增長，但到97香港回歸中國，香港的人均收入同英國基本持平。
很多人將香港今天的現狀歸結於自由放任政策，如單一低稅率保護了富人的利益，不干預市場運行使得壟斷企業橫行、掠奪了普通人的利益等。這些說法看起來似乎是對的，但其實是似是而非。實際上，郭伯偉時代的香港確實是自由的，那時香港也並沒有出現「香港化」的趨勢。香港化是另有原因。
土地限量供應導致房價高
香港的土地可謂是寸土寸金，總面積僅1100平方公里，略高於上海的1/6，略低於北京的1/15，但人口卻高達720萬，整體來看，香港人口密度很高，遠高於上海和北京。即使如此，香港還是有高達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林地、草地、荒地、濕地和灌叢，這些土地不做建設用地開發。城市建設用地僅占總面積的23.9%（2013年），按此計算，人口密度高達2.74萬人/平方公里。
問題是，香港政府對此毫無要糾正的跡象，從2000年到2013年，長達13年，香港住宅用地僅增加了9平方公里，合900公頃，比2013年上海一年的住房用地供應還要少100公頃，平均每年僅增加70公頃，是上海一年的1/14。商業用地13年時間甚至僅增加了100公頃，年均7.7公頃。
寸土寸金的香港，把半數以上的土地不做開發，保持林草濕地狀態，如果認為這是保護生態，無疑是非常幼稚。而這些從本質上講，都可以歸結到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以此形成的既得利益群體沒有絲毫動力去放開土地供應，平抑房價。
就近三十年來看，香港房價周期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85年到1997年、1998年到2003年、2004年到現在，這三個時間段分別對應著三件事：
第一，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香港房價的崛起於《中英聯合聲明》，聲明列明英方於過渡期內（1984年－1997年）每年只可賣出50公頃土地，初衷是中國擔憂英國超售土地，使得未來香港無地可賣。這一政策客觀上限制了土地供給，成為香港房價長期上升的基礎，從1986年到1997年保持著年均23.08%的增速，其中1992年的增速超過42%。
第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來臨，香港成為金融危機的重災區。香港房價從1997年的歷史最高點迅速下跌，平均跌速為15.05%，1998年一年就跌掉31%，房價在2003年達到歷史最低點，較1997年跌去63.3%，可謂十分慘烈。
第三，新的土地批租制及CEPA啟動。2003年的香港，商品房市場慘澹，居民對住宅消費的信息低迷，這也使得開發商不敢拿地開發，政府手中的地也賣不出去。定期拍賣土地的政策受到嚴重的挑戰，流拍的不在少數。為此，港府在2002年推出了「救市九招」，包括停止供應土地、停止公共住宅建設（每年八萬五千套）、寬鬆貨幣等，並於2004年開始，採用「勾地」機制來維持地價。
隨後，陸港簽訂CEPA協議，啟動大陸居民來港自由行，極大的擴展了香港住宅的需求，同時2003年起，也是大陸居民收入與財富增長的黃金十年，大量的大陸居民赴港置業。更稀缺的土地供應政策（供給少）和更龐大的購買人群（需求多），成為最近十年香港樓市火爆的主要支撐點，年平均增速為15.69%，在2010年，房價回到1997年的歷史最高點，當年增速高達21.12%。到2013年，香港的平均房價已經高達12.6萬港幣/平方米。
政府是土地批租的受益人
事後我們來復盤，香港的土地制度毫無疑問題是香港高房價（以及因此衍生出來的高生活成本等）的必要條件。在地少人多的背景下，香港政府進一步約束土地供給，加劇了住宅及商業設施的供應不足。香港獨特的土地公有制，使得政府成為土地的擁有者，可以通過賣地來獲得收入，這個時候，政府成為土地市場的利益中人，很難獨立於房地產市場。這時的政府更在意的是每年獲得收入的穩定性，而不是房價的高與低及居民獲得房產的難度。
以2012-2013年度為例，香港一般性財政收入為3140億港幣，而在此之外的土地收入為862億，是一般性財政收入的27.5%。如此大的一筆收入，政府很難淡定的放任其地價的滑落直至土地流拍。香港一直以低稅率著稱，但土地作為生產要素，政府通過賣地，變相回收了公眾的收益。
當然，土地批租並不必然導致高房價，但土地限量供應造成稀缺，是房價上升的主因。《中英聯合聲明》中的50公頃限制是一個偶發的外生因素，以此肇始的土地市場緊缺，保證了地價長期上漲，到2002年時，儘管土地流拍，但香港政府並不急於一時，他寧可不賣地，也不讓地價跌的太利害。
土地稀缺如何影響經濟自由？
土地稀缺造成的房價高，原本只會影響地產市場。壟斷雖然會影響經濟效率，但隨著技術進步，總會有創新來衝擊壟斷企業的地位。如果香港是一個真正的自由放任的地區，顯然不用過多的擔心壟斷。
但土地的壟斷顯然是無法通過技術進步來改變。政府並不是香港唯一的大地主，新世界、新鴻基、恒基等地產商在1970年代後開始收集「換地權益書」和農地，作土地儲備，這些土地可以通過更改土地用途規划進行住宅與商業用地開發，使得他們成為政府之外的地主。據原新鴻基創始人郭得勝的私人助理統計，截至2009年，僅新鴻基和恒基擁有的可供開發的農地就高達527.7公頃，相當於最近15年香港平均年供地數量的7倍。政府對土地供應的嚴格管制，使得土地價格居高不下，只要手裡有土地儲備，做房地產幾乎穩賺不賠。
問題來了。土地市場壟斷，使得幾大土地儲備的地產商有了的先天優勢。在自由放任、在其它領域不限制壟斷的經濟規制環境中，幾大家族企業（及其地產公司）攜土地的優勢，在住宅建設、商業開發與物業管理上獲利，之後運用財力收購其它資產，從公用事業開始，向衣食住行的行業滲透。香港因為面積小，即使餐飲這種競爭性強的行業，也容易形成壟斷。以李嘉誠、鄭裕彤、李兆基、郭氏三兄弟、吳光正及嘉道理為代表的幾大家族企業幾乎控制了全港最為重要的商業機構，包括香港唯有的兩家電力公司、水務公司、煤氣公司、兩家絕對壟斷的百貨公司以及各自為數眾多的上百家公司。一個普通人在香港的一天生活，很難避開與這幾個家族的公司打交道。
全香港的相當多數企業與個人充當的是為港府與家族企業打工的角色。能夠例外的只有金融業等少數幾個行業，涉及到雇員人數少、惠及人群少，與絕大多數香港人的生活是無關的。同時這些行業，是資本密集型、社會資本密集型，成功與否更多取決於先天因素。而其它行業，在外來人口不停止的情況下，資本侵蝕勞動力的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在金融機構工作的經理和專業人士收入比過去增加，但同樣職位在其它行業例如運輸、倉務、零售和貿易則多數收入倒退。較低薪技術、文職、服務業和非生產性工人，普遍薪金停滯和下降。持專上非學位及學位學歷的雇員，所得月收入的中位數已分別由1999年的1.6萬元及2.3萬元，下降至2009年的1.3萬元與2.22萬元，即10年內間物價上升，市民實際收入下降。
香港經濟並不自由
我們回過頭再來看弗里德曼對香港的判斷。香港規制政策簡單、對經濟較少干預，多數行業是自由放任經濟，只在土地等極少數行業實行嚴格管制。但這恰是一種最差的自由，在土地政策等關鍵性行業的嚴格管制，保證了大地產商的利益，在這一前提下，堅持自由放任政策意味著放任這些地產商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肆意向上下擴張，擠壓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加劇壟斷趨勢。這並非是自由放任的本意。
在基礎民生行業、公用事業和地產處於壟斷角色的幾大公司與家族，很容易對上下游競爭性行業的企業和消費者榨取經濟租，是一種變相的汲取社會資源的渠道，保證他們壟斷的前提下，讓上下游市場自由競爭，允許他們濫用優勢地位，以多元化、兼併上下游企業，造成橫縱向一體化。這與中國大陸的國網、石化、電信扮演的角色有什麼區別？如何能算得上是「自由經濟」？
2006年，香港政府實施干預市場的政策，弗里德曼的晚年因此對香港有所批評，認為現行的香港背離了自由市場的傳統。弗里德曼錯了，香港不是從2006年才變得不自由，而是從1984年就不再自由。當下的香港，只不過是用自由放任的外衣掩蓋了土地數量管制下的壟斷本質。
對比一下，香港的地產商，和大陸的國有企業有很多相似之處。還記得2006年的時候，我讀Y先生和C先生的局外人對談錄，收穫很大。在對談錄的開篇，他提到中國的DMC（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他們當時就先見面的指出，事實上只有DMC可以決定性地影響社會結構，這同DMC的特性有關。DMC一經產生，就具有了一個特別的東西，那就是「被依附性」即它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使其他的經濟成份對DMC產生經濟上的依附性，而且DMC不斷地釋放出新的經濟機會（賺錢的機會），結果強化、擴大這個「被依附性」。這個東西太厲害了，正是從這個東西出發，DMC開始從經濟結構來規定今後若干年的政治結構的走向了，它開始規定今後中國社會結構的穩定的特徵了。
擁有壟斷資源的DMC在經濟的各個領域中都形成了服務和供應，它幾乎是無所不在，同時它自身的發展又提供了更多的投資、投機的機會，另外，DMC本身也為其他經濟成份謀利進行權錢交易提供了大量的平台，這樣，就形成了DMC不斷地釋放賺錢的機會給其他經濟成份吸引他們附著在DMC體系上展開業務。我不是說100％的企業都附著在DMC上，而是說以DMC為核心，形成了一個附著鏈，這個鏈符合產業鏈的原理，延伸下去，這個群落就遠遠近近地包含了大部分的其他經濟成份。結果是什麼樣的呢？著名的國情研究專家胡鞍鋼在《國家行政學院學報》發表的論文《「國進民退」現象的證偽》中指出，對中國經濟結構「國進民退」的描述是一個偽命題。他認為，通過對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企業數量、就業人數、企業產值、企業利潤和稅收及公共財政資源的貢獻的分析，可以證偽所謂的「國進民退」現象。
胡鞍鋼在文中論證到的只是從競爭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的角色，而沒有考慮到產業鏈中上下游的關係。與產業全局的國退民進相反的是，在關鍵性與基礎性行業中，出現了系統性了國進民退，如石油、電力、採礦、交通運輸、金屬加工等行業。這些行業與民營企業所在的競爭行業構成上下游關係，往往存在上游壟斷、下游競爭的局面。這使得下游的競爭性行業與上遊行業進行價格談判時毫無競爭力，成為價格的接受者。
上游的國有企業就占有了壟斷的經濟租，對下游的民營企業及消費者實行壟斷價格，民營企業即使再有競爭優勢，也不得不在關鍵要素上任人宰割，利潤再高，也會被上游壟斷的國有企業所侵蝕。中國經濟的實質變成民營企業和消費者為國企打工。因此根本不存在胡鞍鋼所謂的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相互合作、相互競爭的「兩條腿走路」的新格局，而是國有企業拄著民營企業的拐杖「跛腳走路」的扭曲局面。
這些，國內學者已經有很多文獻在討論，包括港科大的王勇等學者，都有不錯的論文證實了國企與民企的上下游關係，以及上游壟斷下游自由競爭的關係，是國企營利的主要機制。
只不過香港沒有國有企業，而是地產商罷了。
大陸高房價的成因
基於香港的結論，來看一下大陸的京滬兩地。
土地批租並不必然導致高房價，中國大陸的多數城市都採用土地批租制，但廣東省、江蘇省等地，房價雖然也不低，但相較京滬、浙江省等地，還是遠遠不足。但經濟弱於廣東、江蘇的浙江，很多縣的房價卻居全國前列，經濟發展上平平無奇的縣，房價往往可以和江蘇的地級市相媲美。要知道浙江的縣中，有一半是人口流出的。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在於廣州、無錫等地，政府的賣地的時候，未能控制好節奏，在土地市場下滑的時候，為了保證獲得總收入不變，增加土地供給，沒有及時減少土地供給以維持地價，以此循環造成長期土地價格的低迷。而如果政府財政能力充沛或土地基金儲備充足，政府往往敢於減少土地供給，以維持長期地價保持在較高的位置。大陸的北京、上海均是如此，追溯近七年時間，京滬的住宅土地供應在多數年份都是逐年遞減的。
2013年一、二線城市的房價大漲，根本原因在於住房需求增長了18%，而住宅土地供應量同比卻下跌了13%。在這一年，全國土地出讓金總額超過3萬億，是2012年的150%。2013年上海的住房用地供應計劃為1000公頃，低於2005年以來的7年間土地平均年度實際供應量。但上海的土地出讓金收入近2130億元，超過2010年的歷史峰值。
再來看北京，其住宅土地供應近些年的多數年份也是逐年遞減。2011年時，北京市為常住人口2000萬人，房地產開工面積是1639.5萬平方米。而同期的鄂爾多斯，房地產開工面積達1009.4萬平方米，是北京的6成，而它的人口不足200萬，是北京的1成。
土地批租制度下的土地供給毫無疑問會被抑制，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壟斷利潤。對一個人口淨流入的城市來說，一面是需求增長，一面是土地供給饑渴，房價上漲絲毫不意外，差別也只是漲得「很快」還是「非常快」。相比大多數二線城市，京滬的住宅土地供應量相對於其常住人口規模來說，都太少了。
為了維持名義的地價，北京對土地用途管制保持了高壓態勢。想想，北京人口相當於上海的8成多，而面積是上海的2.5倍，大量的土地是以未利用地和農村集體土地的形式存在的。農民偷偷的將農地租給開發商，建成樓盤，再以市價一半甚至更低的價格賣給城裡人，俗稱「小產權房」，包括太玉園等知名的小產權房社區。如果這成為潮流，勢必會抑制國有建設用地的價格，坐大以後更可以挾民意轉正、合法化。因此，在清理小產權房上，北京表現的最堅決，2013年下半年，北京累計清理了近400萬平方米的小產權房。
京滬房價長期保持快速增長，會產出金融擠出實業的現象，嚴重打擊創業與實體經濟。這對京滬來說，才是致命的。創業十年，不抵買房一套。有能力而沒有原始積累的人，在這個城市不吃香，而沒能力、肯啃老只會買房的人反而大賺特賺，會打壓創新、催毀城市的創業激情，這樣的城市是沒有未來的。
相形之下，年輕人在京滬沒機會，反而是一個小事情。京滬這時變成真正的「上海灘」，成為年輕人淘金、闖灘的地方，賺到錢、能立足則留在京滬。留不下來，就當成鍍金之旅，靠在京滬的經驗，在其它城市打拼。
詭異之處在於，香港化的過程是一個棘輪，一旦進入，只能繼續強化，而無法退出。香港化下的京滬兩地，大量的原住民和新進房產所有者成為既得利益群體，他們不允許房價出現些許的下跌，而政府與銀行基於財政收入穩定和金融系統的穩健性，同樣不允許房價進入下降通道。表面上來看，受損的只是新進京滬的外地人，由於他們零散而弱小，很難集聚起政治力量去改變這一政策。
最後，我們回過頭來看，陸港兩地的衝突，香港稱大陸遊客為蝗蟲，北京稱外地人為王德彪，上海稱為硬碟。但這裡面，香港本土居民是最慘的。他們沒有從外地人的湧入中獲益。京滬兩地，本地人，原有的房產在這一大潮中，增值，被拆遷，獲利，外地人繳社保給本地戶籍老人養老，本地人得益者居多。受損的包括，本地底層的就業壓力加大（這不一定是壞事，但本地人當然會反對），公共服務體系過載（包括醫院，學校之類，但這是自找的，明知人口變多，卻不增加供給，並用這個來限制外地人的流入），以及在拆遷進程中，本地人被擠出市中心。同時，一個城市房價高，但一般都會有貧民窟，這是勞動力價格和房價的窪地，抑制生活成本上升。但中國沒有，香港也比較少（重慶大廈算是一個，以前的九龍寨城也是）。
但中國城市，包括京滬，看起來，生活成本雖高，但還沒有高到不能接受，相反倫敦等人就比較高了。為什麼？
一般來說，城市裡要有一些房價窪地，如貧民窟、群租房，他們為城市的低收入人群提供了低成本的生活場所，抑制消費品的價格超過城市的忍受極限，維持城市的正常運轉。但中國的城市沒有貧民窟，為什麼還運轉正常？答案也在電商。一個市民在城市裡買不到低價的商品，但可以通過電商在千里之外的廠商那裡買東西，發達的電商、數不清的快遞隊伍是平抑物價的主要功臣。
數據上看，僅阿里一家電商的零售總額就超過中國零售業總額的10%，而美國整個網絡的零售額也只有零售業總額的5.8%（2013年）。中國電商的發展明顯要快於美國，是因為美國不存在明顯的市場分割，更有相應的監管機構避免州際的市場分割行為，美國的電商相對傳統零售商的優勢不同中國那麼明顯。
從統一市場建設的角度來看，電商可以視為在中國境內建立了網上自由貿易區，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地區之間的隱性貿易稅。電商不僅促進了國內市場的統一，也倒逼落後地區不得不消除市場分割的行為，以此應對電商的衝擊。
香港在這些方面，都處於劣勢。所以從這些看起來，陸港衝突很難緩和。
最後，看一點香港的數據
我想說的是，旅遊對香港來說，沒那麼重要，但金融確實重要！大陸人不買香港的東西，對香港來說，影響沒那麼大。上面的第二張圖是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的構成。
這張圖更清楚一些，旅遊和入境旅遊與四大支柱產業的關係，一看就清楚了。
就業人數中，旅遊的占比，左軸的單位是%
一個城市，收入差距太大，壟斷企業可以橫行的重要因素，就是城市的產業結構依賴於社會資本和資本密集型企業。香港即是如此，金融與房地產業，資本密集型與社會資本密集型，零售業與批發，資本與勞動力密集型，在外來人口速度較慢的情況下，資本侵蝕勞動力的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而高科技、先進位造業，生產型服務業，這些行業依賴於人才與知識，資本與社會資本反而形不成優勢，這是美國為什麼發達而年青人可以保持正常向上流動的原因。美國的創業故事，與香港的創業故事的行業有著本質性的差異，在地產公司、金融公司、零售公司里打工，是不可能走出一個創業成功的案例的。但在網際網路公司等就可能。
所以，如果說大陸的城市，能走出香港化，高科技，先進位造業是唯一有可能對抗DMC的渠道，但我個人對比並不樂觀，目前的情況明顯是都在和DMC合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