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後，1951年實施所謂的「土改」，發動農民用暴力血腥的方式奪取土地，鼓勵地痞流氓濫殺無辜。據專家保守估計，當年中國土改殺死了200萬「地主分子」，一位美國學者估計，有多達450萬人死於「土改」。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以後，對當地的土地制度也進行了改革，這個改革照顧了原土地所有者、農民和政府的三方利益，結果是皆大歡喜，為台灣經濟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台灣溫和的土地制度改革
中華民國政府退到台灣之初，占台灣農村人口11%的地主擁有土地56%，88%的農民只占耕地22%，近40%的佃農和僱農無地。他們向地主繳納的地租，一般都在收穫總量的50%以上，有的高達70%。為了解決農民問題，蔣介石成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由陳誠負責操作，於1949～1953年在台灣開展土地制度改革運動。
蔣介石呈送立法院關於耕者有其田法案的電文。
陳誠在台灣的土地制度改革，前後分為三個階段：
(一)三七五減租
1949年1月5日，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上任伊始，即著手實施土地制度改革。4月14口，陳誠頒布《台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三七五減租」開始執行，揭開了台灣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
經過實際操作，針對出現的問題，民國政府於1951年6月頒布了《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對「三七五減租」予以法律保障，目的是在承認地主土地私有權的前提下，利用政府權威分離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保障佃農利益。法案頒布後，全省私有耕地全部訂立「三七五減租」書面租約，涉及耕地256,557公頃，占台灣耕地總面積的31.4%，受益的佃農為296,043戶，占台灣農戶44.5%。這一措施，大大激發了農村生產力發展，佃農們收入有了較大的改善。
(二)公地放領
台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台灣強搶、強占了大批良田，作為其移民的立足點。日本投降以後，屬於日資的官方和私人產業均被國民政府接收，「公地」數量可觀，約18萬公頃，占當時台灣可耕地總面積81.6萬公頃的21.6%。
1951年6月4日，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台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全面展開公地放領工作。所有權轉移的對象首先是承租公地的現耕農，依次為僱農、承租耕地不足的佃農、耕地不足之半自耕農、需土地耕作的原土地關係人、轉業為農者等。
政府規定，「公地」所有權的轉移的地價，按照該耕地作物全年收穫總量的2.5倍以實物計算，以免受貨幣貶值的影響。全部地價由受領農戶十年內償付，不負擔利息。根據公地放租的規定，公地租率為全年收穫總量的25%，故受領農民，只要連續交納十年地租，每年交納的租額正好等於每年應交納的地價，十年期滿，即取得耕地所有權。
(三)耕者有其田
1952年7月24日，國民政府開會決定下一年度的施政中心為實施耕者有其田，並提出三條基本原則：(1)採取溫和手段;(2)在不增加農民負擔基礎上使其獲得土地，兼顧地主利益;(3)地主所獲地價需由政府引導轉向工業。
11月12日，陳誠主持的「行政院」通過《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送交「立法院」審議，次年1月20日，「立法院」通過，並規定自1953年5月1日起開始執行。
台灣土地制度改革為社會繁榮奠定了制度保障
從1949年開始的台灣土地改革，對台灣的農業、工業乃至整個社會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
首先，土地制度改革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自從「三七五減租」實施以後，地租的減免和地價的跌落，佃農購買土地費用大為減少，增加了佃農轉為自耕農的機會。「耕者有其田」的實施促進了台灣農業生產的恢復，1952年，農業產量達到戰前最高年產量1939年的水平。如稻米產量，1938年的最高收穫量為1,402,000噸，而1951年已達1,485,000噸。
其次，土地制度改革穩定了社會。由於農產品的增加，特別是糧食的大幅度增產，大大減輕了突然湧入的100多萬軍政人員造成的供應壓力。在此基礎上，台灣開始實行「軍公教免費供給制」，凡軍人、公職人員、教員及其眷屬，按人口實行免費供給柴米油鹽。
第三，土地制度改革後，大量的富農和地主轉變成了商人和持有股票的資本家。擁有大量資本的大地主成為企業家。例如台灣辜振甫、林猶龍、林伯壽、陳啟清，控制了台灣水泥、紙業、工礦、農林等四大公司的大部分股票，當時這些股票總值6.6億多元新台市，折合美金3500多萬元。現在，這些公司均已發展為資本上億美元的超級產業。
台灣土地制度改革使政府、地主、農民三方受益
台灣的土地制度改革(「土改」是中國大陸的特有說法)，沒有發動農民暴力鬥爭，沒鬥一個人，也沒有死一個人，而是用和平的經濟手段完成的。對於地主的土地，政府先出錢買過來，再根據農民的實際需要和能力，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土地賣給貧苦農民。
對於啟動生產資金有困難的農戶，政府還給予貸款支持。農民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產品，從每年的獲利中逐年還給國家，經過若干年還清本利後，農民就變成了這塊土地的真正主人。
農民有了土地，改善經營方式，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每個農民向社會提供的農產品，遠遠高於大陸農民。對出賣土地者，政府提供優惠政策，幫助他們用賣地獲得的資金，開發企業、工商業和服務業等現代產業。由於從事現代產業的收入比地租收入要多的多，他們非常樂意將土地賣給政府，將賣地的錢轉為資本發展現代企業。
台灣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地主、農民和政府坐下來慢慢商量解決土地問題的法子，叫農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損失。」地主的土地雖被徵收，但從中獲得大量的股票，搖身一變，成為新興的工商巨頭。70年代台灣經濟騰飛，成為舉世矚目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騰飛，實得益於50年代初台灣進行和平的土地制度改革，政府、地主、農民各得其利，皆大歡喜。
1994年，一位留美的華人博士在新加坡，講過這樣一段話：蘇聯、中國大陸都是「消滅」了地主，結果兩國的農業發展緩慢，至今沒有完成從農業經濟轉軌到工業經濟。歐美各國以及「亞洲四小龍」，他們都「消滅」了貧農，使農民成了工人，地主變成了資本家，農業經濟過渡到了工業經濟：「共產國家是越干越窮，正常社會的國家越干越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