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方大員的調整每年都會進行。這是中共幹部人事管理的一個特點，中共任用幹部，講究五湖四海，五湖四海也就意味著幹部經常異地任職。從實際來看，能夠做滿兩屆任期的領導幹部很少，更多的是中途換將，尤其是在換屆前後，幹部調整的頻率很快。
今年也是一樣，迄今已有十幾個省區的黨委「一把手」換人。所以如此，一個總的背景是為明年十九大作準備。
十八大產生的本屆中央領導集體已經進入第四個年頭，明年將是最後一年，按照慣例，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組織人事需要預先鋪墊好。本屆中央在2012年十八大產生後，於2013年、2014年和2015年都出現過省級地方大員的人事調整，但那只是個別或小規模的幹部調整，而在今年，地方大員的密集調整已多次出現，包括河南、陝西、青海、江西、山西、江蘇、湖南、雲南、西藏、新疆、內蒙、安徽、天津等省市區的書記都換人。
除黨委書記調整外，省、市長的調整也在同步進行，與此同時，市縣兩級主要領導的換屆也在大張旗鼓地推進。後者基本接近尾聲。
地方從上到下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大規模調整，原因當然像前面講的，是為十九大做人事布局。古代有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說法，其實在實行選舉的西方國家，總統選勝後，也把自己的親信安排在各個重要崗位。
在這方面，中共反而有些特殊，這並不是說中共領導幹部不安排自己的親信，而是說，它有一個時間上的錯位。現在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一般都實行兩個任期。而在第一個任期前期，新上台的領導並不能完全掌控高級幹部的人事任免，很大程度上，他的同僚和黨的高級幹部，是由已經卸任的前屆中央領導集體特別其中的實權人物決定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新任黨的領導不能儘快掌握幹部任免大權，其政策和發展理念就會受到很大掣肘。但一般來說，這有個過程，從政治的規律看，是在掌握最高權力後的第三和第四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來主導人事任免。
所以，五年一次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的一年甚至兩年，最高領導人就要為下個五年任期進行人事布局，把能夠貫徹自己發展理念的人推向重要崗位，特別是地方大員，必須是自己信得過的人。只有從這個背景出發，才能準確解讀今年以來地方大員頻繁換人的邏輯。
在這一背景下，本輪地方主要領導的調整有以下幾個特點值得關注：
一是原省委書記到點退居二線，省長轉正。在已經調整的13省市區黨委書記中，有五個省的省委書記因年齡因素退居二線，進入人大，分別是河南、陝西、江西、湖南和安徽，相應地，這五省的省長扶正轉做書記，此乃本輪地方大員換將的一個突出特點。中共對高級幹部的任免有著嚴格的年齡限制，這已成為中共組織人事的一個規則。對省委書記省長這一級別的幹部來說，一般是65歲到點退休或退居二線。
若在黨代會換屆時距退休年齡相差一兩歲或兩三歲，除非內定在換屆後要進入政治局或出現特殊情況，一般在換屆前會提前安排退居二線，騰出位子讓新人接任。如果到了65歲，則直接退休。本次上述五省的省委書記基本接近65歲這個年齡槓槓，所以雖距19大還有一年，也提前挪窩。而之所以是省長接任書記而不是從外面調來或者中央空降，則有多種考慮。其中一個因素是省長在當地任職的時間和資歷，當然，和中央某個領導的關係亦是重要因素。
二是反腐貫穿幹部人事調整。反腐是本屆中央的重頭戲。在地方大員人事調整中，因反腐而頻繁調整幹部已是常態，這在地市一級非常普遍。本輪地方大員變動，在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原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上調天津。李是因天津原代理書記、市長黃興國落馬而被中央點將擔任書記的。黃興國則是在原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上調中央後代理書記一職的，並創下代理時間最長的紀錄。
中央遲遲不給黃轉正原因無法考證，但肯定對黃不滿意。鑑於天津為京畿門戶，天津市委書記按慣例由政治局委員兼任，所以李此番上調天津，雖是平調，但被認為有望在19大進入政治局。當然，李最終能否如願入局，還存在變數，不到最後一刻誰也說不好。但主政天津能為其入局積累資本。
三是特別看重地方大員的忠誠品質。忠誠是為官者的一個應有品質，但對忠誠可以做多種解釋，可以說忠誠人民、忠誠黨、忠誠上級，等等。從中共的政治文化來看，選拔官員門面上的表態是忠誠黨和人民，實際是忠誠提拔自己的人。當然這也不奇怪，一貫如此，人性使然。
儘管這樣，本屆中央對高級幹部政治規矩的強調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地步，而對政治規矩的考察實際看他是否忠誠，忠誠黨尤其是最高領導人，是不是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這主要是接受了腐敗的教訓。假如一個幹部缺乏這四種意識，不忠誠，要想得到提拔重用基本不可能。
仍以李鴻忠為例，李之所以能夠在眾多的省委書記、省長中脫穎而出，被領導看中臨危受命，去天津收拾殘局，似乎並非得益於其政績，與最高領導人的關係似乎也並非很鐵，那麼他的好運與他敏銳的政治嗅覺而表現出的忠誠有關。據坊間傳言，他在今年早先時候率先在地方領導中表態喊出「核心」。（阿波羅網編者註：最先喊出習核心的是黃興國，1月8日，在天津市市委常委會議上，黃興國強調，要向習近平「看齊」，維護習「這個核心」等。1月15日，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會召開會議時，省委書記李鴻忠在會議上強調，習近平是「中央的領導核心」）
四是領導人曾經工作的地方的官員得到重用。提拔任用自己人也是一條政治規律。在本輪地方大員的調整中，這方面也很明顯。如湖南省長杜家毫和雲南省長陳豪，兩人在上海工作的時間都比較長，前者曾做到上海市委辦公廳主任，後者則是上海市政府辦公室主任，後來外調上述兩省做副省長再做省長。
這次分別繼任書記，上海的背景應該是一個有力因素。再如浙江省長李強調任江蘇省委書記，寧波市委書記劉奇外調江西做省長，李強是浙江人，長期在浙江為官，劉奇雖是山東人，但也長期在浙為官，在做省發改委主任期間，與最高領導人有交集。
這方面突出的還有上海市委副書記應勇。應勇是浙江人，來上海前在浙江為官，最近又被任命為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由副書記兼任副市長，這個安排雖非罕見，但亦不多，很明顯，如無例外，應勇會在19大前接任上海市長。
五是艱苦地方的官員能夠得到政治褒獎。這一點在本屆政治局就有體現，幾位來自中西部的官員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最高領導人對此也很重視，這大概與其經歷和個人情懷有關。在最高領導人看來，越是在貧困艱苦的地方為官，越能見出一個人的品德和對黨的事業的忠誠。
在這輪官員的調整中，西藏自治區原黨委書記陳全國調任新疆自治區書記，陳是河南人，大部分時間在河南為官，2009年上調河北做省長，兩年後走馬西藏任書記，至今在西藏幹過五年。此次被任命為新疆書記，輿論普遍認為在19大後將進入政治局，因為新疆書記在最近10多年來都是進入政治局的，剛卸任的張春賢就是因為主政新疆而成為政治局委員。
陳全國從西藏調任新疆，雖然還是西部艱苦地方，但分量已不一樣，政治前途更看好。另一例子是西藏自治區常務副書記吳英傑轉正書記。由副書記升書記雖然以前也有，但顯然可看作是對吳紮根西藏的褒獎。吳是地道西藏幹部，從到西藏做知青起就沒有離開過。
本輪地方大員的調整將會延續到中共19大前夕。但可預見的是，官員調整的軌跡大概不脫上述五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