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民政部下屬的研究單位，發布一份特別的白皮書《中國老人走失狀況白皮書》。報告稱，中國每年有大約50萬老人走失，平均每天有1370位老人找不到回家的路，迷路、精神疾病和老年痴呆是主要原因，但背後更多是因人口流動造成的留守老人與貧困問題所導致。就在報告公布兩天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持全面深化改革小組會議時表示，將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引導社會資本進入養老服務業。中國的養老保障缺口越來越大，放開市場能改善問題嗎？誰該負責填補缺口？政府又做了什麼？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急劇老齡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七八十年代以後中國搞的人口緊急剎車。1970年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是5.81，1971至1973年周恩來總理恢復成立了計劃生育辦公室，號召「一個不少，兩個正好」。1980年婦女總和生育率迅速穩定地下降到2.24，接近了更替水平，也就是出生率等同於死亡率，人口接近零增長。但80年代初又搞了獨生子女政策，1980至1990的十年間婦女總和生育率變為2.47。獨生子女政策宏觀無效、微觀有害，造成了中國人口急劇老化。
美國加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夏業良教授說，一個國家制定人口政策首先應保證公民的生育自由，應該和公民進行協商，而不能制定強制性政策。這一政策對很多家庭造成了傷害。從社會學的意義上來講，它同樣有很多弊端。比如，獨生子女一代是孤獨的，他們缺少傳統大家庭內的親戚關係，這在性格和人格的塑造上也埋下了隱患。
夏業良說，對老齡化社會的定義是，一個城市中60歲以上人口超過10%就為老齡化，65歲以上人口超過10%即為深度老齡化。而北京、上海、天津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經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現在全國這個比重更高。
夏業良認為，去年中國取消了一胎化政策，今年全面放開了養老服務市場，這是擺脫責任、推卸包袱的做法。之前承諾養老靠國家，後來又慢慢地轉變到社會以及家庭。
周孝正說，人口老化一方面是自然的，隨著社會發展年齡越來越高是好事，但我們的比例不對，因為是急剎車。採用市場經濟的辦法放開養老市場，完全不對路。
夏業良說，以前國家欠百姓的錢太多，養老帳戶的空缺就是對百姓的欠帳，出現空缺的原因就是把錢挪作他用了。國家財政應該及時填補漏洞。另一方面，應該培育社會的養老功能，比如鼓勵私人來辦養老福利院，政府還應給予更多的支持，如稅收的減免。
周孝正說，國民待遇是一個基本制度，市場經濟的前提是民主政治、法制社會，是西方的倫理道德或是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果落實了這些，把社會制度轉化為國民待遇原則，這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周孝正說，經濟改革背後是政策問題，中國問題的總病根就是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制約。為此必須積極穩妥地進行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改革。
夏業良說，老齡化社會現象嚴重並不會讓中國政治變革變得更加困難。一場變革是由各個年齡層次的人共同參與，並不是只有年輕人才能改變國家。
夏業良介紹道，美國的社會文化是年輕人沒有直接撫養父母的責任。這並不是說不撫養，而是社會文化是老年人通常都會選擇依賴社會、依賴自己。年輕的時候交了養老金，到了一定年齡就可以領取，如果費用不夠，很多老年人都會重返就業崗位。所以美國沒有年齡歧視，即使過了退休年齡再就業也沒有問題。中國也要逐漸轉變觀念，由家庭式的養老轉為社會化養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