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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昆曝光康生整死柯慶施妻子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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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左王柯慶施早年在延安搶救運動中遭到康生殘酷整肅,在對柯慶施的批鬥高潮中,他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而跳井身亡。楊尚昆在其回憶錄中對這件事有過詳細的描述。

1961年5月1日,柯慶施陪毛澤東接見上海各界代表(圖源:復旦大學檔案信息網)

毛主席說,整風是思想上清黨,審干是組織上清黨,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我黨實行特務政策,力圖派人打進我們內部來,1943年春天,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政治局勢日趨緊張。在複雜的鬥爭中,審查幹部,清除內奸,確實非常必要,但後來嚴重地擴大化了,康生在這方面起了很壞的作用。這年4月底,政治局批准成立反內奸的專門委員會,主任是剛從華中回到延安的劉少奇,副主任就是專管情報工作的康生,由他負責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康生審乾的辦法,是按照蘇聯的「經驗」。當時,共產國際有一名聯絡員住在棗園,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孫平。平時由康生同他聯繫。他介紹說:審干應該從下面往上追,最危險的敵人是埋藏在上層的人。

審於工作的進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單位負責,重點在黨校。但很快就發展到捕風捉影,無限上綱,把懷疑對象關起來交代問題,輪番逼供。有一次,在楊家嶺禮堂開大會,「鬥爭」以前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要他交代同特務的關係。會前,李富春、鄧發和我去問康生:究竟有什麼證據。我們還提出:這個會不能開,不然開了會鬧不出東西來不好。

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上,聽都不聽,說常委決定了,你們不要動搖。會上,和柯慶施一起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的有些人起來揭他。揭了些什麼呢?我記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鏡,大搖大擺地在東安市場走,說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還背著照相機,你是地下黨員,憑什麼敢這樣招搖?」柯慶施什麼也不承認,說你們這些人說的都是假的,根本沒有這個事情。大家就喊口號,打態度,轟了一個下午,從下午3點鐘一直開到7點鐘,什麼結果也沒有得到。那時,康生開了二三十人的名單,記得裡面有鄧潔,一旦柯慶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連關押人的窯洞也準備好了。

散會後,我回家經過毛主席住的窯洞,他問我:你們開什麼會呀?又叫又鬧,開得這樣熱鬧。我說:鬥柯慶施嘛!他說:你進來坐下講講,怎麼個情況?我把情況向他說了,還講我們3個人向康生報告過,認為沒有把握。毛主席聽後說:這個會不要再開了,我會給康生打招呼。這件事還是發生在「搶救運動」之前,後來在「搶救運動」中,又變本加厲地追逼,柯慶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搶救運動」是1943年7月15日開始的。這時,正逢上共產國際宣告解散,蔣介石胡宗南閃擊延安,中央對敵情估計得過於嚴重。康生又誇大事實,弄虛作假,製造混亂。在此之前,他先製造了兩件轟動延安的錯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質的王實味「托派奸細案」;一件是張克勤假坦白的「紅旗特務案」。

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1942年春普遍整風開始,在發揚民主、檢查領導時,他寫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詞尖銳,冷嘲熱諷,而有片面性。5月底研究院對他進行批評,開始時還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評的。在會議中間,有人揭發王實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過聯繫,在上海時幫助他們翻譯過《托洛茨基傳》中的兩章,這時,康生插手了,把思想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決定追查王實味與「托匪」的關係,成為敵我矛盾。

其實,王實味過去和托派分子來往的問題,他自己在1941年早已向組織交代過,但康生決定要追查,中研院黨委又召開了兩個星期的「座談會」,不但「追查」王實味,還有同他接近的4位同志也一起被康生定性為「五人反黨集團」,把問題的性質上升為「黨外鬥爭」了。

我和范文瀾、陳伯達都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後,10月,康生授意院黨委開除王實味黨籍,並責成我到中研院去作一次發言。10月31日,我在發言中,按康生定的基調,說「我們這次鬥爭,按其性質已經是一種黨外鬥爭了。」

當時有同志反映:座談會的鬥爭過火了,不夠『與人為善」。我回答說,明白了鬥爭的性質,「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至於所謂「五人反黨集團」的其餘4位同志,我講了兩點:一是確認座談會對他們「仍然採取了嚴肅的、同志的態度,耐心地聽取他們的報告與發言,並未用敵對的仇視的態度對待他們」,這是「希望他們能翻然覺悟」,「考驗他們是否還希望當一個共產黨員」,「給以改過自新的機會」。

二是,當有人提出座談會應對他們作組織結論時,我回答說:「在今天是否適當,值得考慮。」沒有採納這個意見。年底,康生將王實味關押審查。1946年,康生主持的社會部定王實味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對王實味同志從思想批判發展成政治冤案,以致後來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這是十分慘痛的教訓。

雖然蒙冤近半個世紀的王實味案,已於1992年2月由公安部認真複查,予以平反昭雪;但是,每想到這個教訓,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對槍斃王實味,毛主席十分不贊成。毛主席聽說這件事時,我在場,他拍了桌子,指著陝甘寧邊區主席林伯渠說:林老,你還我的人。因為當時是把人交給邊區保全處的。當然,林老同這件事並沒有關係。

繼王實味案之後,康生又製造了張克勤「坦白典型」案。張是由甘肅省工委介紹通過西安辦事處進延安的地下黨員,年僅19歲,在陝北公學學習。在審干中,康生用逼供信的辦法,要張承認是打進來的「紅旗特務」,成了「坦白典型」。7月15日上午,在楊家嶺大禮堂召開中直幹部大會,延安所有機關都派人來聽。

康生在會上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宣稱:延安各機關「特務如麻」。接著,張克勤上台「坦白」。說甘肅省工委是國民黨批示要他們出來組織的,實際上是國民黨,是打著紅旗的假黨,所以叫「紅旗黨」。隨後,從河南、河北等省來的人中也有人出來講自己是「紅旗黨」。這一來,延安各機關、黨校、女子大學等紛紛召開「搶救大會」,一時「坦白」成風。那時,恰好有胡宗南要向延安進攻的消息,所以氣氛十分緊張。

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也覺察到了「搶救運動」中的問題,幾次作出指示,規定政策,不許搞逼供信,斷然地說:一個不殺,大部不捉。

8月5日,中央下文件通告全黨:「延安對失足分子的搶救運動已告一段落。」延安搞了20天的「搶救運動」剎了車,但陝甘寧邊區如綏德地委等,繼續在逼人坦白。結果在這個運動中,中直機關受到「搶救」的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新知識分子集中的陝北公學竟達到百分之五十三。後來毛主席看到了問題的嚴重,他在大會上向大家脫帽道歉。延安撤退時,他又特別關照我:所有審乾的檔案都要帶出延安,不能損失,以便將來能根據事實平反。

應當說,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以為康生是最早起來反對王明的,常在同志中稱讚他,把領導整風的總學習委員會的常務工作交給他,而不是書記處或政治局。後來,從莫斯科回來的孔原和馮錫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報告了實際情況。孔原是老資格,原名陳鐵掙,後來到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當時王明和康生是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孔原討厭王明,覺得他不正派,反對王明反對得很厲害,王明和康生也恨他,開除了孔原的黨籍。

回延安後,孔就找毛主席,說康生一直是宣傳王明的,他不但沒有反對過王明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而且在列寧學院講中國革命史課時就以王明這本小冊子作教科書;有一次,在中國代表團舉行的招待會上,他還帶頭在祝酒時喊:「王明同志萬歲!」孔原跟毛主席談話後,中央決定恢復他的黨籍。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訴我的。像這樣去說的不只孔原一個人,從莫斯科回來的還有好幾個人也去跟毛主席講。不久,毛主席讓康生離開延安,到晉綏去搞土地改革。

康生離開延安時,李富春、鄧發和我去找他,問他發動「搶救運動」那些情報的來源,康生的態度仍非常曖昧,只說那個時候還是有材料的。什麼材料呢?後來一查,大概有這麼幾個:第一個,是國民黨西安特務站的CC分子陳建中給當時國民黨綏德專員何紹南發過一個電報,說中共在陝北地區的一個領導幹部,是他的同鄉和同學,要何紹南進行策反。這個電報被康生截獲了。陳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學生,我擔任國家主席時,他到北京來,還見過我。其實,問題不在於他有沒有同學在延安。而要看我們的同志有沒有接受敵人的策反。

康生卻不管這些,輕率地斷言陝北的黨有問題,西北局也有問題,最危險的敵人在上層。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的「反共救國隊」有意散布的政治謠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搶救失足者」的根據。「反共救國隊」的隊長是梁乾喬,廣東人,黃埔軍官學校一期畢業生,1926年進人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夏,因托派問題被遣送回國。

他有意製造假情報說:每一次知識分子到延安去的時候,我們都派人進去,一共打進了多少人去等等。康生就把它作為重要依據,在大會上宣布「特務如麻」,「延安的知識分子最少有一半是國民黨派進來的」。

康生是主管情報工作的,他把這些情報提供給毛主席,毛主席對敵情的估計也嚴重了,不然康生不敢開大會,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但是毛主席也發現並制止了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偏差,如提出「搶救運動」不能發展;結論要有證據;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等。

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發現康生這個人不大可靠。特別是康生在「搶救運動」中一系列的表現,使毛主席認為這個人「左」,用毛主席當時的話來講:「我們黨內『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們切記,不要相信他的話。」

責任編輯: 王篤若  來源:楊尚昆回憶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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