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美國大選在全球關注下落幕，川普這個被美媒塑造出來的科西嘉怪物終於走完通往白宮的最後一級台階，成為第45任白宮主人。縱觀這次大選背後的美國政治社會背景，可以說，是美國中產階級、自食其力的藍領階層用自己的選票與堅定的支持，為他鋪就了進入白宮之路。
川普的支持者究竟是哪些人
關於川普的支持者，由於媒體刻意誤導，說其絕大多數是沒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意藍領，許多評論者未經核查就經常這樣引用，久而久之，三人成市虎，「經濟困難、收入低、未受過高中以上教育」就成了川普支持者的經典標籤，《紐約時報》與英國《金融時報》的一些作者就經常這樣說。但《紐約時報》在最近出爐的一份調查「Election2016: Exit Polls」中否定了這種習慣性說法。民主黨的支持者確實是我過去概括的「無（低收入）知（知識群體）少（少數族裔）女（女性）」，但在收入構成上，川普支持者的收入普遍高於希拉蕊支持者。該調查將收入劃分為6檔：年收入3萬以下者，希拉蕊支持者占比53%，川普為41%；3-5萬者，支持希拉蕊的為51%，支持川普的為42%；5-10萬的，希拉蕊支持者占比46%，川普支持者占比為50%；在10-20萬、20-25萬、25萬以上收入者中，支持川普的都比支持希拉蕊的高1-2個百分點。從受教育程度來看，共和黨支持者普遍高於民主黨支持者。
因此，這是美國中產階級與藍領階層對歐巴馬政府統治8年的一種否定與反抗。這種反抗還體現在民主黨不僅失去了白宮，也未奪回參眾兩院，全國50個州當中，共和黨州長高達34位。至於歐巴馬自己極為看重的政治遺產，因為失去了希拉蕊這位傳人，很快就會化為烏有。民主黨在媒體中的鐵桿盟友《紐約時報》也忍不住發表了一篇文章：《從2008到2016，狂歡之後的苦悶深淵》，認為「2008年和2016年的選舉：是兩個緊密相聯、難以切割的政治時刻，是一場地震和一場餘震，讓美國人為之震驚，從而打開了一個有著巨大矛盾的時代。眼下，一位越來越受到歡迎的即將卸任的總統，領導著一個在大多數選民看來偏離了正確方向的國家」——當然，歐巴馬越來越受到歡迎，只是這位作者的看法，重要的是他在文中也承認這8年被視為「讓國家偏離了正確方向」；希拉蕊之所以敗選，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她出於要取得政治支持的需要（郵件門與柯林頓基金會），表示要「繼承歐巴馬的政治遺產」，因而讓那些不想繼續生活在歐巴馬時代的選民拋棄了她。
2016大選：精英同盟VS草根的鬆散聯盟
民主黨的支持者是政治、經濟、知識與媒體精英與廣大福利依賴底層群體（人數約有一億，有人將他們稱為投票機器）的結合，而共和黨的支持者主要是主張自食其力、希望政府多關注本國事務的中產階層及藍領的鬆散結合。這從希拉蕊、川普二人的捐款來源也可看出。
川普競選資金的籌集開始於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後。通過今年7月一次電郵和直郵相結合的活動，川普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NC）籌集到了6400萬美元（約合4.2億元人民幣），其中大部分是小額捐款，川普因此成為首位競選資金主要來自每人捐10美元或25美元草根支持者的共和黨提名人。希拉蕊的籌資主要依靠華爾街與富人，據《華盛頓郵報》10月23日的報導，在希拉蕊今年競選籌集的11.4億美元資金中，超過五分之一的捐款來自於100個富人和工會，其中許多金主都是希拉蕊的長期支持者。
儘管川普的支持者被污名化，很多人只在最後關頭用選票支持，但是，其中，我們還是看到不少人勇敢地站出來支持，比如移民局工會的5000多員工，還有小布希同學會的50多位前政府官員。川普的一位支持者在《紐約時報》編輯留言中說：「川普勝利是因為普通、中產階層的美國人投票反對華盛頓的建制派，而並非我們都喜歡川普。他的勝利是針對職業政治人物、遊說團體、大公司、華爾街、大政府和腐敗現象的反叛。」
中產與草根平時並沒有什麼影響政治的管道與能力，即使充滿憤怒，也只是無數個零，但到了大選年，有了一位他們認為能夠代表自己發聲的總統候選人，就等於有了一個「1」，千萬個零加上了這個「1」，就有了2016年美國大選這一被民主黨精英同盟及支持者看來令人意外的結果。
美國中產與藍領為何要支持川普
美國民主黨精英已經忘記了一條政治學的基本原理，即權力必須對權力的來源負責。在民主國家，就是政府要對選民與納稅人負責。
從川普成為美國大選的一道風景以來，我與眾多觀察者最大的不同是：不關注川普本人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主要關注「川普現象」產生的社會背景。在今年5月那篇《川普現象揭示美國政治「三脫離」》一文中，我指出以下事實：美國政治與媒體精英多層次脫離普通美國人的要求，現在還有必要簡單重申：
第一層次的脫離：精英階層對普通美國人的生存焦慮失去痛感。
川普之所以能夠得到不少共和黨選民的擁護，主要是緣於美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變化，中產階級正在減少。20世紀50年代初，中產階級人口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比爾·柯林頓執政初年，中產階級人口尚有56%；到201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人數已不到全國人口的一半。今年4月22日，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帶來的警示更強：2015年全美共有8141萬個家庭，全家無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萬，比率高達19.7%，意味著美國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沒有人工作。
第二層次的脫離：在對國際社會負責與本國人民負責之間失去方向。
自二戰以來，美國肩負世界領導者的重任，出錢出力甚至犧牲本國人的生命為世界提供「國際秩序」這一公共品，全世界都是受益者。在繁榮時期，美國人願意承擔這些國際義務，但隨著中產家庭收入減少，美國人對此頗有怨言，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將國內事務放置於比國際事務更重要的位置。皮尤調查在今年5月5日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很好地證明了川普支持者與希拉蕊支持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區別。根據該報告，57%的美國人希望美國解決自身問題；他們還表示，希望其他國家也能盡最大努力解決自身問題。
歐巴馬執政八年，還出現一個奇特現象：無證移民的福利高於本國窮人。2016年5月9日，華府智庫移民研究中心（CIS）公布一份移民花費報告，指出戶長為合法或無證移民的家庭，每年平均享有聯邦福利6241元，戶長為「美國出生」（native）的家庭享受的聯邦福利為4431元，前者比後者高出41%。享受最多聯邦福利者為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家庭，他們獲得納稅人付費的聯邦福利，每年平均達8251元，超過土生土長美國人家庭86%。戶長為移民的家庭，享受的聯邦福利總支出超過1030億元。根據聯邦人口普查局數據的分析，51%移民家庭享有這類福利，而土生土長美國人家庭僅30%享有此福利。
第三層次的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符合國際期望，但與美國選民不一致。
2015年8月，美國拉斯穆森國家研究中心發布的一項最新數據顯示，有66%的選民認為，美國正朝著錯誤的方向行進。在美國民意發生這麼大的變化之時，川普的「美國優先」，少管國外事務的競選方針，顯然符合民意。前不久，美國之音在《美國選民反對擴大美軍海外角色》一文中引證的調查表明，只有25%的美國人希望下屆總統擴大美軍海外角色，表明美國選民對捲入新的海外干預（尤其是在中東）抱有戒心。
上述這三個層次的脫離，就是權力不再對權力的來源負責之表現。在美國大選中，美國好幾家主串流媒體與英國《金融時報》連篇累牘地談世界各國政府如何不歡迎川普成為美國總統。《川普當選令世界迷惑》一文採集了好幾家媒體與專家們的觀點，談的就是一點：今後美國將在世界扮演什麼角色？川普以「美國優先」這一競選綱領獲勝，非洲需要做好自力更生的準備，「如果說非洲需要開始考慮用自己的方法解決自己的問題，那麼現在時間到了。」
美國作為北約防務主體，對歐洲盡大哥義務，卻至今都沒能像歐洲國家那樣為本國人民提供全民健保與免費大學教育，以及長期穩定的失業救濟。底層窮人的救濟雖然有，但與法國人一生400多種福利、德國從搖籃到墳墓的優厚福利相比，實在不值一提。因此，歐洲國家對川普當選深表不滿的實質是：咱們國家的人民需要高福利供養，咱們的政府在難民問題上要彰顯人道，但保護本國安全，你美國卻得出錢出力，責無旁貸，永無止境。問題的核心實質在這一點，但卻用不分種族、不分地域的共同進步，以及全球秩序等「政治正確」的話語做外包裝。
問題是：美國政府是美國納稅人供養的，美國人才有資格選美國總統，他國政府還是想想如何為本國人民提供國家安全吧。
本屆美國人民不含糊
考慮到以下事實：這次美國鄉村社會的中產是支持川普的主力，從各種採訪來看，美國鄉村社會其實希望回歸「民有民治民享」的美國秩序；而舊金山、紐約等國際化城市在選後還繼續遊行反對川普成為總統。這次大選確實代表了美國反全球化的民意回歸，是對比爾·柯林頓時期開始推動的全球化進程的否定，當然也是對「歐巴馬政治遺產」的否定。共和黨不僅入主白宮，還成功守住參眾兩院多數黨地位，在全國產生了34位共和黨州長，這都是民意的力量。如果說布希總統與羅姆尼等共和黨精英與川普主動和好是政治姿態，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的話就表明他真有觸動。他表示，川普以他個人獨特的方式接近了美國民眾，他能傾聽到一些其他人聽不到的聲音，「他與人們接觸的方式是我們其他人沒有的。他將美國政治轉向了他的方向。」整個大選期間，這是最讓我感動的一番話。
如果要對本次大選做一總結，那就是本屆美國人民不含糊，在與政治、經濟、媒體三大權力對壘之時，在民主黨及媒體對川普高度污名化的攻勢之下，仍然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在全球化的歷史轉折關頭，為美國的未來成功地扳了一次道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