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管理層遭撤換、編輯部被占領、網站密碼被修改，中國政論刊物《炎黃春秋》原製作班底於2016年7月宣布停刊，但新的管理層仍繼續出刊。此事被外界視為《炎黃春秋》已死，原製作班底則視為玉碎。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丁東曾任《炎黃春秋》執行主編，作為事件親歷者，他在2016年9月號至12月號《明報月刊》撰文《我在<炎黃春秋>的最後一程》，詳細披露了《炎黃春秋》玉碎之前管理層與主管單位的博弈內幕。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楊繼繩給我來電話，問我能不能到《炎黃春秋》工作？我欣然接受。因為正要到巴黎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問能否回來後再報到，楊說可以。此前我在《炎黃春秋》發表過五六篇文章，也推薦過幾篇稿子，算是《炎黃春秋》的熱心作者、忠實讀者。當時雜誌社內部剛剛發生了一場人事變動，因為官方強迫更改主管主辦單位，在應對過程中，內部產生了不同看法，總編輯兼法人代表吳思和執行主編黃鐘、洪振快辭職，編輯部人馬走了一半。於是楊繼繩提名我擔任執行主編。
從吳思口中了解形勢
我赴巴黎參加學術討論會恰巧和吳思同行。在巴黎期間，中外學者十分關心《炎黃春秋》剛剛發生的風波，吳思作了多次說明。他說的大意是，對於官方的壓力，內部有不同的應對主張。一派主張「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一派主張「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吳思屬於「青山派」，認為官方此舉不只針對《炎黃》一家，而是同時要求幾家報刊改變主管主辦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關於尊重《炎黃》發稿、人事、財務自主權的三項承諾可以接受。杜導正決定「以紅制紅」，把「紅二代」請進來主持工作，吳思自認不擅長官場纏鬥，於是決定離開工作了十七年的《炎黃春秋》。吳思穩重內斂、措辭平和、顧全大局，十分注意維護杜老的形象。有一位博士想給雜誌投稿，吳思還說：「我離開了，你可以找丁東。」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第一次到《炎黃春秋》上班。遇到的第一個同事是馮立三，他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我們二十多年前就認識。見面時他十分高興，說：「可把老弟盼來了。」他告訴我，半月前，杜老緊急催他來《炎黃春秋》報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杜導正是《光明日報》總編輯，馮立三在文藝部工作，很受杜老器重。老領導召喚，不能推辭。但上班以後，一個熟人也沒有，只有我是熟人。我當即表示，今後同舟共濟。
這樣，退休多年的我又成了上班一族。我時年六十四歲。另外兩位執行主編比我年長，馮立三七十五歲，王彥君六十六歲，都是資深編輯。從我家到雜誌社所在的月壇南街，大約五十公里，先開車十公里到地鐵站，換乘四趟地鐵，再步行十五分鐘，才能到雜誌社。和年輕的上班族一起擠地鐵，別有一番滋味。好在不要求編輯每天坐班，規定每周一、三、五上午上班，其他時間在家編稿。同事們看我住得遠，容許我周五沒有特殊事也在家辦公。
就在我上班前一周，杜導正已經和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簽署協議，雙方蓋章，確定雜誌保持人事、財務和發稿的充分自主權，有事平等協商。二月份，有關部門批准杜導正重新擔任《炎黃春秋》法人代表。雜誌定位為體制內改良派，實際上是黨內民主派和自由知識分子跟中南海對話的平台。能否保持敢言風格，繼續發聲，就看下一步怎麼和藝術研究院互動了。
參與「二議」的藝研院代表
協議書籤訂後，藝術研究院便派賈磊磊、方寧二人參加《炎黃春秋》目錄的審議，進入編委會。《炎黃春秋》發稿經過三次審議，簡稱一議、二議、三議。賈磊磊、方寧參加二議。賈是藝術研究院分管刊物的副院長。方是《文藝研究》主編。他們第一次參加二議，坦承藝術研究院十幾個刊物，發行量加在一起還不如《炎黃春秋》。
二議先由執行主編逐篇介紹文章的內容，賈磊磊、方寧可以提出意見。他們看不到全文，只能針對標題提一些修改意見。二○一五年，賈磊磊一共否定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的作者，寫他的父親上世紀六十年代被中央指定參與審查習仲勛，他當時冒著風險，提出習「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現在一本傳記卻對其作負面評價，子女不服。賈磊磊提出，此文要送審。我說：「能否改個標題發表？」賈還是堅持送審。送上去後，再無下文，等於宣判此文死刑。另一篇文章作者是張博樹，他們認為這個作者不宜露面，編輯部也沒有堅持。還有幾次，賈磊磊提出，有關文革的文章太集中，有關高層領導人的文章太多，要求某篇文章順延一期，大家也同意了。我組織的李遜的《王洪文的升沉》、方茂的《華國鋒與對外開放》，就是這樣押後發表的。
這種妥協，並未使《炎黃春秋》傷筋動骨。一些讀者擔心改變主管主辦單位後雜誌就軟了。看到二○一五年的雜誌，他們的評價是：「一點兒也沒軟！」
二○一五年第一期由楊繼繩執行主編。其中有一篇是張金昌的《我認識的貪官王守業》。文中涉及一位現高職官如何支持提拔王守業當營房部部長的事，沒有點名，而是用XX代替。刊物印出來，還是遇到了麻煩。王文章、賈磊磊來電話要求網站撤稿不過夜。網絡主編王海印說：「家裡網速不夠，能不能明天上班再處理？」賈磊磊說：「必須連夜處理，不行我可以派車。」這場風波後來平安著陸。上面有人告訴杜老，沒有事了。
和賈磊磊、方寧打了一年多交道，我感覺賈磊磊忠於官方職守。雖然最後決定權不在他，他還是想通過修改標題，推後發稿，減緩《炎黃春秋》的力道。如果僅此而已，倒也無傷大雅。但最終藝術研究院對《炎黃春秋》痛下殺手，命賈磊磊出任社長，其角色已是助紂為虐。他們拼湊的第八期偽刊破綻百出，歷史不免要給他記下不光彩的一筆。方寧則是例行公事，奉陪而已。他說他母親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是《炎黃春秋》的老訂戶、忠實讀者，言談話語間也流露出喜歡看《炎黃春秋》之意。藝術研究院拼湊的新班底沒有方寧，算是給他留下了清白。
新春聯誼會的角力
《炎黃春秋》的傳統是每年正月召開新春聯誼會，邀請顧問、編委和一些重點作者聚會一堂，建言獻策，議論國是。我曾以作者的身份參加過多次。
二○一五年一月，籌辦新春聯誼會再次提上議程。外界十分關心《炎黃春秋》經過巨大的人事變動，狀況如何？杜老想通過這個活動昭告社會，雜誌已經度過危機，運轉正常。為此，多次開會研究聯誼會事宜。
二月十一日，杜老提出，「兩會」以前，意識形態控制的調子比較高。可以在「兩會」開幕以後，我們再開聯誼會。我建議，聯誼會的舉辦時間，要麼放在兩會代表來北京報到以前，二月底就開，要麼放在三月十五日兩會結束以後。兩會期間官方高度緊張，怕出現雜音。當時王海印說：「不要緊，我們是正式機構，開會給官方打報告，報出席名單，過去都允許。」於是大家把時間定在三月十一日，討論了邀請與會的名單和發言人選。被邀請者有二百一十人，準備請李銳等十幾人發言。二月二十五日是正月初七，又討論聯誼會事宜。杜老說：「藝術研究院希望取消這個會，我堅持要開，說不開政治影響更不好。」最後和王文章商量，確定兩會結束後再開，會期推遲到三月二十日，人數從二百四十人縮減到一百三十人。
三月四日賈磊磊、方寧來參加第四期二議。賈磊磊說，昨天給雜誌社轉來一個文化部檔。按文件規定，雜誌社在文化部系統屬於第四類機構，開會規模不能超過五十人。他提出，能否不開此會？再有就是消費要遵守中央的八項規定。杜老說，關於人數，應當模糊處理，我們已經削減三分之一。《炎黃春秋》一年就開一次會，參加的都是老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如不開會，負面影響更大。財務總監胡競成說，《炎黃春秋》的每一分錢都是自己掙的，支出十分節約。去年沒有支出一分錢差旅費，全年招待費才幾千元，根本不違反中央的八項規定。
三月十一日再次研究邀請名單和發言人選。確定時間定在三月十八日，地點在中國科技會堂。三月十六日得知，聯誼會又遇到麻煩。警方令科技會堂拒絕接待。聯繫其他飯店，上午剛說好，下午就被警方要求不得接待。看來會是開不成了。租用誰家場地，警方就會找誰家麻煩。我們只好一一通知活動取消。三月十八日那天，個別人聯繫不上，還是拿著請柬來到了會場，其中包括葉劍英女兒葉向真。當時警方到場阻攔，氣氛十分緊張。
二○一五年第四期開印在即。我們在封三上半頁選了四張往年聯誼會的照片，題為《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回顧》，下半頁則刊登了我起草的《致歉》：
《炎黃春秋》一年一度的新春聯誼會，已經延續了二十三年，今年也一如既往，邀請本刊編委和作者會聚一堂，暢敘友誼，切磋得失，謀劃未來。我們原計劃聯誼會於三月十一日舉行，邀請二百四十人參加。主管單位轉述有關部門建議我們將時間推遲到兩會結束以後，壓縮與會人數。我們尊重主管單位的意見，將時間推遲到三月十八日，人數也壓縮到一百三十人。會場選在北京科技會堂，已經安排就緒。請柬發出後，科技會堂卻告知不能承接這次會議，取消原來的承諾。我們無奈，再聯繫其他會場，也作好了一切準備。時隔一天，新的會場又接到另外部門的通告，也不允許接待《炎黃春秋》在此召開新春聯誼會。考慮到突然停止聯誼會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響，我們於三月十六日向主管主辦單位報告，請求疏通，按期開會，十七日答覆仍然是「不宜召開」。
應邀與會者都是關心支持本刊多年的朋友，不少人已達髦耋之年。年年聚會，都不免要送走幾位，所以他們對見面的機會倍感珍惜。有的準備了發言稿，有的為參加此會從外地匆匆返京，有的準備坐輪椅來和老朋友見面。聚會取消自然令他們十分傷感。本刊一向擁護中央依法治國，依憲執政。舉辦聯誼會本是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範圍內的權利。個別部門權力的任性導致憲法賦予的權利縮水，實在令人心痛。
聯誼會受阻後，我們盡最大努力告知受邀者，仍有部分朋友沒有聯繫上。我們向已經受邀不能與會的全體朋友致以誠懇的歉意！
第五期，我又編輯了一組應邀與會者發言稿的摘要，並註明他們的年齡：周有光一百一十歲，何方九十二歲，高放八十八歲，杜光八十七歲，郭道暉八十七歲，資中筠八十五歲，張北英六十七歲。這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力量。
曾彥修去世
《炎黃春秋》原來以杜潤生、于光遠、李昌、李銳為顧問。他們恰好是一九八九年在中顧委受到批判的四位委員，當時戲稱中顧委「四大金剛」。李昌和于光遠去世後，又請曾彥修與何方出任顧問。二○一四年秋天，官方命令《炎黃春秋》改變主管主辦單位。生死存亡之際，杜導正等六位年逾九旬的老幹部，聯名上書習近平。二○一五年過年前，《炎黃春秋》準備召開社委會，向四位顧問匯報重整旗鼓後的情況，曾彥修興致勃勃地答應與會，不料當晚便感冒住院，再沒有走出醫院。
曾老是在二○一五年三月三日去世的，享年九十六歲。那天正逢全國政協會議開幕。按照曾老遺囑，遺體捐獻給醫院，不火化，只能在醫院舉行遺體告別。官方規定兩會期間不得舉行大規模聚會，於是要壓低參加遺體告別的人數。時間先定在三月七日，後來又推到三月九日。死者為大，這種做法自然引起親友的不滿。忽然情況逆轉，聞習近平給曾老送了花圈，台上的劉雲山、劉奇葆和退休的胡錦濤等隨之也送了花圈。曾老生前與習近平在工作上並無交集，更無私交，送花圈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杜導正覺得此事對《炎黃春秋》的生存發展有利，於是在第四期作點文章，把花圈拍成照片發表，同期又讓杜明明採訪李銳、杜導正、何方、張惠卿、杜高，形成悼念曾彥修專輯。
曾彥修十分看中何方的《黨史筆記》，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評價。曾老去世，何方覺得一篇千字短文悼念意猶未盡，於是和夫人宋以敏一起將曾老與自己多年的通信分門別類整理，形成一篇兩萬字長文。文章送到《炎黃春秋》後，幾個月無下文。我從宋以敏處看到此文，感到曾老親歷黨史許多重要現場，信中表達的觀點精采而有深度，於是按雜誌內部規定的篇幅上限，選取一萬字，作為專文編發，經杜老同意，在二○一五年第十期以《曾彥修來信類抄》為題刊出。
炎黃三老說了算？
外界有一種說法，說《炎黃春秋》是杜導正、李銳、何方三老說了算。但根據我的感受，這種說法並不符合事實。李銳雖然是排名居首的顧問，但他要在《炎黃春秋》發表文章也並非易如反掌。二○一五年第五期，我是執行主編。此前李銳轉送來一篇盛禹九的稿子，他在李老九十九歲生日前夕，做了專訪，寫成一篇《李銳談長壽之道》，要求發表。總編輯楊繼繩看了稿子，說：「《炎黃春秋》是政治刊物，不是保健刊物，這篇文章不適合。」楊繼繩平素對李老很尊敬，但作為總編輯，卻不肯放棄底線。李老催問，我只好說：「盛禹九的專訪可否拿到其他媒體發表？」後來，我協助李老完成一篇署名文章《九九感懷》，在《炎黃春秋》第五期發表，才算皆大歡喜。
《炎黃春秋》對稿子把關偏嚴，作者名氣再大，也不隨意通融。王蒙聞名中外，做過文化部長，曾是開明派官員。大陸許多報刊爭相發表他的文章而不得。同事馮立三五十多年前在北京師範學院求學時，王蒙是授課老師。前些年王蒙喪偶，馮立三為他再結連理牽線搭橋，做了紅娘。馮立三出任《炎黃春秋》執行主編後，自然想到向王蒙約稿。約來一篇回憶民國往事的文章，在編輯部卻遭遇異議。異議者認為這篇文章是溫吞水，力道不夠。馮立三無奈，只好撰寫長篇申訴，向杜老面陳，最終杜老拍板，才得以刊出。後多家媒體紛紛轉載，給《炎黃春秋》加了分。以後一年間，王蒙又在《炎黃春秋》發表了有關反思文革和雙百方針兩篇文章。
如今《炎黃春秋》已經易主。二○一六年第八期質量低下，飽受嘲諷。他們哪能想到原來的《炎黃》對稿件的要求有多麼嚴格！
三十七篇文章未報備？
二○一五年四月十日，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總局由期刊司司長李軍、綜合司長孫明和處長董亦敏約《炎黃春秋》王彥君、杜明明談話，發出《警示通知書》，稱「《炎黃春秋》變更主管主辦單位以後，二○一五年前四期共刊登八十六篇文章，其中就有三十七篇文章涉及重大選題，均未向總局報備。」這三十七篇文章的題目是：《我所認識的貪官王守業》、《必須澄清的一樁重大事實》、《江青對公安機關怨恨的由來》、《耀邦同志論黨內兩類矛盾-談談對當前反腐敗的認識》、《文革中廣州街頭「吊勞改犯事件」調查》、《長沙知青大逃亡》、《再說吳江意外遭遇》、《鄂豫皖白雀園大「肅反」》、《探尋一九五九年河南商城「死絕村」》、《我與中央統戰部六局》、《譚厚蘭曲阜「討孔」紀實》、《對法治建設有重大影響的兩件事》、《清華大學工宣隊始末》、《自封的「半個紅學家」江青》、《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及動機分析》、《探「高饒反黨集團」與黨內鬥爭模式》、《九一三林彪要飛到哪裡》、《沿海發展戰略的形成與實施》、《鄧小平與「五．一三講話」》、《參與胡耀邦追悼會的回憶》、《一九八四年胡耀邦對文藝工作的指示》、《顧驤談思想解放運動》、《批判「資反路線」和陶鑄倒台》、《我與〈學習與批判〉等刊物》、《胡喬木在文革末期》、《從「首都兵團」到中學紅衛兵》、《林立果現象的歷史追問》、《蘇聯末日實錄》、《「準則」：重構黨內政治生活的重器》、《華國鋒談史傳寫作》、《從「鄧小平論文藝」到「鄧小平論文學藝術」》、《上海檔案里的反革命》、《冤案是怎樣釀成的》、《我當律師的一段經歷》、《「長治號」起義的前因後果》、《我參與處理「揪劉火線」》、《評〈王力反思錄〉》。這些官員還說，這次約談體現領導的愛護、負責和審慎，希望不要曲解、炒作，要保密。以前蔣建國和吳思協調，特事特辦，雜誌規定「八不碰」。現在形勢變了，沒有法外特區。從第五期開始，重大題材要報備，應報盡報概莫能外。中國藝術研究院要管幹部、管制度、管資產。
說三十七篇文章違規，依據是新聞出版署一九九七年八六○號文件《圖書、期刊、影音製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辦法》。辦法要求十五個方面的選題必須報備：一、有關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文獻選題；二、有關黨和國家曾任和現任主要領導人的著作、文章以及有關其生活和工作情況的選題；三、涉及黨和國家秘密的選題；四、集仲介紹政府機構設置和黨政領導幹部情況的選題；五、涉及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的選題；六、涉及我國國防建設及我軍各個歷史時期的戰役、戰鬥、工作、生活和重要人物的選題；七、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選題；八、涉及中共黨史上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選題；九、涉及國民黨上層人物和其他統戰對象的選題；十、涉及前蘇聯、東歐以及其他兄弟國家重大事件和主要領導人的選題；十一、涉及中國國界和各類地圖的選題；十二、涉及香港、澳門、台灣圖書的選題；十三、大型古籍白話今譯的選題（指五百萬字及五百萬字以上的項目）；十四、引進版動畫的選題；十五、以單位名稱、通訊地址等為內容的各類「名錄」的選題。
按照這個檔，《炎黃春秋》每期幾乎有一半文章都要「報備」。所謂報備，不是報送備案之意，而是由他們轉到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審讀，審讀通過方能發表，通不過就不能發表。其實《炎黃春秋》一直有專人負責，每月送兩篇文章報備。據統計，二○一○年不能用與不答覆的占百分之六十二；二○一一年占百分之六十七；二○一二年占百分之八十；二○一三年占百分之八十六；二○一四年占百分之九十。多數情況不是回答不能用，而是根本不答覆。兩三年渺無音訊，石沉大海。對審查者來說，稍有風險的稿子寧可槍斃，也不放過。有些好文章不同意發，於理不合，只好拖著不表態。《炎黃春秋》月月要與讀者見面，真按他們的規定報備，刊物早就拖死了。我們組來的某些專稿，比如劉英對黨史回憶，是歷史當事人留下的一手史料，黨史研究室人員的現職人員作為後生晚輩，只有學習的份兒，哪有審查的資格？
賈磊磊再三強調要按規定報備，其實他們操作第八期「偽刊」，有關毛澤東、鄧小平的文章也沒有履行報備程序。這個檔，就是按照官方利益需求限制出版自由的緊箍咒，它讓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化於無形。作為部門行政法規，這其實是一個違憲的規定。實施近二十年來，以封殺新思想為能事，給中國的學術和藝術造成了極大傷害。而對那些按照官方口徑鸚鵡學舌的出版物，他們從來不追究你是否報備。面對這種無理的警示，《炎黃春秋》不能束手就擒，只能絞盡腦汁，把標題取得儘量平緩，儘量迴避領導人的名字，降低敏感度。好在酒香不怕巷子深，包子有餡不在褶上。只要內容分量重，標題平淡一點，也不怕沒人識貨。
楊繼繩被迫退休
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總局發出《警示通知書》不是孤立的行為，而是組合拳中的一項。就在同一天，新華社紀檢委、機關黨委和老乾局三個局級官員，來到楊繼繩居住的紅蓮小區，代表社黨組找他談話。六月十八日，又把楊繼繩接到新華社再次談話。紀檢委官員說《炎黃春秋》很壞，要楊繼繩辭職，並舉出某省文聯副主席開除黨籍，工資降兩級的例子，要挾楊繼繩，不讓他出版自己的新著。楊繼繩是新華社退休幹部，由新華社發放退休金，到《炎黃春秋》工作是退休以後的社會兼職，所以新華社仍然卡著他的飯碗。
楊繼繩原來是新聞記者，退休以後潛心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他的父親餓死於一九六○年大饑荒。這促使他全方位探索中國大躍進的歷史悲劇。他的《墓碑》一書，史料翔實，論理深刻，譽滿中外。他又繼續筆耕，準備完成有關國史的三部曲，可稱「一人寫國史，國史第一人」。他從吳思那裡接任總編輯時已經七十五歲。他行事公正，受到編輯部同仁的尊重。杜老想挽留楊繼繩，說僅僅寫書編雜誌，不會坐牢，不會開除黨籍，不會停發退休金，也不會取消醫療待遇。但官方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竟然向楊繼繩的夫人施加壓力。權力要作惡，不達目的，決不罷手。楊繼繩不能讓家庭後院起火，只好宣布七月一日退休。編輯部有人建議，老楊可以明退暗不退，但楊繼繩表示「明人不做暗事」。這使得重整旗鼓後剛剛穩定下來的《炎黃春秋》，又面臨新的動盪。
二○一五年初，《炎黃春秋》沒有開成新春聯誼會。二○一六年開不開？一月初再次提上雜誌社議程，討論的結果是，迴避兩會敏感時期，趕在過年以前舉辦，日期定在一月二十日，開會地點也避開長安街這些中心區域。
新春聯誼又遭阻撓
一切準備就緒，一月十七日晚，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又趕到杜導正家懇談。他說：「接到上級指示，新春聯誼會不能開。」杜老說：「不能接受這個意見。我們已經主動縮小了規模，以往這個會將近二百人，這次我們只請六十人。不讓開不合適。我準備和李銳、何方、江平一起被抓進去，這是我們的光榮。」
十八日上午，雜誌社再次開會討論。杜老問我有什麼看法。我說：「官方不會抓你，但可以讓餐館停水停電。」果然，話音剛落，辦公室主任王海印就接到電話，原來聯繫的飯店說不能接待了，廚師請假。大家都明白，這是託詞。
杜老準備一套預案。一月十九日，大家分頭電話通知受邀者，聯誼會改成小型組稿會，翌日到雜誌社集合。二十日上午，幾十位來賓陸續到雜誌社。社裡辦公場地很小，只有一二十把椅子，來賓有的已經八十多歲，也只好站著。聚齊後分頭走到馬路對面商場四層，在火鍋店裡包了十桌。雖然屏風外就坐著一桌警察監視，聯誼會總算開成了。還匆匆展開了預先準備的會標。餐館負責人看到後，懇請把會標收起。杜老發言說：「昨天晚上有關部門還登門面談，勸阻開會。我說，我血壓已經一百九十七，不要談了。」說時十分感慨。李銳、胡德平、何方、陸德、資中筠、盧躍剛也有發言，張森根代表一百一十歲的周有光致辭。與會者半數在八十歲以上，七十多歲算年輕了。看去滿眼一片白髮。大家在這種氣氛下聚會迎新，心情悲涼而凝重。有幾位編委是在職的教授、學者，他們參加聯誼會後，單位領導奉命與之談話，施加壓力。官方各部門過年前用公款舉辦各種團拜活動。《炎黃春秋》用自己掙的錢請老朋友們聚一下，卻如此之難。
撤稿？不撤稿？
按照慣例，《炎黃春秋》會刊發聯誼會的發言摘要。三月中旬，稿子整理出來，準備排第四期。這一期的執行主編是我。賈磊磊參加二議時，我介紹了這個選題，賈磊磊只說請杜老慎重把關，沒說不能發。三月二十日，第四期送印刷廠。三月二十四日，賈磊磊給杜明明來電話，通知新春聯誼會稿子必須撤。杜老知悉後，要求藝術研究院給我們發一個書面檔。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杜老召集社委會研究對策。顧問何方說：「應當以柔和方式應對。保住雜誌最重要。雜誌和國家硬碰，碰不過。雜誌的辦刊思路要穩妥一點，保住雜誌是我們這些老人對民族、對社會最後的責任。」有人提出，這是小風波，我們大風大浪都過來了，鄧時代、江時代、胡時代都沒有死，現在也死不了。
大家正在討論的時候，已改任藝術研究院名譽院長的王文章和新任院長連輯一起來到雜誌社。他們說，從中宣部開完會直接趕來了，撤文章是中宣部的決定。文章提到憲政，不符合中央規定的「七不准」。撤了這篇文章，雜誌才能辦下去。杜老說：「你們的好意我們知道，但中宣部這一套我們不接受。」當時不歡而散。
下午，印刷廠遭到所在地文化緝查執法人員干預，不撤稿就停工。
面對緊急情況，第二天杜老再次召開社委擴大會商量對策。與會者除了杜老本人，還有顧問江平、胡德華，以及雜誌社主要人員。杜老讓王彥君預先起草一封給中央最高領導人的信，讓大家傳閱。杜老說：「如果上書解決不了問題，就訴諸輿論。」江平說：「高校也不許談憲政了。不談憲政，我們可以談憲治，其實是一個意思。」
我發言說，對官方干預印刷廠早有預料。上書高層可能不理睬。二十多年來，發生過一系列媒體事件，鍾沛璋的《東方》、于光遠的《方法》、鄭惠的《百年潮》，到兩年前的《南方周末》，結果都是媒體受傷或死亡。《炎黃春秋》堅持二十五年，成了大陸幾乎唯一能夠表達獨立見解的紙質媒體。如果《炎黃春秋》死了，是中國文化的重大損失。我們和官方公開叫板，短時間會成為重大國際新聞，影響可能超過任志強事件，但熱鬧一兩個月後，就會時過境遷。以後再想發聲，就沒有平台了。我預測，官方的處理，不是讓《炎黃春秋》關門，而是讓藝術研究院接過去，另組班子編雜誌，刊名還在，內容全變。那時就和我們就無關了。我建議，先換稿子，讓第四期出來。我還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堅持不妥協，結果趙紫陽下台，胡啟立、閻明復也靠邊站，體制內的良性力量都被邊緣化了。
胡德華說：「《炎黃春秋》好稿子有的是，換一篇還是我們想發的稿子，不能為了面子，丟了里子。」
當時多數人不贊成妥協，說這期同意換一篇，下期可能讓你換兩篇，這樣下去《炎黃春秋》就會慢性死亡。他們主張不能退讓，要公開抗爭。
杜明明表示，兩種意見都有道理，自己很糾結。王文章對她說過，《炎黃春秋》你們不辦，早有人想接過來辦。
討論的結果是，先給藝術研究院發文，等他們回文。拖到下月初，讀者看不到雜誌，就可能出事。到時候公開中宣部阻撓正常出刊的真相，公布新春聯誼會發言全文。上面如果感到壓力，找杜老談話時，再見機行事。杜老讓大家圍繞這一方案做各種準備。他問江平：「可否對中宣部提出行政訴訟？」江平說：「在中國，黨委和黨的部門不能成為訴訟對象，法院不會立案。」
換上錢理群的文章
散會之後，我對馮立三說：「無可奈何花落去，看來《炎黃春秋》要完了。」馮說：「你的意見也表達了，該說的都說了。」
我不甘心，回家後給何方打電話，通報了開會的情況。何方說：「這樣搞，《炎黃春秋》就完了。」我說：「杜老會找你，到時候您可以表達看法。」
三月二十八日早上到雜誌社上班，胡德華來了，說昨天何方的電話使杜老重新考慮對策。開會時杜老拿著上書草稿請各位顧問簽名，何方表示堅決不同意這麼幹，他說：「換一篇文章是小事，保住《炎黃春秋》是大局。」杜老讓大家討論，是否同意何方意見，撤換文章，過了這一關再說。
我發言說，同意何方意見。撤換文章的空白，可以用紀念《炎黃春秋》創刊二十五周年的名義，重新發表習仲勛、蕭克、張愛萍、費孝通、胡啟立等領導人的題詞。徐慶全說：「昨天和楊繼繩、朱學勤等人聚會，他們都主張換稿子，保《炎黃》。」楊繼繩問：「座談會發言有沒有新的史料，新的觀點？」徐說：「沒有。」楊繼繩說：「那就同意換。」這時，多數人同意換稿。杜老決定，按多數人的意見辦。徐慶全說：「如果杜老不準備接受記者採訪，公開和上面叫板，就不採取登題詞的辦法，換一篇有份量的稿子就行了。」最後商定，換上錢理群的文章《一個老共產黨在文革中的思考》，是王彥君約來的，原來準備下期發。現在以「春秋筆」欄目上第二條，不至於影響其他版面，重印一個印張即可，否則經濟損失更大。我把錢理群的文章從一萬字壓縮到七千字，補上撤稿的空白，交印刷廠排印。
在回家的路上，又接到賈磊磊電話，他要求審看新換的稿子。我說：「錢理群的文章沒問題。你要實在要審稿，就找杜老聯繫吧。」不知道他們是否又到印刷廠去看了稿子。四月一日，《炎黃春秋》第四期如期出刊。
第二天上午，杜老來電，說昨天把第四期雜誌通看了一遍，感到編得很好。王文章對他說，雜誌慎重一點，可以堅持到「十九大」。他問我有何看法。我說：「應當明確穩健的辦刊方針，穩健不是後退，是避免莽撞，才能平穩運行到『十九大』。民主辦刊，大家集思廣益才能避免風險。如果認為現在雜誌力道不夠，還要往前沖，難免再次引起風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樹欲靜而風不止。下一場風波來得很快。
四月十八日，賈磊磊參加第五期二議，提出這期涉及文革的文章有五篇之多，必須推後發表。當時，編輯部方面提出，能不能撤掉兩篇，保留三篇，有的文章標題改一改，儘量不點明文革。賈磊磊說，要向領導匯報。下午，藝術研究院打來電話說，有關文革的文章一篇都不能上，這是通知。
《炎黃春秋》以講述當代史為主。文革從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時間跨越長達十年，想繞也繞不開。以往每期都有三五篇文章涉及這個時段，第五期有關文革的稿子並不比平常集中。但官方對文革五十周年格外敏感，內部已經下達指令，有關文革的稿子，各家報紙雜誌一律不得發表。藝術研究院的通知，貫徹的正是這個精神。
五月二十日，雜誌社又召開社委會，多數人認為，今年五月是「五一六通知」五十周年，《炎黃春秋》不能沒有聲音。少數人不主張硬頂。結果保留了兩篇有關文革的稿子，撤換了三篇，四月二十六日將第五期電子數據傳給印廠，當晚開印。次日，當地文化執法緝查隊又到廠阻攔印刷。藝術研究院也派科研處長趕到印廠，稱他們是《炎黃春秋》的上級主管單位，沒有看過本期稿子，不能印刷。
四月二十八日晚上，連輯通知《炎黃春秋》雜誌社派人到該院聽取中宣部檔精神。連輯說，今天下午接到中宣部的電話，對《炎黃春秋》雜誌第五期的稿件提出了要求：「因為五月份有個『五一六通知』，這事要提到應有的高度來認識。凡是與中央決議不符的文章，不能寫、不能登。我們作為主管主辦單位，把政治上把關的事做完再開印。你們作為下級單位，只能按這個要求辦。你們弄好了，咱們都有好日子過。」
《炎黃春秋》又開會研究，決定寧願雜誌拖期，第五期也不能沒有關於文革的文章。五月四日，連輯和賈磊磊先到杜老家拜訪，又拜訪了胡德華，表示要求《炎黃》換稿是上面壓力，他們是迫不得已。要求審看有關文革的兩篇稿子。杜老讓徐慶全寫一報告，表示這次審稿作為例外可以理解，以後應當堅持協議讓《炎黃春秋》自主發稿。審稿後達成妥協，撤掉邵燕祥一文，保留一篇金大陸關於推進文革史學術研究的文章。這期雜誌直到五月中旬才和讀者見面。
二○一六年六月一日上午，我剛到雜誌社，就聽說杜老夫人續志先病逝，享年九十四歲，屬於高壽。杜老比夫人小一歲，二人相濡以沫七十載，感情甚篤。杜老如何能承受打擊？令人擔憂。我對馮立三說，這事說不定預示著《炎黃春秋》的大限。
續志先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那天弔唁者甚多，比起同時舉行遺體告別的李洪林更隆重。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因《炎黃春秋》而來。喪事結束後，杜老血壓上升，住進了協和醫院。
第七期輪我擔任執行主編。我在編輯部提議，七月是《炎黃春秋》創刊二十五周年，應當紀念，把支持《炎黃春秋》的領導人題辭展示出來。如果二十五周年不作紀念文章，就不會有三十周年了。大家同意，於是策劃了兩篇相關文章。當時沒想到，就是這期雜誌，為「老炎黃」畫上句號。
未及加入沈敏特為編委
這一期我還編發了沈敏特一篇來稿。沈敏特是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教授，平素住在合肥，至今未曾謀面。二○一五年龔雲的《起底炎黃春秋》一文被軍方媒體刊發後，沈教授仗義執言，作出有理有據的反駁。此後，他在《炎黃春秋》連發數文，篇篇精彩。杜老提議邀請他參加炎黃春秋編委會，我致電給沈教授徵求意見，他欣然同意。但雜誌社內部開會時又決定增加編委的事緩一緩，直到《炎黃春秋》出事，也沒有在版權頁上補入沈教授的名字。
清樣排出後，我用電郵發給沈教授過目，他來信說：「清樣已見，校對很認真，沒有看到錯字錯句。也可以說，我對修改稿沒有意見。謝謝！順便提一個建議，並非針對這篇稿子，而是反映幾個青年讀者的意見，他們說《炎黃春秋》是給年輕人長見識的好刊物，但文風上，理足情不足，也就是嚴謹沒問題，情和趣少了一點。我深知炎黃的處境，沒有十二分的嚴謹是不行的。但為了爭取更多的年輕讀者，也不妨給情與趣適度的空間；我記得魯迅有個說法，即文章要有一點閒色為好。供參考！」我給他回信：「您的意見我完全贊成。我雖然學的是歷史，但也鍾情文學，寫過一些評論文學的文章。所以對於您說的閒色十分認同。前幾年我編過一套背影書系，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多數文章既有厚重的歷史內容，本身也是美文。但我和老馮都是二○一四年底進入炎黃春秋的。雖然我們有自己的編輯趣味和編輯倫理，但我們沒有終審權，只能在現有的格局裡做事。有些文章被刪得只剩幾根骨頭，並非我們的本意。希望您能諒解。炎黃的處境可謂風雨飄搖，一年前我還想如何更上層樓，現在只能勉力維持了。多謝您的支持！」
好稿傷筋動骨十分可惜
這封回信，道出了我的無奈。我參與《炎黃春秋》之初，也曾有不少設想。經手的一些好稿因為篇幅所限，編發時傷筋動骨，十分可惜。比如茅青的《大伯父陳仁炳》，全文二萬七千字。八十七歲高齡的茅于軾先生親自把外甥女撰寫的這篇文章送到編輯部。我一看史料價值頗高。右派大規模改正時，中央決定保留章伯鈞等五人不予改正，證明反右運動之必要。當時五人中只有陳仁炳一人在世。他是什麼人？有怎樣的經歷？為何不予以改正？後來是怎樣的命運？公眾知之甚少。而陳仁炳晚年留下英文自傳，不曾出版。茅青因為親屬關係，得到了陳仁炳女兒提供的第一手數據，撰成此文。文章不但史料翔實，文筆也堪稱上乘，生動細節比比皆是。我拿到此文，頗為躊躇。當即給作者去信：「拜讀後感到內容十分厚重，文筆也很好，讓我似有讀章詒和的感覺。只是炎黃內部規定文章一般不超過萬字，個別特殊情況也只能放寬到一萬二、三千字。如何處理，我想和編輯部的同仁溝通一下，儘量放寬篇幅。但無論怎樣放寬，也不可能保全完璧。所好現在是網絡時代，你可在炎黃髮表後將全文在網上披載。不知意下如何？」作者回信同意。我忍痛將文章壓縮至一萬五千字，但終審時仍然被砍到一萬二千字。回想數年前我初次拿到章詒和的大作，囑馮克力在《老照片》發表時不要刪一字，使文章完璧面世，也算在自己的編輯生涯中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在《炎黃春秋》不能堅持這種充分尊重優秀作者的編輯倫理，內心不免留下諸多遺憾。好在茅青此文在《炎黃春秋》刊出後，我當即把全文推薦給共識網，發表後馬上點擊量居首，算是有所彌補。
《炎黃春秋》來稿很多，不少出自名家之手，還有許多作者是老朋友，都想在這個平台上發聲。二○一五年我就建議增加印張，從九十六頁擴展到一百四十四頁，定價相應提高到十五元，以便容納一些篇幅較長的佳作。但二○一五年期刊年檢手續一直被擱置，改變印張和定價都必要到新聞出版管理部門辦手續，所以這項建議在雜誌社內部提不上議程。轉眼到了二○一六年，刊物的處境進一步惡化，擴版之事就更談不上了。
改組後拒絕應聘副總編輯
七月中旬，不祥的預感終於成為現實。十三日上午，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連楫向《炎黃春秋》宣布了人事改組決定，撕毀了二○一四年十二月的協議，並馬上派人進駐，上演了一出震驚中外的奪權大戲。杜老主導的《炎黃春秋》，從此戛然而止。
在此期間，我在辦公室見過郝慶軍一面。他說，想約陳劍瀾與我和老馮一起商議編輯事宜。我說，在藝術研究院與杜老達成共識以前，一切免談。我們現在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面對歷史。又過幾日，中國藝術研究院給我發來公函，稱聘我為副總編輯，如五日之內不答覆，視為接受聘任。我明確表示，與杜老共進退。雜誌社其他同事，不分男女老少，都是同一選擇。
我之所以選擇與杜老同進退，的確出於我對歷史的感悟。《炎黃春秋》創辦二十五年來，努力還原歷史真相，成為中國大陸政界、學界追求自由民主憲政，推動轉型正義的首選平台，成為五湖四海的炎黃子孫求真向善、嚮往普世文明的精神家園，也成為國際社會觀察中國政治生態的風向標和晴雨表。我在此工作一年零七個月，接觸了不少作者、讀者，他們對雜誌的感情之深，期望之高，難以言表。
回望中國現代報刊史，《炎黃春秋》的確有其特殊意義。雖然，在當下中國，炎黃並非一枝獨秀。三年前，有《南方周末》與之南北並譽。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先後有《東方》、《方法》、《書屋》、《百年潮》、《戰略與管理》、《南方都市報》等也曾一度輝煌。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有《讀書》、《青年論壇》、《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周報》，就是文革初期，也有《中學文革報》，上世紀五十年代海峽對岸有《自由中國》，延伸到民國年代，更有新記《大公報》，《觀察》等一大批報刊雜誌，都曾引領風騷。現代報刊從晚清傳入中國大地以後，存在兩個不同的政治傳統，前仆後繼，延綿至今。一個傳統是國家的喉舌，黨的喇叭，一個傳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清朝的帝政，到民國的軍政、訓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政，中國大陸至今沒有走出歷史的三峽，進入憲政的境地。掌握國家權柄者視獨立聲音為敵手，區別只在對報刊的管控或張或弛。每當強權使出重手，處於弱勢的報刊總不免悲劇的命運。不同點在於有的是扼殺致死，斬立決；有的是慢刀閹割，失去雄風。前面列舉的報刊都已加載史冊，他們有活力的生命短者只有數月，如《中學文革報》，一般為數年，最長者如新記《大公報》，從一九二八年標舉「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到一九四九年按官媒黨報的模式改造，馳騁了二十一年。《南方周末》一九八四年誕生，二○一三年被斬首，好光景有二十九年。《炎黃春秋》自一九九一年七月創刊，到二○一六年七月「玉碎」，主政者始終為杜導正一人，一直發出自己的聲音，可謂中國報刊史上的奇蹟！在中國的政治史、文化史和出版史上，《炎黃春秋》必將寫下有聲有色一頁。在人類走向普世文明的漫漫長途上，也將留下不尋常的足跡！
杜老政治家辦刊十分罕見
我和杜老原先並無私交，只是一般的認識。到《炎黃春秋》上班後，才和他有較多的近距離接觸。我認為，在當今中國，像他這樣自覺以政治家辦刊定位者，十分罕見。長期以來，他為了刊物的可持續發展，對當代中國社會產生更廣泛的影響，一直聲稱自己是體制內改良派。如果《炎黃春秋》一開始就以更加激進的姿態莽撞行事，莫說在嚴酷的政治夾縫中周旋二十五年，能否存活幾天都很難說。面對複雜的現實，政治家的言行不同於文人單打獨鬥。公開言論要有分寸，有些想法只能引而不發。其實，他對置身其間的政治體制，對從少年時代便參與的革命，均有深刻的反思。他當過《光明日報》總編輯，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在黨國序列里算是一個高官。對他的人生價值而言，這並不重要。在中國，比他位高權重的官員數以千計，有資格青史留名者卻實在數不出幾個。因為多數高官對文明並無獨特貢獻。而杜老退出官位後，年近七旬時卻開啟了新的事業--創辦《炎黃春秋》。我曾見他當面向中國藝術研究院來人宣稱，如果要把《炎黃春秋》變成《人民日報》、《求是》，《炎黃春秋》可以不辦！他要辦的是民刊，而非黨刊。這種的鮮明自覺，使《炎黃春秋》從眾多的文史刊物中脫穎而出，發展成一個啟蒙思想的策源地，成為中國人嚮往民主自由的一面旗幟。那些靠壟斷思想、鉗制輿論推行愚民政策的權勢者，總感到芒刺在背，坐臥不寧，必欲除之而後快。但杜導正不但有勇氣，而且有智慧，廣泛團結國內嚮往民主憲政的健康力量，其中既有胡趙餘部的離休高幹，有紅二代中的開明人士，還有學界自由知識分子，巧妙周旋，讓他們打不死，除不掉，居然延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直到風波發生以後，他在七月下旬舉行的《炎黃春秋》創刊二十五周年的紀念會上還演講：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決心為中國走向民主法治奮鬥到死！立德、立言、立功，人生三不朽，莫過於此。
《炎黃春秋》被奪權以後，《領導者》、共識網也相繼淪陷，一些在國內影響較大又有獨立追求的報紙、雜誌，有的改組了領導班子，有的被兼併重組，中國大陸的輿論生態，有如《紅樓夢》裡的一句話：「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冬天終於來了。
但我還是不免想起雪萊的名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