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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與佛教之間的深刻烙印

唐太宗曾讚歎:“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網路圖片)

一、深刻的烙印,特殊的關係

唐太宗的少年時代,佛教的影響已經廣泛地滲入到各階層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李氏這個大貴族家庭也不例外。隋大業二年(公元606年),九歲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親李淵曾親自到長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後,李淵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內供奉。這些在李世民的心靈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後來他始終念念不忘兒時的這段經歷,曾親自撰詩讚頌草堂寺祖師鳩摩羅什,表達對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

二、共法鼓而同宣,與梵音而俱遠

唐太宗俱足“信、願、行”,他繼位後,立即宣布廢止限制佛教發展的詔令,開始“度僧立寺,廣事弘持”,為佛教振興頗費心血。貞觀三年(公元629年),為報母恩,舍舊宅通義宮為尼寺,以後又陸續修建了不少佛寺。同年下令恢復隋朝設在大興善寺的譯場,命印度和尚波頗主持譯經,中國沙門十九人助譯。命大臣房玄齡、杜正倫、蕭累等監護勘定。

此外,太宗又在宮廷內外大興佛事,或為超度祖先和陳亡將士孤魂;或因風雨失時,命僧尼誦經行道。事後都要大量布施。並先後為皇后六宮授戒。貞觀六年(公元632年),太宗詔請華嚴宗初杜順進宮,下殿親迎,賜號“帝心”。宮廷上下對杜順禮敬如佛。

三、禮敬玄奘,相見恨晚

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初七日,玄奘大師由印度求法歸來,抵在長安。太宗與之“談敘時俗,從卯到酉(早上五時到晚七時)不覺時延”。玄奘條陳所需優給,甚至對大功臣尉遲敬德的愛子窺基,也應玄奘的請求,特賜其出家,跟隨玄奘學佛譯經。窺基由被迫出家到最終成為玄奘的得意門生,並和玄奘一起創立了唯識宗。

太宗以法師德業淵博,儀錶絕倫,因此想請法師還俗來當宰相,被奘師婉拒。因此太宗皇帝對學佛出家更為景仰,讚歎道:“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

太宗還延請全國高僧數人,徵集綴文、字學、證梵學者和筆受、書手以及一些大臣等,在玄奘所住弘福寺內建立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國立譯場,所譯之佛經“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又親撰佛教《大唐三藏聖教序》,稱頌佛教“微言廣被,拯含靈於三途;遺訓避宣,導群生於十地”。

以後太宗對佛教愈發護持情深。應玄奘之請,一次就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餘人。為長孫皇后新建慈恩寺,請高僧五十人入住,別造譯經院。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於安德門樓親執香爐臨送,儀式非常隆重,觀者數萬人。唐太宗直到臨終仍和玄奘談論佛法,問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迹,深以“相見之晚,不得廣興佛事”為嘆。

四、佛教的興盛,帶來了國豐民安的“貞觀之治”

唐太宗對佛教的信仰和扶持政策,開創了中國佛教的興盛時期。貞觀年間,全國寺數已達三千七百十六所。“天下僧尼,數盈十萬。”佛經翻譯規模宏大,佛教宗派相繼創立。

佛教興盛之因,結出了“貞觀之治”之果。為官的信奉佛教、深信因果而勤於政治、廉潔奉公。對民眾輕搖薄賦,休養生息,客觀上安定了社會秩序,緩和國內外階級矛盾。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天下豐收,斗米三錢,夜不閉戶,行旅不帶食糧,一年斷刑二十九人……全國處死刑的不過二十九人。朝野上下政治清明、民風淳樸、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八方來朝。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貞觀三年的十二月間,太宗皇帝又下詔,為指揮作戰的七處戰場遺址,建立七所佛寺,在他《行陣所立七寺詔》中說:“紀信捐生,丹青著於圖像,猶恐九泉之下,尚論鼎鑊,八維之間,永纏冰炭,所以樹立福田,濟其魂魄。”於是在他倡議已來,交兵作戰,死亡慘重的地方,為敵我雙方義士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剎,延招僧侶。讓那些死難的亡魂,聞到晨鐘暮鼓之聲,能夠變炎火於青蓮,易苦海為甘露。

正如《大乘無量壽經》所述:“佛所行處,國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怨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這正是佛門弟子理想中的人間凈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益 來源:騰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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