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馮軍旗，用一篇《中縣幹部》的調查論文，為我們揭開了中國基層的政治生態。2015年，清華大學博士許曄，以在東莞長達半年的調查，展現了珠三角非主流社會境況，農民工、黑幫……
天色已經很晚，汪建華走進飯店，他要在這裡見一個警察
人早已經來齊，只差他一個見汪建華進門，警察站起身，開始向他介紹同席的人：黑幫頭目，以及他的小弟們這讓汪建華感到有些出乎意料--警察，黑幫，清華社會學博士，坐在了一張飯桌前。
2013年，汪建華在珠三角開始了對農民工與幫派的研究半年的調查訪問後，汪建華寫成了一篇1萬1千字的論文2014年12月16號，清華大學社會學和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北京發布新生代農民工組織化趨勢報告汪建華的調查，與其他青年學者關於工會NGO研究一起，組成了這份頗具份量的調查報告。
自1978年後，這個龐大的國家像一台轟鳴的機器，在工業化的路上奔跑著，冒著滾滾黑煙，它的燃料來自於廣闊的土地豐富的資源和廉價的人口迄今為止，這個機器已經卷進了2億7395萬人，相當於日本總人口的2倍，英國總人口的4倍其中33.7%是30歲以下的青少年，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會在東部沿海城市中相遇，成為工友。
上個世紀在長三角發生的故事，在2013年的珠三角重演了從小鄉鎮裡走出來的年輕人，怯怯地進入大城市裡，卻被霓虹車流晃暈了眼同鄉會行業商會甚至犯罪團伙，或是網路遊戲公會，只要是能給予庇護和歸屬感的，都能吸引那些初至陌生城市的年輕人。
在幫派世界裡，無論是初來乍到的年輕人，還是混跡多年的老江湖，都必須遵循這個世界的規矩「這一行看似很亂，但是都有它的規矩在他們大部分人的觀念當中，不會因為我是一個黑-社-會我就「黑」，哪怕他做的是那種砍人的生意，都會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觀」。在半年調查結束後，汪建華如此總結。
明秩序與暗秩序
長久以來，國內對農民工組織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工會NGO工廠內部的人際關係，汪建華和他的老師們覺得，若是無視工廠周圍肆意蔓生的黑幫，整個研究拼圖就缺了一塊作為資歷比較老的博士生，汪建華自告奮勇地接過了這個題，但他一籌莫展，無從下手，雖然他知道，那些隱而不宣的地下組織如同蛛網一般密布整個城市。
他需要一個把他帶進那個世界的引路人有人建議他，可以找找警察。
汪建華調查的第一站是東莞，這是個1988年才升級為地級市的年輕城市，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著831.66萬人，77.28%是他鄉而來的尋夢者，只有188.93萬人擁有本地戶籍，是這座城市的永久居民按照本地人口數配置的警力少得可憐，在2014年聲勢浩大的掃黃行動中，東莞出動了6525名警力，幾乎已經是傾全市之力15萬名治安員成了警力不足的替代品，2000塊一個月，只有一萬多人拿到了編制。
一個人口幾十萬的社區里，警察只有67個，治安員成了老闆們最常見到的「執法者」若是有人新開一家店，多少會「給些好處」，再不濟，也會請他們吃頓飯在社會上摸爬滾打的治安員，成了汪建華最好的引導者他們騎著電動車，帶著汪建華行走在珠三角城市的大街小巷裡，到處指點--這個老闆是誰，那個老闆是誰，他們背後又是誰。
坐在治安員的電動車後座，潮熱的濕氣撲面而來，密密麻麻的樓宇把道路和天空撕裂成一個一個逼仄的細條在珠三角城中村做調查的半年裡，這是汪建華最熟悉的風景。
治安員阿華（化名）曾在幫派里混過，雖然已經「金盆洗手」，卻保持著原先的裝束--戴墨鏡，騎著摩托車大多數時候，是他帶著汪建華走街串巷，和幫派頭目們聊聊天，喝喝茶他深諳黑白兩道之間的規矩：「你要開個酒店洗浴城，你必須先把（派出）所領導伺候好，去工商消防什麼的都辦好了，把這些都搞好了，剩下的就是你想平穩做生意的，肯定有方方面面的人去到你那裡，喝醉酒了，喜歡裝逼，在那裡打起來了你要報警多麻煩啊，人家客人一看，哎呀警察又來了，他媽老是有警察那怎麼辦呢，你要有一套明的秩序，一定還要有一套暗的秩序」。
在論文中，汪建華引用了阿華的這段話，並加上了自己的註解：「政府提供明的秩序，黑社會提供暗的秩序，政府和黑社會形成了共生共存的複雜生態圈但是黑白之間如何劃界，是長期博弈的結果，任何一方越界，可能都沒好果子吃」。
作為執法者的警察和治安員，若超出了「界限」，會遭到報復東莞的一名治安員曾在街上被人拍了一磚頭，之後只要背後有點動靜都會立刻回頭看看「他們（治安）隊員也有權力，但也要低調，他也怕哪個磚頭亂飛啊都靠做人，你做人好，我吃飯喝酒就請你」。
相應的，幫派也得摸清政府的底線，什麼生意可以在檯面上做，不同地區的尺度是不一樣的一個深圳黑-幫頭目曾告訴汪建華：「東莞那邊和我們不一樣，法律不一樣，底線不一樣。有些東西那邊能做這邊不能做，像在那邊，可以賣毒品，但這邊就不行。（惠州）淡水那裡賣淫，國家都不管，賣淫已經公開化了。深圳這邊只能偷偷摸摸搞。東莞那邊，鳳崗，就可以明碼標價。」
2014年2月，汪建華還在北京奮筆疾書寫論文時，東莞大規模掃黃，這套運行多年的灰色規則被徹底打斷了汪建華提筆在論文中加了一句：「更高級別的權力介入，也有可能打破原有的生態平衡，比如最近的東莞掃黃，當地黑幫和政府相關部門共生的利益鏈條就遭到嚴重摧毀」。
「什麼是白社會，什麼是黑社會？」坐在自家賭檔門前，從山東老家來深圳打拼的小頭目阿光（化名）反問汪建華，他透過墨鏡打量著這個滿臉學生氣的博士，開始自問自答起來：「戴上墨鏡就是黑-社-會，摘下墨鏡就是白社會，關鍵取決於你怎麼看」。
「這個是你能做的嗎？」
阿田（化名）是汪建華見到的第一個幫派頭目他對這個陌生的博士生保持著警惕，沉默無語，只是一個勁地喝茶，直到汪建華開始聊起麻將。
阿田隸屬於一家四川商會，這是混出頭的四川老闆牽頭成立的，有專門聘請的法律顧問和拿固定工資的專職人員同鄉的人來打工，繳納一定會費，就能享受到商會的庇護--維權找工辦證討債傷病救治等。
「出門靠老鄉」，至少對於汪建華的父輩們而言，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常識在他的老家江西，當地人事局曾經為這些打工者們舉辦過徵才會，他們幾乎用盡了所有宣傳手段--發簡訊，打橫幅，但是前來應聘者寥寥可數汪建華很能理解：「他們不太接受這種現代的利用市場信息找工作的方式，所以他們信任的還是老鄉」。
年輕的8090後讓情況有了轉變，比之保守的父輩，他們對於網絡的依賴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黑-幫吸收幫眾的方式在東莞，汪建華曾聽當地警察說過這樣一個故事：他曾經抓了一個四川的小混混，和「廣西仔」一起犯了事，但等到審訊時，才發現他們互相連真名都不知曉，只是以化名相稱「聯繫可能是在QQ或者遊戲裡」警察告訴汪建華：「這種人（指小混混）有一個通病，就是都喜歡上網」。
1980年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比例逐年攀升，到2013年，26894萬農民工中46.6%是未過35歲的年輕人未走下崗位的父輩們，仍占據著勞動力市場的半壁江山，對他們而言，同鄉會依舊是尋求歸屬感的重要組織。
阿田曾經幫同鄉的老闆們討過債，方式簡單粗暴，卻也只是嚇唬，沒動過手：「收錢這個事，別人找到你，第一次都沒人敢說能收到錢啦你是老闆，你差別人的錢，找你聊天，你肯定最先口氣很硬的大家互相口氣都硬的那我說你沒有，你說給不給就行你說不給啊，那絕對這件事情就搞大我來我就是給你表明身份，我來是做什麼的你可以去查，我有沒有能力做掉你那你說，老闆，我拿十萬可以不要嘛不行！再拿二十萬喝茶」。
若是生意上發生摩擦，雙方就會糾結手下弟兄「擺場子」，市場價一人一次200多塊雙方集結對峙，卻默契地避免暴力事件，以免招來警察，或是鬥毆丟命「擺場子」不過是壯壯聲勢，雙方都心知肚明：「打不起來，大家都明白，老闆叫你來，也是為著賺錢老闆把我叫過來要債，也是為了錢你也有老闆我也有老闆，協商一下，不要把路堵死了，都是為了錢嘛」。
黑-幫規模大了，層級增多，頭目們甚至認不全組裡的成員汪建華曾在深圳遇上個小頭頭，他把自己所在地幫派比成丐幫，最高等的是「九袋長老」，他自己能算個「四五袋」級別「我有事啊，帶百把號人出去，有些人我都不認識我一說上，打，他衝上去，其實不認識」。
手下馬仔負責上場打架，幫派大哥負責做生意，給手下弟兄們提供生計若是生意失敗，窮困潦倒，自然兄弟也就跟著沒了。
「以德服人」在訪談的過程中，一個老大對汪建華嘮叨著，翻來覆去地說這是他混跡江湖多年的心德--有口碑，講信譽，底下人服你，自然生意也就越做越大；若是只做一錘子買賣，底下人不服，生意註定做不大。
在弱肉強食的珠三角，即使是經營一家小賭檔，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汪建華曾聽一位「洗白」的頭目講起過，除了要打點好官府衙門，還得找人撐腰平事--來惹事的，搗蛋出老千的，欠錢不還的，各色人等都要擺平而攪黃一門生意，手段也很簡單，時常找人去店裡喝酒，找茬，引來警察，警察來多了，客人就不敢來了「罩得住，你就開，罩不住，你就別在這裡開」老闆的人脈與資源往往決定了他能在哪個地段，哪個行業，做多大的生意。賭檔前是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身後是賭客嘈雜的吵鬧汪建華接過阿光遞來的茶，聽他侃著自己的未來規劃阿光長相有些凶，在深圳混了些年，卻沒有什麼大的起色，只擁有這家小賭館在這座**擁擠的城裡，阿光覺得自己看到了大商機他曾跟人說起過，卻被潑了一缸冷水：「這個是你能做的嗎？」
「勤勞致富」
不止一個幫派頭目都曾「糾正」過汪建華：「我不是黑社會」。
理由很簡單：我不偷，不搶，未曾殺人放火，奸淫擄掠自己是遵紀守法，勤勞致富。
據汪建華觀察，早些年來珠三角闖蕩的外鄉人，或是為生計所迫，或是被老鄉帶著，卷進了幫派世界無論起初是自願或被迫，他們都有著明確的「職業規劃」：給別人當馬仔，收保護費或是討債，攢點錢，而後開家店，多半是KTV酒樓之類的服務業的店面，從此淡出江湖，再不過問幫派事務。
無論是經驗豐富的警察，還是老江湖，都承認時代已變--上一代**部分迫於生計加入幫派，但對年輕一代而言，混黑-幫不過是枯燥重複的工廠工作的替代品改革開放後，中國沿海城市的服務業迅猛發展，娛樂場所塞滿了每一條街年輕人尋歡作樂時--尤其當他們沾染了毒品--很容易就被捲入幫派之中然而大部分年輕人，都沒有上一代那般明晰的「職業規劃」。
同戰場廝殺一樣，最終能加官晉爵的都是少數大部分人過了吃青春飯的年紀，只好回家務農；或是鋃鐺入獄，在監牢裡耗費青春留下來的少數人，會努力「洗白」自己，儘量避免違法犯罪的事。
在完成論文後，汪建華來到中國的大西北與千里之外的珠三角相比，這裡氣候乾燥，經濟落後，但黑-幫行事的規則，倒是極為相似盡力「洗白」自己的黑幫頭目們對法律界線很敏感，能用法律手段解決的事情就用法律手段；不能用法律解決的事情，即使是犯罪，手段也得儘量看起來「符合法律」。
汪建華在這裡認識了一個黑-幫老大，外鄉來的，個頭矮小，身體壯實，還有一雙大得與身體不協調的拳頭他的地盤就是靠這雙拳頭打出來的如今，他帶著自己的弟兄干討債的生意，利潤率是20%－30%，來錢快，風險高「我不是黑社會，就是一個討債的」他對汪建華強調著。
風險不僅來自於欠債人背後的勢力，還來自於法律法規這個頭目曾帶著小弟幫人追幾十萬的債，提前一天用挖掘機挖好了大坑，第二天把人綁了過來欠債的人一看，腳軟了，立刻把自己藏錢的地方供了出來他不知道，其實追債的人手裡也捏了一把汗：「要是到時候真給他埋了，埋出問題了該怎麼辦？」
他們會仔細研究「綁架罪」在法律上地量刑時間標準，以確保可以在不觸及定罪的時間之內逼問出錢的下落碰上欠債的人在另一派勢力的地盤，或是距離較遠，他們不得不把路上的時間也給算上。
即使小心翼翼地避開法律邊界，必要時還能與警察把酒言歡，但在他們的心中，白道依舊是站在對立面的。
在開始調查時，汪建華遇到個熱情的小頭目他覺得眼前的學生仔「很嫩」，便傳授起自己「江湖經驗」：「你去監獄裡，跟那些人說你是打了警察進來的，他們特別推崇這種人，一定會願意跟你聊的」說完，他哈哈一笑，坐著小弟的車離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