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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世界媒體艱難轉型 中國更顯雨狂風驟

2016年,中國媒體的生存狀態有如雪上加霜,除了與全世界媒體同樣承受市場下滑、廣告收入減少、裁員等衰勢之外,還多了一重政治整肅。因此,決定中國媒體生死的不僅只是互聯網時代必經的紙媒市場萎縮,更多的是政治因素。

中國媒體命運的國際大背景

對中國媒體命運,必須放置於世界背景之下,否則很難反映其生存艱難背後的複雜因素。

美國的電影業彷彿預感到傳統媒體已進入“夕陽產業”行列,2016年年初將影業的最高榮光奧斯卡獎授給了影片《聚焦》(Spotlight),這部無論是製作還是演員陣容都不起眼的影片,卻挫敗了被業界一致看好的《荒野獵人》和《大空頭》,原因只有一個,因為它感動了太多太多的人。評論者普遍認為,《聚焦》就像是一封寫給過去的情書,用娓娓敘說的方式在悼念紙媒的昔日榮光、傳統調查報道的工作模式,以及那種鐵肩擔道義的記者職業精神。我觀看這部影片時,雖然知道這個故事與其獲獎時距不過14年,但恍惚間總覺得它如今已非常、非常遙遠。

路透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花了一年時間,跟蹤歐美數十家媒體的報道熱點、業界生態,於年底分別推出兩組系列報道,勾勒了全球傳媒業的現狀及其未來的圖景。

全世界的媒體日子都不好過。以財經類權威《華爾街日報》為例,過去兩年都經歷廣告收入下降被迫數度裁員的困境。2016年10月21日該報甚至發出通知,鼓勵“大批”員工向公司提出離職買斷申請,裁員也已經在醞釀之中。而其他幾家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等也在各自尋找轉型之路。除了借力社交媒體平台之外,還各出高招,CNN將內部劃分為三個部門:數字新聞採集節目部、數字新聞編輯部、數字產品部,全力打造移動視頻產品電視記者轉為全媒體記者,電視新聞機構轉為全媒體新聞機構。《紐約時報》嘗試過傳統的攝像機直播、無人機直播、現場採訪直播、音樂表演直播等,通過無人機直播過中國桂林國家公園景區山水風景全貌,引來超過22萬用戶圍觀,此外還開闢了專門的美食欄目。

即使如此努力,路透社以芬蘭、法國、德國、義大利、波蘭和英國等六國的25家商業媒體機構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報告,仍然顯示了令人憂慮的結果:報紙閱讀率呈現一路下滑趨勢,電視的開機率也同步下跌。媒介使用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媒體廣告市場的重組和變革。

數字化時代的挑戰:中國與美歐媒體同步

美歐等國媒體經歷的互聯網時代挑戰,中國媒體也都同步經歷。但《人民日報》與各省黨報、政府機關報可以利用自身由權力賦予的特殊地位維持訂閱量,進行新聞尋租活動(主要是通過表揚稿獲取贊助,或通過掌握某機構、某人黑幕秘事進行敲詐的“污點尋租”),這些我曾在《中國“新聞尋租”現象的憂思》(《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39期,2014年9月5日—9月18日)、《裁撤記者站:遲到的新聞腐敗整治》(美國之音,2015年5月28日)中詳細分析過。

而那些在上世紀90年代後陸續冒頭的“市場化媒體”幾乎都面臨數字化時代的巨大挑戰,於2017年1月1日停刊的《京華時報》的停刊與其說是政治壓力,不如說是缺乏市場競爭能力,這一點在那篇同行悼念文章《“京華”成煙雲,紙媒未來是死亡還是重生》中說得很清楚:“《京華時報》身陷困境,虧損嚴重,突圍未果”,“上級主管部門作出了將京華時報社主管主辦單位變更為北京日報報業集團,並於2017年1月1日休刊的決定”。對於報社數百名采編人員的安置問題,因為是半官方媒體,因此都按照分層分批的原則,200多個安排進北京日報報業集團、北京電台、北京電視台等新聞單位,100餘個安排進市屬國有文化企業,對於選擇自謀職業的員工,也有相應補償。

但國外某著名的新聞NGO在綜述中國媒體的困境時,卻將《京華時報》這份因市場壓力而關停的媒體與其他因政治壓力關停的媒體放在一起,認為可能有政治原因。這判斷多少有點誇大,因政治因素而關停的中國媒體與網站有不少,但《京華時報》確實不在其中。

因政治壓力而紛紛凋零的那些中國媒體

美國“自由之家”根據2016年中國宣傳主管部門下達的管制文件做了分析,政府加意控制的信息按其重視程度,排位如下:黨和官員名聲、健康與安全、外交事務、官員錯誤行為、媒體與審查、公民社會、經濟。為何最吃緊的經濟問題排位反在最後?我猜想是因為經濟類文章多為專業性較強的文章,普通讀者很難從專業性很強的分析中理出頭緒,遠不如其他六項敏感。

與別國媒體不同,中國一些思想、內容都比較優秀的媒體往往壽命不長,它們的生與死往往取決於政治因素,但當局總以毫不相干的非政治理由加以整肅。如果說西方媒體正在為擴大市場而發愁,中國卻有不缺市場與資金的刊物與網站,僅因政治原因而被關閉,這方面的例子就是《炎黃春秋》。該雜誌創辦於1991年,由退休幹部主辦,其中最重要的一類是黨內官員各種形式的回憶。這些回憶文章往往再現了一些官史不載的細節與內幕,讓讀者豐富了見聞,尤其是研究者可以從中獲得某些歷史事件的資料,這些資料對某些中共高層人士甚至構成顛覆性的評價。這本雜誌有穩定的讀者群,現在已有十幾萬訂戶,從經濟效益看,《炎黃春秋》創辦21年來,未從政府那裡拿一分錢財政撥款,完全依靠訂閱費生存,它的被強行“接管”,只因這本雜誌不見容於當局。

另一個網站“共識網”的關閉,涉及到的原因更複雜,意味著黨內“曾慶紅路線”的結束。這條“路線”確實存在,國內外中國人無人敢點破,但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不知這個話題有多敏感,於2015年3月6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長篇文章說,共產黨在中國統治的殘局(endgame)已經開始,原因是習近平放棄了曾慶紅的開放寬容路線。他說:“從大約2000年到2008年,在曾慶紅主持下,中共為避免衰落命運而採取了所謂‘動態的方式’,……以開放的姿態,嘗試引導和管理變革。”引人注目的是,沈大偉認為,是曾慶紅而不是總書記江澤民,代表了這條能從某種程度上延緩共產黨衰落的路線,但在2009年中期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發生了轉變。

沈大偉先生這一判斷,是得自於自己的判斷,還是來自中國政治高層內部人士的“耳語”,外界無從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說的確是事實。共識網的出現,其實是為了取代以美國為基地的《當代中國研究》雜誌,這家雜誌曾以對中國實時跟進的學術研究為主旨,問題意識為主導,贏得了國內自由知識分子的普遍喜愛。出於北京的謀劃,《當代中國研究》雜誌在2009年實際死亡之後,共識網將這本雜誌原來的作者基本接收(非全盤),宣稱自己的主要功能是補房而非拆屋。由於海內外不受中共控制的學術性刊物、網站幾乎被中共掃蕩一空,共識網的存在很受歡迎。但這個由中共內部資金支撐,卻有一定自由度的網站被關閉,引起的惋惜情緒來自海內外多方面,也讓對中共改革尚存一線期盼的人不得不暫時放棄希望。

將2016年的狀況做一總結,那就是:數字化時代對各國媒體的挑戰都是相似的,但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媒體則各有各的困難。從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趨勢來看,假如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願望能實現,中國將回到由《人民日報》、新華社壟斷中國輿論的時代。但形勢比人強,只要中國還想在網路科技時代分一杯羹,這願望永遠無法達成。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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