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方針，顯示施政重點已從政治維穩轉向經濟維穩，經濟穩定首次成為當局最為擔憂的頭號大事。在2017年，中國經濟面臨哪些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重大因素？政府在外匯存底和房地產泡沫等方面採取的維穩措施，是否會傷害經濟的健康和民眾的利益？
經濟社會學者何清漣表示，2016年12月中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與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並未推出新政策，而是強化2016年的各種政策措施，重在經濟維穩，主要內容包括貨幣維穩、穩定房地產市場、化減債務、去產能，調整經濟結構等等。其中，貨幣維穩是第一要務，外匯市場失守，一切後事免談。中國經濟進入維穩階段之後，就不是什麼短期行為傷及長期健康發展的二選一問題，而是必須熬過今天才有明天的問題。去年全球有蒙古、委內瑞拉與印度三個國家先後陷入經濟危機，貨幣失守是關鍵，其中委內瑞拉的通脹率達百分之1900，人民陷入飢餓狀態，有報導形容為從幾年前跑全世界買買買，到如今成了吃飯難難難。有這些前車之鑑，中國政府目前最大的任務就是不要讓本國步委內瑞拉之後塵，中國人民也只能祈求政府不要學習印度總理莫迪，先推出廢鈔令剝奪人民財產，繼之以沒收黃金與不以本人名義購買的住房。過了這道難關之後，中國才可能談明天。
美國智庫「加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夏業良說，黨國體系的統治基礎是掠奪和控制國民財富，大踏步的計劃回歸而不是繼續向市場化方向推進，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範疇的偏好抉擇，也是維持高成本統治所必須擁有的經濟保障能力。剝奪個人經濟權利與經濟自由的反市場化行為之所以能夠暢通無阻，主要是由於中國私有財產保護在現實中無法有效落實，由於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以及黨直接控制公檢法系統，實質上消除了公檢法三方相互制衡的制度安排功能內涵。因此，要想保證「政治維穩」，在一定程度上要有「經濟維穩」作資源保障的基礎。用行政手段來替代依法行政是目前最為常見的公然干預，無論是對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還是外匯管理制度的粗暴干預，都可以看到明顯的「文革化權宜政策」（即政府主動破壞自己設立的既有秩序，用臨時政策措施替代長期制度安排）的痕跡。
夏業良說，從目前來看，中國政府未來可能會採用的非常手段包括：包括國有企業的外匯收入和外匯存底池中所持有的美國國債，隨時準備採用臨時性強制結匯及拋售美國國債，以避免人民幣大幅貶值。對外匯進行更加嚴格的管制，甚至可能會實際限制個人與企業的外匯兌換與匯出，嚴格禁止對外投資項目（包括對海外房地產、證券、各類保險產品等方面的投資）。這樣將實際倒退到改革開放之前的經濟封閉狀態，經濟增長無望，效益銳減，甚至可能通過系統性金融風險引發一定程度和範圍的經濟危機，使國民失去對經濟的樂觀預期與長期投資、消費的信心。
普林斯頓社會學博士，政治與經濟學者程曉農表示，中國政府之所以施政思維強調經濟維穩，是因為經濟穩定首次成為最令當局擔憂之事。眼下及今後有三個隨時會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的「國家安全」的重大因素，一是外匯存底，二是房產泡沫，三是金融風險。中國的外匯存底雖然高居世界第一，貌似政府很有錢，其實，因為引進外資數量太大，經不起外企撤資或匯走全部利潤，也經不起企業和中產階層大規模換匯。控制外匯兌換，能一定程度上減緩資本外流，不過，當局同時還希望能吸引境外投資再度掀起對華投資熱潮，從而擺脫外匯存底危機，所以控制外匯兌換的措施不敢太硬太狠。這種既不願讓外企匯錢出去、又想要外資繼續湧入的期待，恐怕只是一廂情願而已；外企和政府現在都怕自己陷入「雞飛蛋打」的困境。
程曉農說，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的經濟繁榮主要靠兩個因素，出口景氣和房地產泡沫，這兩個因素都淡出了，而且不可複製。前者是上世紀90年經濟全球化帶給中國的好處，大批外企為中國提供了一次性出口景氣，其效果早就開始萎縮，去年出口已變成負成長。出口景氣逐漸消失的過程中，中國用營造房地產泡沫來拉動經濟，房產投機支撐了房產泡沫。現在當局不敢讓房產泡沫進一步擴大，所以加強限購措施；同時它又不敢讓房地產泡沫破滅，怕引起中產階層恐慌和金融危機。這種畸形的經濟結構當然無法支撐經濟穩定，當局對此一清二楚；但它因害怕房產泡沫破滅的陣痛而捧著泡沫左右為難。維持房產泡沫這種短期行為可能造成未來更大的經濟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