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抗日戰爭前夕的一場「肅AB團」運動，紅軍中7萬人被以各種殘酷方式屠殺，整個運動中使用的各種酷刑也慘絕人寰。而實際上「AB團」根本不存在，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只是清除黨內異己。專家稱，各國共產黨的大屠殺都是慘無人道，中共無視人命的本性從未改變。
1930年，中共在江西蘇區，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的毛澤東，為了剪除贛西南地方紅軍李文林等異己，以整肅AB團的名義，發起了一場慘絕人寰的黨內大清洗。
這場始發於贛西南的反「AB團」清洗，很快擴展到各個蘇區。
據中共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記載，紅軍中約有7萬人，因所謂「AB團」被殺。
所謂「AB團」，是1926年國民黨內的反共者成立的，「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團體。不過早在1927年就已解散。據大陸官方雜誌《同舟共進》2012年第三期記載，其實1930年在中共贛西南甚至整個中央蘇區，根本沒有「AB團」。
據史料記載，中共「肅AB團」運動中，酷刑種類達120多種，例如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洋釘釘穿手掌，火燒下身、小刀割乳等等。其中很多酷刑是此次運動中「首創」。據河南人民出版社《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記載，受刑者「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哭聲震天」。打人者如果下手不夠狠毒，也會被認為與AB團有關。
《搜狐視頻》中共黨史專家披露：「後來肅反到什麼程度，站隊，站隊以後用鏡子照，如果你臉紅，就說明你心虛，你就是肅反對象，就拉出去殺掉。」所有在酷刑下招供者，都被立刻處決。為了節省子彈，處決方式主要是梭鏢刺殺，棍棒打殺，大刀砍殺。「那個血，把（殺人者）的手和大刀的手柄黏在一塊，拿不下來。」
紅安縣七里坪鎮村民回憶：「整個山，人從上面往下倒，把整個山溝都填滿了。」
著名極權問題研究專家仲維光說，不單中國共產黨，而且朝鮮、古巴，所有東歐國家共產黨，對於和他們的權力集團稍微不同團體的鎮壓，都是慘無人道，喪失人間一切倫理道德的。
仲維光說，中共歷次運動，每次加害的理由都有不同，但其無視人命的本性從未改變。
附錄："肅AB團"事件的歷史考察
作者：高華
距今69年前(本文發表於1999年——編注)，一場大規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捲中共領導的江西蘇區。在一輪名曰「肅AB團」的大清洗中，幾千名紅軍官兵和根據地內的黨團員及普通群眾慘遭殺害[1]。干此事的並非中共的死敵——蔣介石和國民黨，而是根據地的中共黨組織和由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這段史實以後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被完全改寫。直至80-90年代，在撇開毛的個人責任的前提下，當年這場事件的大致輪廓才初步顯現，但仍有許多晦暗不明之處。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毛澤東為何要在紅軍和根據地內發起「打AB團」?毛為大清洗尋找的依據是什麼?大恐怖與建立新社會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毛在掌握中共實權後不再採用「打AB團」的方式解決黨內矛盾?
事件的起因：以暴力維護領導權威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革命運動中聲譽鵲起始於1927年國共分裂後，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從此成為中共武裝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在這之前，毛雖是中共建黨元老之一，但是在1921-27年，黨的聲光全被陳獨秀等所占，儘管毛被公認為農運專家，然而還是屬於年輕一輩，對黨的決策不起任何主導作用。
國共分家，中共潛入地下，革命的中心地帶逐漸從城巿轉向農村，黨的鬥爭形式、組織構成和黨的性格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由於中共已從合法政黨轉變為秘密政黨，列寧主義黨的民主集中制已完全制度化，中共中央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司令部的權威也基本確立，由此中共開始了軍事共產革命階段。
進入軍事共產革命階段的主要標誌在於1927年後，中共破天荒地有了自己控制的地盤——紅色區域，從此中共可以在這些地域公開推行自己改造中國的革命政綱，這是中共自成立以來從未遭遇過的新情況，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嶄露頭角、聲名大振，使黨的聲光逐漸聚於其身。
毛澤東無疑為中共革命立下最大的功勳，他在江西農村的努力及其實踐為中共開闢了一條新路。但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只是黨領導下的武裝同志，必須接受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毛不僅不是黨的名正言順的領袖，甚至在江西蘇區，毛的個人權威也還未徹底鞏固。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是靠熟悉農村和農民情況、善於領導軍事鬥爭起家的，然而中國現代革命戰爭與歷代農民戰爭有一個重大區別，即反抗國民黨的武裝革命是受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黨為武裝革命提供了意識形態的義理系統，並擁有對這套義理系統的充分解釋權。黨還為武裝革命提供組織框架和幹部來源，黨不僅有建立革命武裝的發號施令權，也有任命幹部、調動幹部的組織指揮權。儘管毛在創建紅軍、開闢紅色根據地方面功勞蓋世，但他仍受到黨的制約。
1927-29年，毛澤東在江西辛勤開拓，對受制於上海中央雖多有不滿，但基本上對中央持順從的態度。毛在理論方面雖不時有越軌之舉，但其言論大致均在中共中央意識形態的框架之內。毛在組織關係上，也未有明顯的越權行為。毛經常向上級黨委和中共中央書面匯報根據地的鬥爭情況。
中共中央是以頗為欣賞的態度看待毛澤東在江西創造的這番事業的。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在毛未出席的情況下，將毛選入中央委員會。總的來說，上海中央對毛的活動，包括毛在江西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是樂觀其成的，尤其在1929年發生的朱德與毛澤東的爭論中，中央表態明確支持毛，促成了毛在江西蘇區領導地位的確立。
1929年古田會議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已經初步形成，促成毛領導權威形成的兩個最重要條件都已具備：一、中共中央對毛的明確支持為毛的權威提供了法理基礎;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領導下，根據地地盤擴大，人口增加。一度與毛意見相左的朱德，因軍事失利，威望有所損失，毛的軍事成功則為毛的權威提供了事實基礎。作為毛領導權威的具體體現，1930年，毛擔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在統一的蘇區黨領導機構尚未建立的形勢下，毛所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成為江西蘇區最高領導機構。在戰爭環境下，軍隊是維繫蘇區存在的最重要的柱石，軍—黨—蘇維埃政權，已實現高度的一體化，毛於是成為江西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上海中央的指示只有通過毛才得以在蘇區貫徹。毛所具有的這種特殊地位，使其獲得了很大自由——毛從此擁有對中央指示的靈活解釋權，毛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見與中央的意見合而為一，以中央的名義強制推行。然而毛畢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蘇區內部仍有部分紅軍和黨組織援引中共中央來消極對抗毛的新權威。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中共武裝革命的草創年代，一時豪雄四起，在反抗國民黨的大目標下，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被暫時掩蓋。但根據地內，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矛盾、留蘇幹部與國內幹部的矛盾、知識份子幹部與農民出身的幹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來自於中共中央的權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理論權威。只是此時的中共中央遠離鄉村，城巿中央對根據地的領導必須通過毛澤東來體現，因此，毛個人的識見、智慧、人格因素和作風態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毛是江西蘇區所有武裝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為剛強的，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風專斷，使許多軍中同志對其「敬而畏之」[2]。在1929年的朱、毛紛爭中，朱德因其為人寬厚、作風民主，得到紅四軍(紅一方面軍前身)多數幹部的同情和支持。1929年7月陳毅赴上海匯報請示中央對朱、毛紛爭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陳毅返贛後，親自請毛出山，朱德、陳毅為忠誠的共產黨員，一切服從中央，重新理順了與毛的關係，使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卻因各種原因而尖銳化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澤東「打AB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是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
毛澤東用流血的超常規手段解決黨內紛爭，究竟要達到什麼目標?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由於此時毛尚未成為中國黨的列寧，不具號令全黨的法理權威，他才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的反側。
鎮壓「反革命」，何愧之有
將大規模的恐怖施之於黨內和軍內，與黨道德和黨倫理存在巨大衝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自有辦法。他聲稱：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所控制，為了挽救革命，必須對之進行徹底改造，這樣，毛的鎮壓就有了思想的旗幟。
李文林是知識份子出身的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與毛澤東及紅四軍的關係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1930年初，經歷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干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日趨緊張。
贛西南方面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1)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2)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提出合併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併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面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面的抵制。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於1930年2月6-9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和贛西南方面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份參加會議，劉士奇等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准恢復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AB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毛澤東等列舉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重政治錯誤」主要有兩項：(1)毛等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2)毛等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3]——這裡所提到的「黨的領袖」，是指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份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離出主力部隊，轉任地方工作。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4]：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這個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後，中共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
將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鬥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仲介環節。他宣布，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1930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毛完全可以用「鎮壓反革命」來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
1930年「二.七」會議後，革命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第一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團」的宣傳攻勢。6月2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
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份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內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
工農群眾只有階級之分，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裡或發現其他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
《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5]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一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控制。
1930年7、8月間，「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在「打AB團」的積極性方面，李文林並不輸於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文件中宣布：「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團份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一經發現「AB團」份子，下一步就是槍斃。《緊急通告》要求[6]：
對於首領當然採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份子加入AB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
贛西南特委厲行「肅AB團」，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份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的堅決的開除出黨」)，消滅了一千多「AB團」[7]。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1/4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8]。
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AB團」時，毛因忙於主持軍中事務，並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團」，進入10月後，毛的態度發生轉變。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採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份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9]。
毛澤東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團」嗎?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後，為生存而奮鬥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剿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毛習慣對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諸如國民黨向共產黨區域派遣破壞特務，國民黨利用「自首政策」脅迫中共人員充當特務等問題上，毛看得尤其嚴重。在激烈的國共鬥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於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級領導人當中未有超過毛澤東者。在另一方面，連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團」，毛就更沒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團」。
然而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引導，將所有公開和潛在的反側一併鎮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打AB團」運動。
1930年10月，毛率紅一方面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引起部分紅軍指戰員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份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團」份子[10]，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AB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意見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團」被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南昌暴動，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只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交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並舉例說，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干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11]。果其不然，這位聰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也大開殺戒，那麼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肅AB團」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隨「肅AB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的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10月底，省行委發出通告，批評「肅AB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錯誤，強調對工農群眾擴大自首範圍，對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謹慎，如案情重大，則必須將人犯押往省行委肅反委員會審理，解除了縣以下基層組織的處決權[12]。令人奇怪的是，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
1930年11月，毛澤東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終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1930年5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巿，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於8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精神。「二全會」不指名地指責了毛的一系列的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主張、被毛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惹起毛的極大憤怒，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13]?此時毛尚不知「立三路線」這個詞語，於是認定「二全會」是「AB團取消派」的會議。
1930年10月，紅一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張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14]，雖然這張字條究竟內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將李文林與「AB團」聯繫在一起已經有了所謂證據。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提出的「誘敵深入」的軍事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衝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AB團」首領。1930年底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15]，緊接著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繫的人相繼被捕。毛澤東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份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16]。
李韶九攜著毛澤東指示信於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派兩位紅軍戰士將第二封指示信送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月7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面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謝漢昌、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17]。在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等「是AB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對於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1982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18]。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裡，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抓出「AB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40餘人[19]，其中李韶九在未動身前往東固前親自布置將25人處決。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1930年12月12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的爆發，造成江西蘇區內部的嚴重危機，對毛澤東的聲譽損害極大，毛親自出馬，毫無愧怍，於1930年12月20日草寫《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在這封答辯信中，毛堅持「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重責的，為什麼可以呢?」[20]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是貨真價實的「AB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干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逼供信屢禁不絕的最重要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21]。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徵，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22]，反毛即是「AB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裡，只要目標崇高——撲滅「AB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革命恐怖與純化新社會
毛澤東放縱「打AB團」是否還有其他目的?換言之，毛是否另有企圖，即通過大恐怖來重建根據地的新社會?
從各方面資料分析，在20年代以後，毛澤東已成為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忠實信奉者，毛領導開闢江西革命根據地本身就含有創建無產階級新社會的明顯目的，而創建這樣一個新社會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將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依照這種思想邏輯，舊世界的代表和象徵——地主豪紳及其依附於他們的知識份子，就必然成為革命的對象，於是為工農打天下就和消滅地主豪紳反革命成為一體兩面的事情。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30年的贛南根據地有很大的發展，即將與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經過幾年的經營，新社會的形貌已大致形成，其主要特徵是，根據地內絕大多數地主都已逃亡或被清洗，但是為數尚多的富農及地富出身的共產黨員仍在根據地內生活和工作。1930年後，新社會改造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全力打擊殘餘的地富份子及其子弟，包括清洗黨內出身於地富家庭的知識份子黨員。在「肅AB團」中，地富出身的黨員首當其衝，成為被消滅的對象，即表明這種鬥爭所具有的「純化」的性質。
在中共黨內，毛澤東長期以反教條、反極左而聞名，並由此獲得全黨的擁戴。但是在30年代初，毛卻並非如此，在某些方面，毛的極左與共產國際不相上下，這尤其體現在對待富農的方針上。
1929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的方針。1930年6月，毛主持制訂了《富農問題決議案》，雖然強調了「抽多補少，抽肥減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並無任何差別，甚至更為激烈。毛猛烈抨擊富農，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僱工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堅決贊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分」，要求將他們從黨內「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23]。
這樣看來，毛澤東決意發起「肅AB團」確實包含多重目的，鎮壓贛西南紅軍和黨組織不僅在於翦滅組織上的離心勢力，同時也是為了先行掃清黨內的障礙，以推行毛的改造社會的理想。在毛的世界裡，鎮壓是和「純化」互為聯繫的，其最後目標是建立一個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毛澤東的這套思想邏輯究竟從何而來?就「純化」的層面而言，毛應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理論的影響，尤其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影響。1928年1月24日，毛親自為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24]若就清洗黨內反對力量的「鎮壓」層次而言，則無法找到毛受蘇聯經驗影響的直接證據，因為蘇共鎮壓黨內反對派的經驗此時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史達林對托洛茨基的鬥爭還未發展到肉體消滅階段，史達林發動大清洗還在以後幾年。可以得出的判斷是，毛在黨內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他在打江山中獲得的經驗與體會，在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歷代農民造反經驗和《水滸》一類的影響，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體悟的產物。這樣，毛就在國際共運中首次創造出了將對敵鬥爭方式用之於黨內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肅AB團」具有原創性。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和黨的核心層，在新形勢下，黨內、軍內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變了策略，他已不再運用「肅AB團」那樣極端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和根據地內部的矛盾。難道毛澤東已認識並改正了自己過去的錯誤嗎?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確實，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曾提到一句：「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25]，但毛從未就自己與「肅AB團」的關係問題作過詳細的解釋和「自我批評」，「肅AB團」不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變也被作為「反革命暴動」的鐵案，長期不得平反。儘管如此，在毛掌權後，確實已不在黨內再搞「打AB團」一類的肉體消滅。
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澤東已實際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號令全黨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極端手段來維護自己的領袖權威。1935年後，毛占據了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核心地位;1938年，毛又得到共產國際對他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隨著毛在黨內地位的加強，他的主張和意見也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毛從而也獲得了黨的意識形態的法理性。現在，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懾的形式出現，而較少訴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況下，革命恐怖只是作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在以後的歲月里，作為革命策略大師的毛澤東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機器，就像中藥師配製藥方一樣，知道如何根據現實需要來調配這兩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縱下，革命恐怖機器已具備了某種「智能性」。1944年，毛果斷地宣布中止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搶救運動——那場運動曾經使根據地的許多老黨員誤以為又要再來一次「肅AB團」式的大清洗，但是他們錯了，毛無意也不願再重演當年的鬥爭，當毛的目標已基本實現後，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機器立刻停止運轉。在劉少奇的支持和協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種新方法：通過在審干—搶救運動中建立的制度機制，動用黨機構來洗刷共產黨內部，從而使黨永遠處在一個不斷被「純化」的持續狀態中。
如此看來，30年代初的「肅AB團」已成絕響。從延安時期開始，毛不斷重申「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可是毛終究難忘那如火如荼的「肅AB團」的緊張歲月，對當年的「肅AB團」，毛還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與繼承」——在黨內中止肉體消滅，同時保留、發揚群眾性肅反的革命傳統，從此鎮壓與「純化」又有了新的形式，並與黨機構的審干肅反措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於是，搶救運動之後，又有反右、文革。
【注釋】
[1]江西蘇區的「肅AB團」運動前後歷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0年「二.七」會議後至1931年1月;第二階段：1931年4月至1931年末。在第一階段「打AB團」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澤東及其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據初步統計，在這一階段，僅紅一方面軍被殺官兵就達4，500人，而至1930年10月，贛西南特委已消滅「AB團」份子1，000餘人，這一數目尚不包括在這之後根據地內黨政機構被殺黨員的人數。主持江西蘇區「肅AB團」第二階段的是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和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被殺對象主要是參加富田事變的贛西南紅軍的幹部，以及贛西南地方政權的幹部，具體的死亡人數不詳。資料來源：一、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1985)，頁634;二、〈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三、〈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477-78、480;四、〈贛西南會議記錄——關於組織問題〉，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31;五、廖蓋隆1981年9月23日說：「紅一方面軍當時在蘇區不過三、四萬人，前後兩次肅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殺掉了，就是說，十個紅軍中有一個被殺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幹部。」廖蓋隆在1980年12月10日又引用毛澤東的話：「毛主席說：我們殺了四千五百人，但我們保存了四萬紅軍。」引自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資料通訊》(1981年合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89、144。
[2]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頁171、205-207、348、357。
[3]《前委開除江漢波黨籍決議》(1930年4月4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576-77。
[4]《前委通告第一號》(1930年2月16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173。
[5][6][8]《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34-35;646、648-49;110。
[7]《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26、631。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頁319。另參見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93。
[10][20][21]同注[1]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
[11]《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00-101。
[12]贛西行委：《通告西字第7號》(1930年10月21日)，轉引自陳永發：《中共早期肅反的檢討——AB團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冊(1988年6月)，頁203。
[13]毛澤東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強調：「二全會議主要反對二七會議，開除劉士奇，就是反對二七會議，反對毛澤東。」
[14]參見注[2]龔楚，頁353;但據1987年中共吉水縣黨史辦的調查報告稱，李文林的父親只是富裕中農，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參閱《關於李文林被錯殺情況的調查》，載中共江西省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江西黨史資料》，第1輯，頁326。
[15]李文林在1930年11月底被總前委秘密逮捕，項英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獲釋，於1931年2月被派往萬太河東肅反委員會工作。任弼時率領的中央代表團抵達後，推翻項英的決定，李文林於1931年7月再次被捕。1932年5月30日，李文林被冠之於「AB團首犯」遭處決，至1987年尚未平反。
[16]轉引自注[9]戴向青、羅惠蘭，頁98。
[17]《省行委緊急通告第9號》(1930年12月15日)，轉引自上書，頁105。
[18]見注[1]《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
[19]曾山：《為「富田事變」宣言》(1931年1月14日)，轉引自注[9]戴向青、羅惠蘭，頁105-106。
[22]1931年，毛澤東與從蘇聯返國的無線電技術幹部塗作潮爭論即如此說，參見塗作潮：《我跟毛主席發的一次火》，《百年潮》，1999年第5期，頁25-27。
[23]《富農問題——1930年6月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398-99、400、402、404、410、413。
[24]轉引自余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124。
[25]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若干問題說明》(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頁121。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9年8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