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登奎文革時期地位顯赫，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但沒有被毛選為接班人，究竟是能力問題，抑或信任問題？
毛澤東晚年賞識和培養的幹部紀登奎（圖源：新華社）
當年，九號院裡多有議論，紀登奎曾經被毛澤東考慮為接班人。但是，我在與紀登奎相處的日子裡，從未直接問及此事。在我看來，這可能是紀登奎本人最為敏感的話題，如果問了會讓他難堪。而且，我也知道，問了也白問，他不會回答我，起碼不會直接回答我。現在，藉助紀登奎當年漫無邊際的閒談，也許可以有所參悟。
說毛澤東曾經考慮紀登奎作為接班人，普通人也是可以設想的。在毛澤東執掌中國政局的最後七年，紀登奎一直在毛澤東「御前行走」，受毛澤東之託主管中共的組織人事等高層要津，也管理農業等民生大計。其時，紀登奎正當盛年，地方主政經驗豐富，在結構畸形、人數有限的高層領導集團成員中十分搶眼。因此，毛澤東考慮接班人選，紀登奎自然會進入視線。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毛澤東執政最後七年，紀登奎的政治地位上升並不顯著。標誌性事件是一系列的。1973年秋天中共十大召開，九大時與紀登奎同時進入政治局、排名在紀登奎之後的軍人李德生，成為黨中央常委、副主席；九大時中央委員王洪文成為黨中央副主席，顯現了接班人的明顯態勢；九大時的政治局委員張春橋也進入中央常委。這三個人都超越紀登奎走在了毛澤東接班人前列。在李德生去職、王洪文暴露出不堪重任後，鄧小平於1975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復出，主持黨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可以說又出現了新的接班態勢。此時，在毛澤東接班人的序列里，紀登奎的位置並未提高。1976年初，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接班人序列人選出現了新變數，似乎紀登奎也出現了新可能。但是，政治位勢在紀登奎之後的華國鋒後來者上，一躍而成為毛澤東接班人。
這裡的問題是，紀登奎在中央高層地位如此顯要，但是，為什麼在毛澤東接班人安排上一直沒有走到前邊，或者說沒有機會獨領風騷？
在我看來，毛澤東沒有選紀登奎作為接班人，也許是因為對紀登奎太了解。連續多年，紀登奎直接為毛澤東直接辦事，經常在毛澤東身邊出入。應該說，毛澤東對紀登奎的直接了解，顯著多於其他幾位曾經考慮接班的年輕領導人。也許正因為這樣，毛澤東發現紀登奎並不適合作為接班人。
那麼，紀登奎沒有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究竟是能力問題，抑或信任問題？一般而言，從能力和資歷來看，就當時相同年齡段的中央領導人來說，紀登奎比李德生、王洪文、華國鋒等都有明顯優勢。因此，紀登奎沒有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應該不是能力問題。那麼，主要是什麼問題？我的猜想是，主要是信任問題，即毛澤東對於紀登奎沒有足夠的信任。紀登奎為什麼沒有能夠得到毛澤東更多信任？紀登奎從來沒有直接談及過。但是，從他的言談話語間，也許可以找尋出蛛絲馬跡。
一、在接班人行列中
從1969年春進入政治局，到1976年春天華國鋒被明確接班人，紀登奎在毛澤東接班人行列中的位置並未發生重要改變。
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毛澤東直接說到要把紀登奎作為接班人之一來培養，最早是在1970年秋天。1970年9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經發生動搖，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提出：要培養接班人，我們都是60歲以上的人了，要培養60歲以下，30歲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紀登奎等人。這個時候，在高層領導人的年輕一代中，大概毛澤東最為欣賞的是李德生和紀登奎。李德生和紀登奎都是1969年4月九大擔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李德生52歲，紀登奎46歲。文革開始時，兩人職務都不高，李德生是解放軍第12軍軍長，紀登奎是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李德生成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據說，毛澤東對於李德生的最初欣賞，是來自李德生在「文革」初期軍隊支持左派中的表現，即他比較好地平衡了文革中的各派實力，穩住了安徽局勢。至於更深層原因，則不得而知。但是，李德生很快就失去毛澤東信任，並於1975年1月4日給毛澤東寫信請辭副主席和常委。毛澤東同意了李德生同志辭職，並指示此事只在黨內口頭傳達，不要寫在全會公報上。1月8日，十屆二中全會批准了李德生的辭職。至此，可以說毛澤東關於李德生作為接班人的設想宣告結束。
1973年9月中共「十大」，是文革中期一次非常重要的權力分配。根據毛澤東的安排，紀登奎成為會議籌備負責人，直接領導了十大的籌備組織工作；次年，毛澤東又指定紀登奎負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籌備工作。紀登奎當時分管中央組織部。從這個角度看，他是很受毛澤東信任倚重的。但是，從「毛澤東接班人」的最高參照看，紀登奎在十大上收穫並不大，具體表現為職務提升不顯著。在十大上，紀登奎從政治局候補委員成為正式委員，並沒有成為政治局常委，而李德生成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王洪文成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張春橋也成為政治局常委。由此可見，毛澤東所說的「接班人」考慮，在紀登奎身上並沒有體現。
為什麼紀登奎在「十大」上職務提升有限？確切答案無從考證。大致來說，從毛澤東最初談話提到紀登奎可以作為接班人，到另一次談話表露出遲疑，說紀登奎作為接班人「還要再看一段」，期間大約一年左右。據河南省省委黨史研究室專家訪談資料，毛澤東對於紀登奎作接班人發生遲疑，是在一次與河南省領導人談話中流露的。1971年8月，毛澤東南巡，在武昌東湖賓館與河南領導人談話時，特別問道：「有人對我說，紀登奎在河南犯了什麼錯誤。這個人怎麼樣啊？」有個河南領導人回答說：「紀登奎同志在河南表現很好。要說犯錯誤的話，就是有一段時間在河南支持造反派搞」反覆舊「，跟山東的王效禹一樣，有」反覆舊「那種思想傾向。」毛澤東聽後，當場說道：「紀登奎這個人接班，今後還要再看一段」。由此可說，此時的毛澤東對於紀登奎的信任已發生一定程度動搖。
從毛澤東這番話可見，毛澤東有另外渠道了解紀登奎在河南「文革」中的表現，並對紀登奎有所不滿。這位河南省負責人的回答，看起來是為紀登奎做了開脫，但同時也可以理解為佐證了紀登奎在河南有類似王效禹的問題。王效禹是文革前的山東青島市副市長，「文革」初期成為山東造反組織負責人，一度擔任山東省革委會主任，即山東省最高領導人。中共「九大」上，王效禹成為中央委員，但是很快即被關押。王效禹在山東發動的「反覆舊」運動，具體過程比較複雜，簡單來說是，王效禹提出「文革」成果已經被所謂「守舊」力量侵占，或者說文革中奪權運動還不夠徹底，需要再來一次造反奪權。至於說紀登奎在河南有類似王效禹在山東的問題，以本人對於河南文革初期的了解，則毫無所知。後來，這位參加毛澤東談話的河南領導人被打成林彪死黨，關押審查了很長時間。有一些人認為，這是紀登奎利用當時主管林彪專案的機會，打擊報復這個人。
我個人認為，雖然從河南角度看，紀登奎被認為有類似山東王效禹的問題，而王效禹是最早被毛澤東整肅的造反上台的省級領導人，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足以決定性地影響毛澤東對於紀登奎的信任。因為，「文革」歷時十年，河南階段不僅短暫，而且屬於局部，對於毛澤東來說，觀察判斷紀登奎，應該主要是依據他在中央工作的表現。這段工作不僅時間長，而且屬於政治全局。具體說，應該是在中央工作期間，毛澤東通過對紀登奎的考察，發現了一些不能令他滿意的地方，才決定放棄讓紀登奎作為接班人的考慮。
作為毛澤東指定接班人，華國鋒後來居上的轉折性事件是，1976年初，接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第一副總理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此時，國務院副總理有十一位之多，排名在鄧小平之後有張春橋、紀登奎、李先念等。鄧小平再次被貶後，紀登奎、李先念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請求毛澤東指定一位副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換句話說，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以後，眾多副總理不能群龍無首，需要毛澤東指定一位副總理來擔任其他副總理的領導。最終，毛澤東指定由華國鋒牽頭負責。可以說，華國鋒被毛澤東指定負責主持國務院工作以後，張春橋、紀登奎的接班預期就化為化為烏有。
那麼，紀登奎在中央工作期間，為什麼沒有獲得毛澤東作為接班人的最高信任？以本人從紀登奎晚年閒談中猜想，毛澤東對於紀登奎有所不滿，進而影響到不考慮關於他作為接班人，是基於他在中央領導層的表現。這種表現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基於紀登奎在高層權力鬥爭中的表現，即毛澤東對紀登奎不盡滿意的，是紀登奎在高層鬥爭中為毛澤東衝鋒陷進表現欠佳。雖然在很多老幹部看來，紀登奎當時辦案整人相當賣力，得罪了很多人，但在毛澤東看來，還沒有做到一往無前、義無反顧。另一個層面是，紀登奎在當時重大政策問題上的表現，具體說是，在農業政策的思想導向上，毛澤東對於紀登奎也是有所不滿的，即紀登奎的思想傾向與毛澤東不完全合拍。或者說，紀登奎當時在理解和推行左傾的農村政策方面，在毛澤東看來還不夠堅決徹底。簡而言之，不論是在政治思想傾向，還是在高層鬥爭中的表現，毛澤東對紀登奎都是不夠滿意的。
二、在高層政治漩渦中
在文革後期的高層鬥爭中，毛澤東對於紀登奎的表現似乎越來越不滿意。
中央高層作為政治集體，歷來不是鐵板一塊，或者說，這個集體也可以按照政策傾向不同、權力組合不同劃分為不同陣營。這些陣營的力量組合在不同條件下常常變動，具體說，某個人屬於那個陣營雖然大致確定，但也是經常有所變化的，即在特定情況下不斷出現陣營的重新組合。當然，這種重新組合一般都是臨時性的。政壇陣營之間的鬥爭其實歷來都存在，只是有時候清晰，有時候不那麼清晰，有時候相互之間的紛爭激烈些，有時候相互之間的紛爭和緩些。顯然，「文革」期間這些陣營之間的衝突更直接明顯。這種高層政壇的陣營現象，即便是一般人也是可以想像和理解的。紀登奎作為身處高層政壇的中央領導人，自然更有常人無法企及的體察和理解。在與我的閒聊中，紀登奎甚少直接解剖講解高層鬥爭的陣營現象，但是，他常常在漫不經心的談話中勾勒了陣營格局的大致圖譜，並在有意無意間總結自己的從政得失。
在紀登奎看來，從他進入中央領導層到毛澤東去世的七八年間，經歷了三個巨大的政治漩渦。這三個政治漩渦，一個是毛澤東與林彪之間，一個是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一個是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這三個政治漩渦既有不同時間上的輪換更替，又有同一時間段里的交織糾纏。每一個政治漩渦都會把高層領導人的表現立場做出切分，即出現「站隊」問題，或者是整體上即一系列事件上的站隊，或者是某件事情處理中的站隊。可以說，在這些政治漩渦中，深陷其中的任何人都無法迴避陣營依歸的問題。
在毛澤東與林彪所形成的政治漩渦中，具體說是在毛澤東與林彪的鬥爭中，從紀登奎的自我判斷來看，不論是「9.13」之前，還是「9.13」之後，毛澤東對他的表現應該是滿意的。他初到中央時，對毛澤東發自內心地擁護和忠誠，又被毛澤東委以重任，有一種強烈的報恩思想。在處理林彪系統問題中，他可以說是一心一意追隨毛澤東，一腔熱血為毛澤東衝鋒陷陣。一方面是他缺乏高層經驗，政治手法上有些生硬，另一方面是他因為有毛澤東的支持無所顧忌，所以衝鋒在前，得罪了不少人。不僅清查處理了為數眾多的下層官員，也直接開罪了一些高層領導人。
在毛澤東與周恩來所形成的政治漩渦中，紀登奎的表現就有所不同。紀登奎進入中央以後，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更加微妙，有合作一致，也有分歧衝突。處在這種複雜的漩渦中，又因為有了以往的經驗教訓，紀登奎處理事情就有了更多地權衡取捨，在一些情況下，紀登奎的態度向周恩來傾斜，很多情況下站在周恩來一邊。毛澤東對周恩來多有不滿，江青等人屢屢指責批評周恩來。1972年以後「批林批孔」運動中，周恩來不斷被批判打壓，紀登奎也曾經被江青等人指責。雖然，在江青等人指責他的時候，毛澤東出面為紀登奎說話，解了紀登奎的困境。但是，紀登奎覺得，江青等人對於他的指責，實際上也蘊含了毛澤東對他的不滿，甚至背後有毛澤東的直接指使，是毛澤東在通過江青敲打他。
在毛澤東與鄧小平所形成的政治漩渦中，紀登奎的處境似乎更加複雜難堪。鄧小平復出以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並開始全面整頓。這種整頓可以說是對文革的直接否定，引發毛澤東強烈不滿。這個時候，紀登奎在高層已經具有更多的權勢和經驗，也面臨更多選擇和困難。紀登奎處理鄧小平與毛澤東之間的關係，在工作中則表現為平衡鄧小平與四人幫之間的矛盾。初期，他基本上配合了鄧小平的整頓工作，同時，也招致江青等人的尖銳指責，指責紀登奎跟隨鄧小平這個「走資派」，是向走資派投降的「投降派」。是毛澤東出面制止了江青等人對紀登奎的指責。從這個事情中，紀登奎既感受到了毛澤東的保護，也聯想到江青的指責，有可能來自毛澤東。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以後，紀登奎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他否定和指責鄧小平的整頓，包括處理了一批追隨鄧小平的高級幹部，如鐵道部長萬里就是他直接處理的。這個過程中，鄧小平、萬里等人對於紀登奎也是很不滿意的。在1978年末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萬里等人曾尖銳地指責紀登奎。1983年9月，紀登奎在一份材料中寫到：「鐵路問題，是鄭州，萬里、建勛和我三人共同議定的處理意見，本來是正確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毛主席批評『鄭（州）、蘭（州）兩局處理錯了。破壞了生產關係，從而破壞了生產力。』我錯誤地照毛主席的指示，批評了萬里同志。此事，我已多次做了檢討，我已向中央檢討三次了。向萬里同志道歉。我應負主要責任。」簡單地說，紀登奎尷尬在於，他先是支持了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引起毛澤東不滿，後來毛澤東批鄧，他又轉而批鄧，嚴厲處理了鄧小平陣營幹部，結果兩邊都開罪了。
文革後期，紀登奎不再那麼義無反顧地為毛澤東衝鋒陷陣，也許兩種原因。一個原因是，紀登奎在政策思想傾向上是偏右的，內心傾向於鄧小平的某些思路；一個原因是，紀登奎看到毛澤東來日不多，鄧小平將要東山再起，也許要將自己與毛澤東做些切割。毛澤東對於紀登奎的這些游弋姿態，不會沒有察覺。這也許正是後來毛澤東不選擇紀登奎做接班人的重要原因。
三、在高層政策爭執中
從政策主張來看，紀登奎當時與毛澤東的一些想法似乎不完全合拍。
關於紀登奎的思想傾向，是一個人們很少關注和研究的問題。在這裡，思想傾向可以歸結為「左」或「右」的問題。縱觀紀登奎長期以來的工作和言論，從戰爭時期，到建國以後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還有學大寨運動，工作中積極追隨毛澤東。但是，從思想上來說，他的「左傾」不是思想深處的，更不是一貫的。如同有黨史研究者所說，紀登奎在各類政治運動中表現的特點是：「反左不肯落後，反右比反左更積極」。這一點如果同張春橋等人比較，紀登奎的這個特點就更加明顯。或者說，紀登奎的思想傾向上顯然屬於「左中偏右」。特別是，他對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理解和闡述，顯然不是毛澤東所能滿意的。文革前，他甚至說出「不要管什麼主義，吃飽飯才是馬列主義」；文革中他主管農業，對於毛澤東比較肯定的政策主張，如取消自留地、將生產隊作為核算單位提升到生產大隊等意見，他都明顯有自己的保留意見，在領導農業部門的工作時經常表現出遲疑態度。
閱讀紀登奎1970年代分管農業時期的講話記錄，一方面可以發現他的一些左傾言論。在北方農業工作期間之後，他反覆強調「學大寨學什麼，要學政治掛帥，學共產主義精神，學用毛澤東思想教育農民，這是第一條」；「抓農業要搞大批判，要批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批判要批兩頭，一頭批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也要批劉少奇、譚震林形左實右，瞎指揮和浮誇等」。但是，在具體政策問題上，他表現得比較穩健，明顯不同於陳永貴。陳永貴的政策主張，實際上是毛澤東所讚賞的。關鍵性問題是生產大隊核算問題，陳永貴主張快過渡，毛澤東批示贊成，認為核算層級「越高越接近共產主義」。但是，紀登奎有自己的另外一種看法，他在與農林部負責人談話中說：「大隊核算，要看條件，大家都願意快點進入共產主義，但是要看條件。」在人民公社辦社隊企業問題上，他的想法也比較慎重，提出：「大隊可以辦企業，但要看怎麼辦，是平調，還是自力」。明顯地，紀登奎不贊成人民公社內部的「一平二調」。「一平二調」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基本工作機制。紀登奎不贊成一平二調，實際上是對人民公社建設思路有不同想法。正是基於這些原因，文革中農業部的幹部一般都認為紀登奎的政策思想比較務實，不是很左。但這也許正是毛澤東所不滿意的。
1970年6月，紀登奎分管農林部不久，與農林部負責人談話：「大隊核算要慎重。昔陽縣大小隊、小大隊的核算，陳永貴的管理水平，就問題不大了。如果生產力不夠，就不是普遍搞的時候。有些大隊合併以後，大家收入都有增加，而不是抽肥補瘦、挖肉補臉。政治條件有了以外，還要有經濟基礎。」隨後，紀登奎在另一次會議上強調：「自留地等，一般不要動。不要把60條吹掉，允許一點自留地，可以解決戶養豬飼料問題。有些地方自留地採取統一耕作，按平均產量分配給社員，這辦法也可以，不可以一點也不給。如果完全取消自留地，對養豬、養雞很不利。我去過陝西，問農民吃不上豬肉的原因，其一就是取消了自留地。養豬要兩條腿，公養和私養。」顯然，紀登奎的這些主張，和毛澤東讚賞的政策主張不完全吻合。毛澤東當時支持的主張是，人民公社儘快從生產隊核算向生產大隊核算過渡，砍資本主義尾巴連自留地也取消。對於紀登奎的思想特點，毛澤東不會沒有察覺，也不會滿意。
我們不知道，毛澤東後來安排陳永貴擔任副總理，也參與分管農業，是否是基於對紀登奎的政策傾向不滿意。陳永貴一系列政策主張，頻頻得到毛澤東讚賞。目前看到的一些資料表明，在當時高層一些場合中，紀登奎對陳永貴的政策主張多有微詞，甚至否定，有時幾乎是不加掩飾的。在晚年，紀登奎在閒聊中，談到陳永貴當時的一些主張和觀點，更直接表示出不以為然甚至輕蔑。
原農林部有關會議記錄還記載，1978年10月14日，農林部傳達10月13日紀登奎聽取農林部工作匯報時的談話。紀登奎說：「在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上看到，安徽出現了產量責任制。文章的傾向是優越性很大，農林部可以去調查」。在新華社記者關於鳳陽馬湖公社的建立生產責任制的材料上，紀登奎批示：「這就是包產到組，有些可以參考」。紀登奎還提到，廣東出現了包產到人的，主要是甘蔗，據說產量提高兩三倍。紀登奎說，江蘇北部和安徽北部，連續兩年大旱，但有的地方減產，有的地方增產，這說明一種措施不行，並要求農林部派員前往安徽調查。包產到組是包產到戶的起步，正是從包產到組開始，農民才進而搞起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此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農村經濟政策並未放寬，但是，紀登奎看到安徽出現了包產到組，廣東甘蔗出現包產到人，並沒有大驚失色，如臨大敵，而是相當淡然。雖然沒有表露出肯定，但也沒有直接反對，而是要求農林部派員調查，並流露出，包產到組也是增產措施之一。紀登奎的這種表現，與三中全會後任副總理的王任重得知包產到組後的強烈反對態度形成鮮明對照。有農口老幹部說，紀登奎對農村情況相當了解，擔任地委書記時也搞過包產到戶，所以，當時對於包產到組的出現並不吃驚，甚至有一種理解。
于光遠曾經在一篇文章說：「紀登奎對於毛澤東的那套東西比較熟悉」；還有一位老幹部曾對我說：「紀登奎的最大特點就是善解人意，這個」人意「就是毛澤東之意。」但是，說「熟悉」也好，說「善解」也好，只能說領會得比較清楚，但是這種「領會」並不意味著完全認同。比較而言，張春橋和華國鋒，對於毛澤東的政策思想則表現出了更高忠誠。張春橋似乎從思想深處認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華國鋒後來執行毛澤東的既定政策相當堅定執著。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張春橋頑固地遵奉毛澤東晚年政策思想，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說明毛澤東並沒有看錯人。
從我與紀登奎的直接接觸來看，紀登奎雖然是個好讀書的人，但是，對於馬列主義理論等意識形態問題，並不執著和偏愛，相反，他談思想理論問題，倒是更多採取實用主義態度。他的這種思想傾向，也許是毛澤東所不能放心的。
紀登奎最終沒有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是一個歷史之謎。任何猜想和分析，都難免淪為無稽之談。但是，這仍然不妨礙我們在觀察這段政治情景時，展開一定的想像。高層政治鬥爭雖然深不可測，但並非毫無規律可循。具體說，高層政壇上選擇盟友或者接班人的考量因素，雖然複雜迷離，但是大致而言，總是要圍繞個人能力、忠誠程度、思想傾向等因素來衡量取捨。就毛澤東對紀登奎的使用來說，當他發現紀登奎的政治忠誠有時候有所動搖、政策主張有時候有所差異，放棄紀登奎作為接班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