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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製造大清洗 殺光蒙古精英和僧侶 令蒙給疆獨送武器

「到11月,共處決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級喇嘛,3174名是中級喇嘛,13120名是低級喇嘛,摧毀797座寺廟;在1937年和1939年之間,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處決,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蒙古作為游牧社會,寺廟是少有的固定建築,797座寺廟包含超過6000多棟古建築,數百年所積累下的書籍、卷冊、藝術品毀滅殆盡,寺廟的金銀器皿被蘇聯搜刮而去。1941年又迫使蒙古放棄以維吾爾字母書寫的老懞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書寫的新蒙文,對成吉思汗和蒙古歷史的歌頌與崇拜亦在被禁之列。

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黨建黨建政十五周年,總理阿瑪爾釋放了幾個政治犯,斯大林送給十五周年慶典的禮物是四支步槍和三萬發子彈,暗示必須處決30,000人。1937年9月10日晚,大鎮壓的第一場戰役打響。本文摘自2012年第7期《炎黃春秋》,作者段宏宇,原題為《蒙古國的集體化和大清洗》。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響大清洗第一役,當晚蒙古人民革命黨高層65名幹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員會成員、大呼拉爾(相當於議會)成員、部長會議成員、軍隊高層全部將領……

內務部在蘇聯專家教導下,對這65人實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頭髮”等酷刑,扒光衣服,嚴禁睡覺,不準吃飯,直到在偽造的“招供狀”上簽字為止。根據蘇聯歷次清洗經驗,這些人最後都毫無例外地“承認”了自己參與反革命集團,並供出更多“同夥”名單。

蒙古大清洗第一場勝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間諜集團”,又根據他們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軍隊的規模本來就小,軍隊旅以上有187名將領被捕;51個中央委員會成員有36個被槍決。有1000多名軍人為了避免被殺,主動“承認”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幾個人得到赦免,以後絕大部分仍被槍斃。

門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識分子,他為了保命,把所有認識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謀”,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較好的關照,但1941年大清洗過後他仍被送到莫斯科處死。

工業聯合會的主席普熱夫,一個擁有一顆“紅心”的幹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對著行刑隊大喊:“我承認我犯了罪,但是我願意招供罪狀更大的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熱夫又供出了無數的“同謀”,類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數不勝數。在酷刑和死亡威脅下,極少有人不“認罪”不“咬人”。

蒙古軍中威望僅次於蘇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蘇聯途中離奇死亡,不僅他的父親和兄弟遭處決,連懷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殺死。

針對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時展開,規模更為龐大和血腥,手段更為粗暴野蠻。內務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團”的邏輯是,如果你是學生,那麼你的老師肯定就是同謀,若你是老師,你的學生亦同謀,宗教界師生關係盤根錯節,所有僧侶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來指導蒙古大清洗的蘇聯總顧問格魯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報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個變成廢墟,仍在運轉的僅有26座,8.5萬名喇嘛僅留下17338人,這些人還未逮捕,對中高層喇嘛我們將在下一階段戰役中全部解決。”

蒙古大清洗期間兩個特殊機構凌駕於一切黨紀國法和黨政軍機構之上,一個是非常委員會,作為最高軍事法院;一個是特別委員會,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兩個委員會卷宗顯示,共判處29198人為反革命罪,其中僅非常委員會查辦的25785個政治案件,已作出判決的卷宗顯示,20099人被處決,5739人投入監獄。

宗教界的清洗,按標準定額,每個肅反人員一天辦10個案子,超額完成者有獎。一個叫班扎拉格奇的肅反人員在摧毀一個寺廟的過程中,平均每天辦案60個,成為“先進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爾馬格奈的肅反人員因一周辦幾百個案子,獲得北極星勳章(蒙古給軍功卓著者的獎勵)。

內務部成員盧瓦桑薩姆丹1962年回憶,由於逮捕的僧侶太多,導致監獄擁擠不堪,每周會有一兩次集體處決,每次用卡車一車車拉出去。

十月革命後,有很多哈薩克人、布里亞特蒙古人、塔塔爾人從蘇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對這些人懷恨在心,認為他們“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種“反革命罪”,他下令喬巴山對他們實行清洗。蒙古2.1萬哈薩克人被消滅了2000人;140個塔塔爾人只剩下4個;來自中國內蒙的漢蒙兩族人士幾乎未留下一個活口,其中還有內蒙人民革命黨的成員。

處決“反革命”幹部群眾時,內務部強制黨政軍成員去觀看,喬巴山表情木然,老實忠厚的總理阿瑪爾臉上常掛著眼淚,這一切被“蘇聯專家”看到眼裡。伏羅希洛夫向大清洗中喬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員會書記--魯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瑪爾。

阿瑪爾已是蒙古高層剩下的最後一兩個有聲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後讓他當總理裝點門面,蘇聯專家們可以藏在“阿瑪爾政府”幌子後面作惡。因此搞掉阿瑪爾之前,莫斯科授意先發起宣傳攻勢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瑪爾以“反革命集團庇護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蘇聯“審判”,關押期間,蘇聯內務人民委員給他用盡了各種“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選在了人民革命黨建黨日,宣布阿瑪爾死刑。與阿瑪爾一同被逮捕,送到蘇聯處決的還有蒙古當時的國家元首,創黨元老,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瑪爾生命最後一段時光里,在獄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魯布桑札布,但這次,魯布桑札布不是來審問他的,而是與他成了獄友。

蒙古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處決,現在難以得到精準數字。這種罪惡的事斯大林也認為見不得人,不會留下詳細的“歷史罪證”,當時亦不允許報道和研究,歷史學者目前常引用的數字是3.6萬至5萬左右,但研究者認為3.6萬這一數字遠遠被低估。

1939年末,喬巴山在筆記本里記下了這樣一段工作總結:“到11月,共處決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級喇嘛,3174名是中級喇嘛,13120名是低級喇嘛,摧毀797座寺廟;在1937年和1939年之間,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處決,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註:喬巴山的數字比蘇聯顧問的要高)

蒙古作為游牧社會,寺廟是少有的固定建築,797座寺廟包含超過6000多棟古建築,每座寺廟還是周邊地區的經濟、文化、教育中心,數百年所積累下的書籍、卷冊、藝術品毀滅殆盡,寺廟的金銀器皿被蘇聯搜刮而去,僅有首都烏蘭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關閉。

在“美麗的蒙古大地”,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被一掃而光,黨政軍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殺戮殆盡,傳統文化遭到毀滅性打擊,經濟亦完全被蘇聯所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棄以維吾爾字母書寫的老懞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書寫的新蒙文,對成吉思汗和蒙古歷史的歌頌與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代末,蒙古與蘇聯之間的貿易狀況徹底顛倒過來,向蘇聯出口貨物僅650萬盧布,從蘇聯進口的產品達7500萬盧布。

二戰時蒙古對“兄弟般情誼”的蘇聯發起了“只求貢獻不求回報”支援運動,向蘇聯捐助的金錢和物資遠遠超過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開始,向蘇聯捐助羊皮衣服3萬件,食品600噸,現金10萬美元,黃金300公斤,坦克54輛(其中有32輛T-34坦克),同時低價出售給蘇聯48.5萬隻馬匹,另無償贈送3.2萬匹。

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蘇聯的麵粉、玉米、鹽等產品,但蘇聯始終為食物匱乏所困擾,為了不給“友邦”添麻煩,蒙古又發起“自給自足”運動。經過多輪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體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運動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歸“國有”。多年後“糾左”,有了點通融,僅允許戈壁地區和杭愛以北地區,每個公社成員可保有50頭羊。

蒙古不僅直接派兵參加蘇軍作戰,還強令國民前往蘇聯服勞役,二戰時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著8至10萬軍力,盡職盡責扮演好了“緩衝國”角色。斯大林兩次干涉中國新疆事務時,蒙古又成為他從事國際地緣政治訛詐的馬前卒。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發起“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即斥責了顧忌中國抗議、畏首畏尾的喬巴山,勒令他立即向“東突”送去武器。喬巴山隨後命令蘇赫巴托的兒子噶爾桑率軍把200支步槍、230挺機槍和6挺重機槍、2000枚手榴彈、40萬發子彈送到新疆交付給叛軍頭領烏斯滿手,由於這批武器和蘇聯空軍的支持,中國軍隊平叛失利(註:烏斯滿後來又歸順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和蒙古作戰)。

連蒙古領袖“小斯大林”--喬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澤登巴爾”,老早就指示喬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蘇聯妻子的澤登巴爾雖受斯大林青睞,喬巴山未曾想到,赫魯曉夫發起“反斯大林運動”,澤登巴爾立馬響應莫斯科指揮棒,在蒙古發起“反喬巴山運動”。

蘇式政治經濟體制在蒙古全面確立,把母體的一切弊病全部遺傳過來,蒙古長期經濟體制僵化,生產效率低下,物資匱乏,到20世紀80年代,商店裡除了白酒和蠟燭,空空如也。男人們也像蘇聯一樣,沾染上懶惰、酗酒的惡習。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黨中央第二書記包爾德巴特爾說,儘管人民長期被物資匱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個高幹家庭像蘇聯特權階層一樣,可以享受特供,過著優裕的生活。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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