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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亞偉:高貴的呼召

每逢身處黑暗迷失的境地,就會聽見內心深處有一種細微而堅定的聲音,那是良知在提醒我:在彷徨迷茫的時刻,請跟我來!

跟施害者談談心

1988年初,我以作家的身份,被安排到曲阜市北部吳村鎮掛職體驗生活,擔任鎮黨委副書記。在那裡,我親身經歷過一次當地政府強制推行計劃生育國策的事件。

那是剛到職不久,我參加了一次鎮黨委會議。那次鎮黨委會議的議題是,如何控制計劃外生育。

當時各基層黨委壓力都很大,一票否決制,不光會影響到年終總結的成績,還會影響到在座各位的升遷。上級並沒告訴你怎麼干,但指標是板上釘釘,是紅線。於是孫立平教授概括的那種“授權作惡”的現象,就在中國廣大農村普遍發生了。

那次鎮黨委會議作了一個決議:對一個計劃生育超標嚴重的重點村,實施強制手段。

什麼強制手段呢?

當時的情況是,農民與基層政府打起了游擊戰。記得有一年春晚,有個相聲《超生游擊隊》,說的就是這個情況。這讓地方當政官員很頭疼,罰款,不給上戶口,強制流產,黨員幹部帶頭結紮,種種措施都阻止不了農民生孩子的固執。

於是,一種更為極端的做法和口號就被創造性地推出了:

“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能引地引出來,能流地流出來,堅決不能生下來。”

“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

“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

······

那次會後,鎮上全體工作人員兵分兩路去突擊兩個村子。

我跟著其中一路,親眼目睹了公權力如何用履帶拖拉機拱倒拉倒村民房屋的現場。

農民含辛茹苦勞作一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給兒女蓋上一處房子。而就這樣一點卑微可憐的心愿,就那麼輕而易舉地給公權力毀壞了。

現在回想起來,無法原諒自己的是,無論是在黨委會上,還是在後來的拆房扒屋現場,我都沒有去主動阻止這種暴力侵害國民權利的錯誤,甚至連阻止的念頭都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後來思來想去,大概是在組織紀律面前,我失去了懷疑的能力。在所謂國策面前,我失去了一個正常人應有的良知,失去了一個作家應有的獨立思考的能力。

除了經歷太多,見的太多,陷入傷害,恐懼的包圍之中,心早已千瘡百孔,再也遮不住風,感覺負荷太重,以致疲憊不堪,麻木不仁,聽而不聞,視而不見:還有那些洗腦灌輸,緊跟照辦,舍小家為大家,特別是國家與組織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服從組織的政治倫理,使我失去了正常的感知能力。

當時吳村鎮黨委的那個劉書記,與那個在文學創作的路上剛剛邁開步子的那個筆名叫亞子的人,與今天在這裡開講座的我,是同一個劉亞偉。

現在回想,很後怕。一輩子被洗腦的後果,真是很可怕。

當時的那個我,缺乏最基本的人文精神,和對善惡的分辨能力,面對民眾的基本權利被公權力強制剝奪,給民眾帶來的傷害和痛苦,失去了感知能力。

崔衛平說:所謂感知能力,表現在對於眼前的事情能夠做出恰當的認知和情感反應。將痛苦視為痛苦,將羞辱視為羞辱,將殘暴視為殘暴。當一記拳頭落下來,能夠掉過頭去想進行回擊,至少看看拳頭來自何方,看看揮拳的人長著什麼樣的面孔。

“人性的扭曲指的就是這個。過於殘暴的環境,造成了人性的反常或反常的人性。在一個徹底被顛倒了的世界裡,人們也不得不歪曲自己的正常感受,只為了適應它。”

然而,壓抑淪陷之深,以至於文革結束二十年後的1988年,正常人的感知能力並沒有自動地在我身上復甦,我的靈魂仍在黑暗中沉睡。

其實,對拆房扒屋我應該有很深刻真切痛苦體驗,我家在文革中的1969年也曾經歷過被人強拆房屋,趕下鄉去的迫害。

但由於自己在從小生活在一個不正常社會,從未見過正常是什麼,就像被魔鬼施了魔法,不正常在我眼裡成了很正常的事情。一切都顛倒了。而失去的人性感知能力是不會自動復甦的,除非經過反思,自己動手去解除那些看不見的符咒。

崔衛平老師說過:不難想見,在一個圍繞著滅絕和羞辱而形成的系統中,不存在法律的正義,也不存在道德的規則,任何符合正義和道德的事情都是不被允許的。

她是在分析義大利作家萊維寫的《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一書時,說上述話的。

萊維引用了《恐懼的囚徒》一書作者(一位集中營女醫生)的表述:“我怎麼能在奧斯維辛活下來?我的原則是:第一考慮我,第二考慮我,第三考慮我,然後什麼也不想,然後再考慮我,最後才是其他人。”

萊維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在以萊維為原型的電影中有這樣的台詞:“在奧斯維辛,他們做的最殘忍的事情,就是碾碎我們的靈魂,扼殺我們的同情心,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仇恨。”

崔衛平說:“冷漠是人性喪失的信號。對身邊他人的痛苦置之不顧,失去起碼的感受能力和同情心,是對於自身人類身份的否定,也是在否認他人的人類身份,否認人所擁有的基本道德感知。”

這些年,我一直努力使自己回復到一個正常人。現在,每當民眾權益受到公權力肆無忌憚的侵害時,我已經能夠聽見那些視頻里傳來的撕心裂肺、呼天喊地的呼叫,心中的不忍和無奈無力感,常常讓我徹夜不眠。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區政府2016年4月30日,對秀英區長流鎮瓊華村拆違時執法人員電擊和毆打,老弱婦孺跟小孩的真實暴力執法事件,電棒,鐵棍木棒,拳打腳踢小孩,婦女!那些婦孺龜縮在街邊牆角,根本無力反抗,依然被毒打,慘叫聲不絕於耳。

去年4月30日晚,當我看著那個視頻,在為那些受害者感受痛苦的同時,也為那些具體在現場的施害者感到難過,我憐憫他們。他們已完全淪為了純粹的工具,喪失了應有的人性。

挨到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去找思想沙龍的群主康哲,要求當天晚上給我一個時間,開講了《13億租客》那次講座。

但是,個人的道德力量是微弱的,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被原子化的個人基本無法與周圍的由體制塑造的社會情境相對抗。

這正如崔衛平先生說的:要適應這個系統,就要適應它的反道德的力量。在不能為自己生命做主的地方,也不能為自己的道德做主。貶低一個人,包括貶低他的良知;踐踏一個人,包括踐踏他的道德感受,摧毀他的道德尺度。

所以,當下第一位的,還是推動中國社會實現現代性轉型,恢復和重建一個良序社會,使每一個人在其中免除恐懼,人身和權利受到法治的保障。

現在,每逢身處仿徨迷失的處境,我就會聽見內心深處的有一種細微而堅定的聲音,那是良知在提醒我:在彷徨迷茫的時刻,請跟我來!

劉亞偉,筆名亞子,1953年生於山東曲阜,北師大研究生學歷。自由作家,獨立學者。著有《我是一個兵》《五十年謀殺》《拾麥女》《旱》《吉他手》《報社》《今夜與誰同眠》等長中短篇小說,歷史紀實《孔府大劫難》等,另有散文、隨筆、文學評論等散見於各報刊雜誌。近期有微講座《自我啟蒙與救贖》系列。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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