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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藏/漢學家埃利亞特•史伯嶺談中國人對西藏、藏傳佛教及西藏問題的認識

著名藏學家埃利亞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又寫艾略特·史伯嶺)教授的猝然去世是難以言表的巨大損失。2月1日我在推特、臉書上寫道:“悲慟令我空白。也擊中了很多人。他不只是學識卓越並具有啟發意義的學者,更是一位捍衛人類根本價值的人。他一直以來的行為,正如加繆所說,‘不會止於個人的義憤,又具有對他者的關懷。’然而我痛哭了一天、追悔了一天最想說的是,竟失去了這一世的摯友、恩師:Elliot Sperling!”“我有時候稱他‘格啦’(先生),他更樂意直呼他埃利亞特,說我們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他還說:‘常常懷著一種希望:有一天能夠帶你們來看我的故鄉紐約。’臉書上許多人懷念他,我們的Elliot Sperling。無盡的懷念猶如淚水。有句話我分享了:就像整個圖書館都被燒掉了……”

有幸與他結識近七年。我的博客轉載過十餘篇他的文章譯文。其中這篇:《直言公民社會不健全及欠缺之弊》(原文標題Incivilities,又譯“進逆耳忠言,盼公民社會”,寫於2013年5月,譯者更桑東智),我重又閱讀,深感有必要向中文讀者介紹。埃利亞特·史伯嶺教授同時還是一位漢學家,曾多次訪問中國做學術研究、田野調查。所以,就他的這篇力作,我主要想轉載的是他所評述的有關中國人對西藏和西藏問題的認識。正如一位讀者的留言:“……漢人對西藏的認識,這篇文章寫得很透徹。沒有運行良好的公民社會,中國人只是對自己的權利受到損害時才會覺醒,但是遇到西藏問題時,又很難逃出長年洗腦的誤區。”事實上由以下轉載的文字,亦可證明我在2014年寫的一篇散文中對他的認識:“正如我的藏學家友人Elliot Sperling,儘管他的研究在於圖伯特歷史和中藏關係,但他同時對圖伯特的政治問題、人權問題等現實問題非常關注。他曾這樣解釋他對西藏問題(他會修正說是‘圖伯特問題’)的關心,乃基於對公民社會的根本價值予以認可幷捍衛的立場,而這與民族與國別無關,卻因此支持圖伯特救亡圖存的鬥爭事業。”

作為精通藏語與漢語的藏/漢學家,埃利亞特·史伯嶺教授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在某些地方,中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圖伯特佛教產生興趣被解讀為圖伯特事業在中國國內獲得了更多支持,而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很多對圖伯特佛教感興趣的中國人既不關心也不了解圖伯特問題及其含義(這一點倒是和他們的某些西方同伴彼此彼此)。事實上,對於人們經常問到的一個問題——中國人如何看待圖伯特?答案非常簡單:圖伯特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中根本沒有一席之地。即便有人想到圖伯特,也或許只是那個地方的人民曾經生活在可怕的封建壓迫之下,後來得到人民軍隊的解放,或者只是一片與政治無關的神奇土地。事實就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會花時間去考慮或者關注圖伯特。實際上,當圖伯特走進公眾視野,比如2008年的抗議期間,這種缺乏嚴肅的思考帶來的結果就是困惑,或者更普遍的是怨恨。他們怨恨這些被中國人從奴隸般的苦役中解放出來的博巴(藏人)們明目張胆地忘恩負義。這並非忽視那些敢於抗拒中共官方媒體和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宣傳,而堅持自己對圖伯特問題的思考的中國人。但是他們的人數太少,如果認為他們可以將公眾情緒(更不用說官方政策了)向某個方向推動,至少在目前,是對中國公民社會性質的誤讀,而流亡社會的很多人確實經常犯這樣的錯誤。

“正因為如此,將博巴們的希望寄託於中國出現的抗議活動——認為這些抗議活動將會給圖伯特帶來更大的自由——必然是大錯特錯了。中國境內的抗議事件儘管比比皆是,也確實觸目驚心。但是,有些博巴認為這些抗議事件或許預示著一個以更廣泛的正義和人權為基礎的中國社會的成長將會有助於博巴們表達他們的願望,這本身也是對中國出現的抗議事件語境的誤判。

“……3月11日,RFA發表一篇題為《RFA民意測驗:很多中國人同情圖伯特事業》(Many Chinese Sympathetic to Tibet: RFA)的新聞報導。這篇文章的開頭這樣寫道:‘大陸中國人普遍對圖伯特事業持同情態度……’。這樣的標題和文章開頭想要表達的意思肯定是受到了(西藏)流亡政府高層觀點的影響,即‘中間道路’是一項行之有效的政策,並且因為其‘折中調和’已經贏得了中國民眾的廣泛支持。然而把這篇文章再仔細讀下去,你會發現文章的基礎是對30名中國受訪者的電話調查!!!13億人口中的30人(順便說一下,這些人當中還不是所有人都完全同情博巴表達的各種不滿)!人們很正常地想知道:這是出於什麼樣的安排,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出自誰的安排,將這樣一個標題和文章放置在RFA的網站上?而報導的基礎僅僅是一個在統計學上極不充分的對RFA聽眾的電話提問?只有無視最起碼的新聞研究和報導標準才會出現這樣的新聞報導。然後呢?RFA是不是會氣喘吁吁地告訴中國聽眾——‘絕大多數美國人在當地的麥當勞餐廳看到貓王(Elvis Presley)依然健在’?

“如果想從中國大量湧現的抗議事件中讀懂中國人對圖伯特潛在的想法,應該理解到中國發生的抗議活動最普遍的根源在於一些具體的當地問題,它們在根本上不同於那些涉及民族問題和民族不滿的抗議行為。按照很多人的看法,後者內在地充滿著——‘沾染’著——一種潛質,這種潛質會對‘中華民族’現代架構中的一些關鍵要素造成破壞。就中共當局和很多中國人的關注範圍而言,相比由於有限的地方性不滿導致的抗議,抗議活動中引入民族問題會自然而然地將自己置身於更具危險性的抗議類型。由此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中國公民社會的‘跛腳’特性。除去少數勇敢人士能超越他們自己團體的利益,為更廣泛的人權問題發出聲音(當然,不能忘記,這樣的人士在中國確實存在),這種對與特定的抗議者自身利益不相關的議題表示支持的公民社會在中國依然相當薄弱。反觀美國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為美國人口中的大多數(非黑人人口)都再也無法迴避發自內心的恥辱感,這種恥辱感來自施加在一部份社會成員身上的偏執、歧視和其他更為糟糕的事情。儘管大多數人並沒有遭受到施加在黑人身上的同樣的暴行,但這已經無關緊要。關鍵在於當時的社會狀況讓人生厭,觸犯了大多數人的正義感,並最終使得大多數人都支持結束這種狀況的各種措施和行為。因此,從公民社會的角度看,主要是公民而非政府的認知程度,最終決定了社會正義實現的議程。

“而這正是博巴們對中國的期望出現嚴重偏差的原因。與RFA給出的例證相反,(在中國)幾乎不存在任何一種對他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示發自內心的反對的充分的社會基礎,從而可以為圖伯特的遭遇仗義執言和採取廣泛的社會行動。儘管在一些社交網站上能看到一些對博巴的不滿表示的同情,但是這種同情在那些更廣泛的認同官方立場或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公眾情緒面前顯得微不足道。考慮到過去幾十年里在一系列問題上(歷史、宗教、社會等等)主導中國人思想的決定性的意識形態觀點,對於國際社會在圖伯特遭受不公的問題上所表現的敏感,(中國人)會採取一種嘲笑的態度毫不令人感覺意外。絕大多數中國人很難從一個合乎公民社會運作方式的角度來理解形成一場國際性支持圖伯特運動所必須的各種因素。相反,某些客觀上起著‘反華’作用的力量卻可以在公民社會人道主義的外表之下大行其道,其中真正決定性的力量最主要是來源於,從個人主義情感與指向中分離出來的集體性社會和歷史動能。人們一旦理解了所討論的這個社會或民族的決定性動力所在,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西方國家或任何其他國家在圖伯特問題上的鼓動和爭論幾乎都會被貼上‘反華’的標籤。……顯示了,由於自由的和公民社會的思維方式廣泛缺失,在解釋外國人對於中國處理圖伯特問題的手段所持有的態度時,(中國人)慣常持有的決定性和本質性的信條。”

需要說明的是,事實上,埃利亞特·史伯嶺教授有關公民社會的這篇文章所關涉、批評的不止中國社會單方面。正如他所言:“無論是中國還是圖伯特流亡社會,自由而公開地表達觀點、主張和立場的需求都是建立一個運轉良好的公民社會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儘管這種狀態的缺失對中國和流亡社會所造成的破壞在程度和類型上的確不可同日而語。”因此,願意閱讀全文的,中譯鏈接是: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6/blog-post_13.html,原文見:http://www.rangzen.net/2013/05/08/incivilities/。

2017年2月6日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RFA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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