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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不為抗日 吳佩孚怒斥張學良

——為什麼張學良自稱是罪人中的罪魁?

早在張學良動手殺害楊宇霆、常蔭槐將軍之前,東北名宿孫烈臣就曾預言:「將來殺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帥做得出來。」紈絝子弟無情誼,面對蔣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結拜的情誼,張學良卻動了殺心。軍變中,張學良在臨潼竟然殺害了包括蔣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蔣孝先少將在內的全部67名警衛;楊虎城在西安殺害了孫中山生前助手、蔣介石的結義兄弟、國民政府中央委員邵元沖和中央憲兵團團長楊震亞等軍政要員,並殺害中央軍警數百人,搶劫銀行與百姓。

人們常說,“虎父無犬子”,但事實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紙上談兵葬送趙國精銳40餘萬的趙括;例如樂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劉禪;再如,一槍不發丟棄乃父張作霖苦心經營幾十年、擁有百萬雄兵、千萬百姓、無數兵工廠軍火庫乃至飛機野炮裝甲車之東三省的張學良。顏昌海發表博文《為什麼張學良自稱是罪人中的罪魁?》披露,吳佩孚在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專程趕到北平,責問張學良為何不抵抗,為何不出兵關外收復失地?吳佩孚怒斥:“國恨你不報,私仇你不報,真沒出息!忘記了自己的國讎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張學良戎裝照(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於虎父忙於徵戰,疏於教導犬子,犬子養尊處優,不知人間疾苦,驕嬌為氣酒色為友,空有虎父營就的舞台,並無騰挪舒展的功夫,自然變成敗家子。“少帥”流連於北平的酒場舞會中,正所謂“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於溫柔鄉中樂不思東北,兼之“少帥”是個吸毒鬼,每日“鴉片槍在手、快活似神仙”,欲這樣的人抗日愛國,不亦難乎!

張作霖在民族氣節上是鐵了心的,對蘇俄毛子毫不退讓,對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軟硬不吃。日本軍部曾經研判:若與張作霖的剽悍善戰之東北軍開戰,以張作霖的智謀軍術,日軍沒有必勝速勝之把握,而一旦戰事膠著,東北軍得到全國支持,則日軍就可能“偷雞不成蝕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決張作霖。

昏君上台,總要先殺幾個先王忠臣以“樹威”,但那還是江山穩固之際。張學良一接班,即面對日本關東軍(駐朝鮮)的隨時入侵,面對蘇俄長期虎視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殺楊宇霆、常蔭槐、鄭謙等老臣,以鞏固權力,這不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軍政支撐,更令東北軍將士寒心。

楊宇霆出身日本士官軍校,雄才偉略,愛國之心強烈,不僅是張作霖最信任的託孤之臣,長期擔任東北軍軍師(總參議),在東北軍政各界威望最高,為張作霖打江山乃至入關執政立下汗馬功勞,更是張作霖被炸死後迅速穩定局勢,扶持張學良繼位、並促成南北統一東北易幟的最關鍵人物,而楊事後為免張學良忌恨,已經辭去一切職務,清廉自守。而常蔭槐,被東北人看做是“最能幹的人才”,作為黑龍江省長、交通總長,常蔭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寧鐵路,維護了東北的路權,瓦解了蘇俄中東日本滿鐵的壟斷,更設立10萬山林警察,配置進口武器,遏制了蘇俄日本的侵略滲透。

在被殺害當天,楊宇霆常蔭槐是找張學良彙報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以收迴路權、維護民族利益。兩人均是東北乃至整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大功臣,最為日本和蘇俄忌恨,張學良卻無恥地將他們殺害!在被命令捏造楊常罪狀時,帥府秘書長鄭謙憤怒質問張學良:“咋幹這種事呢?!”張學良無言以對,三天後又把鄭謙秘密殺害。“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張學良如此自毀長城,東北不待日本蘇俄侵略,已不可守。張作霖雖然出身土匪,但歸順朝廷後尚無濫殺惡行,對兄弟同甘共苦,張學良如此大逆不道,張作霖在天有靈,必當痛心。

張學良上台時,關內的國民革命軍已掃平中原,定都南京,張學良既無對抗中央之能力,又無對抗蘇日之意志,為保存實力,曾按照楊宇霆等老臣的意見,由楊宇霆與國民政府達成協議,宣布“東北易幟”、“服從中央”,使北伐軍師出無名,也順應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張學良藉此將自己的外患壓力踢給中央(後來蔣介石就成了張學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蘇日要侵佔東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慮國際外交軍事全局,有所顧忌。

但事實上,民國時期的軍閥派系,沒有哪個能真正服從中央調度指揮的,北洋政府時期如此,國民政府時期也不例外。盤踞廣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蔣介石的“中央”內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況擁兵自重的新“東北王”張學良與剛剛組建內憂外患的南京國民政府。新軍閥對中央的態度,一是拚命“索取”,從官職到地盤到金錢到軍火;二是拚命“自保”,拒絕縮編拒絕改組拒絕作戰拒絕支援;三是拚命“欺騙”,以少報多冒領軍餉,以多報少力圖擴張,口號動聽拒絕實行,爭功踴躍遇過推諉。張學良便是這樣一個新軍閥。

張學良一“易幟”,蔣介石便授以全國級軍事重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全國海陸空副總司令,地位僅次於蔣,蔣介石還與之結拜兄弟,待之非薄。“九·一八”事變一爆發,時在北平溫柔鄉里度春宵、銷金窩裡吞大煙的張學良便急令東北軍撤退入關,讓日本人大喜過望,不費吹灰之力得此物資雄厚之沃土,以東北軍遺留之大批軍事物資(進口步槍12萬支、機槍4000挺、大炮3000門、坦克26輛、飛機260架、兵工廠一座、彈藥被服糧草均堆積如山),屠殺我百姓,並激起其更大野心,以東北為跳板和滅華基地,將中華民族迅猛推至國亡族滅之邊緣。

此後,日軍萬餘人進攻易守難攻的熱河省,張學良帶兵30萬,居然不讓中央軍隊和宋哲元等部隊前來熱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讓日本人幾乎兵不血刃佔領熱河,其中,日軍僅派128人,就奪取東北軍上萬人把守的熱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九·一八不抵抗的恥辱。故賊勢益張,賊膽益壯,日本軍少壯派認為中國軍隊完全不堪一擊,狂言:“三個月可滅中國”!如果不是在隨後入侵上海的戰爭中,國軍拚死抵抗,讓日本軍方四易其帥,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大戲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張學良卻乘機對百廢待興的國民政府用了第一種態度——“索取”,索要天文數字的巨額軍火糧食,完全暴露了醜惡的軍閥嘴臉。此後,張用了第二種態度——“自保”。新改組上台的行政院長汪精衛飛赴北平,親自施壓,督促他出兵關外抵抗日軍收復失地,張學良說:“我去抵抗,受了損失誰來補償?!”氣得汪精衛兩眼含淚,表示:“連你我都指揮不了,一槍不發喪失東三省,我怎樣向全國民眾交代?!”張學良無恥地說:“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衛要求張學良辭職謝罪,張學良拒絕;汪精衛傷心至極,飛回南京後,立即宣布引咎辭去行政院長之職,出國下野,以換取對張學良的懲處,共同謝罪國人。但蔣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張學良走投無路投靠日本人,於是在免去張學良軍職之後,又給了張學良一個華北軍政委員會副委員長的位置。在全國國民一致怒罵張學良“不抵抗將軍”、“漢奸將軍”、“鴉片將軍”的怒潮中,他開始用第三種態度了——“欺騙”,張學良裝出委屈狀,透出風聲說:是“中央”電令他“絕對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證實:“中央”的電令是屢次下發,催促他“抵抗”,張學良拒絕執行。

1932年,民國最好的軍閥、以“四不”(不發財不納妾不做督軍不住租界)出名的吳佩孚,也專程趕到北平,責問張學良為何九·一八不抵抗,為何不出兵關外收復失地?吳佩孚怒斥:“國恨你不報,私仇你不報,真沒出息!忘記了自己的國讎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一個鮮明的對比,便是九·一八事變後,張大軍閥手下的黑龍江省黑河警備司令馬占山,曾多次向張學良請戰:“讓弟兄們教訓一下這些橫行東北的小鬼子!”張不允,馬占山仍然喊出:“日軍欲占黑龍江,就讓它以血來換!”馬占山領導幾百官兵組織了江橋血戰,堅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頭痛擊,後一直在東北游擊抗戰達14年之久,堅忍到了抗戰勝利,至今日本關東軍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

無獨有偶,還有堅守山海關對日反擊的東北軍何柱國獨立旅;還有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十九路軍反擊七萬日本海陸軍精銳,堅守數月,迫其四易主帥;還有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二十九軍;一些小小的地方軍閥,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氣節,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稱為“愛國將領”的張“東北王”,居然就一槍不發屁滾尿流地竄回關內。守土者皆有責,掌軍者皆須保家衛國,別說中央沒有“絕對不抵抗”的電文,即便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也許是當時縱情聲色酗酒吸毒的少帥毒癮發作,什麼都不在乎了。癮君子為討一時毒欲之滿足,連靈魂肉體父母妻女都可出賣,遑論其它。

1936年,張學良西安事變逮捕蔣介石,槍殺多名軍政人員,絕對不是為了“抗日”。因為早在1933年,張學良就被發展成了中共黨員,延安給張學良的代號是——“李宜”。張學良加入中共也不是為了信仰,因為張學良殺害楊宇霆等名將忠臣,已經大大失去東北軍民的人心;又因為拒絕出兵抵抗,在國民政府軍政界聲名狼藉;再加上他風流韻事與吸毒惡習,更讓人越來越厭惡他。在這種情況下,挾蘇俄以自重,成了他的當頭大事。1936年8月9日,中共最高領導人聯合致信給張學良,開頭便稱:“李宜同志……”。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發給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報說:“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這段文字表明張學良入黨確有其事。1980年代,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曾就張學良是不是中共黨員的問題問過東北軍出身的呂正操上將,呂明確答覆說:“張漢公是中共黨員”。而張學良重獲自由後,面對記者的採訪,張學良脫口而出:“我就是共產黨呀!”。既然張學良自己都承認是秘密黨員“李宜同志”,張學良親弟弟張學思、秘書宋黎、秘書劉鼎、隨從栗又文、東北軍信使高福源以及東北軍王以哲、常恩多、萬毅、劉瀾波、康鴻泰等中高級軍官也都是中共秘密黨員;而楊虎城早在1926年就上交了加入共產黨的申請並得到延安的批准,楊虎城最信任的智囊、西北軍政治處長申伯純以及西北軍堅決主張抓蔣的西安公安局長趙壽山也都是中共的秘密黨員,楊虎城身邊的張文彬,秘書王菊人、米暫沉、宋綺雲,世侄王炳南、楊虎城的夫人謝葆真都是中共黨員,十七路軍是中共號稱的“黨員最多的軍閥部隊”;那麼,看來這場軍事政變,除去國共兩黨的政治恩怨,就幾無抗日成分。

事實上,在軍變之前,張學良和周恩來在西安秘密會見了三次,1936年5月,延安提出了一個計劃:建立“西北軍政委員會”,然後依靠蘇俄,形成“西北割據”。同年9月22日,延安與張學良秘密簽約。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張學良妄想著聯合楊虎城,與延安結盟,從而得到蘇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據為第一步,再進而控制全中國。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總指揮的蔣介石在張學良蓄謀已久的力邀下飛抵西安,決定在全面抗日前,徹底安定國內。這個消息,對於同任副總指揮的張學良和楊虎城來說,是個好消息,把蔣介石抓捕殺掉。

早在張學良動手殺害楊宇霆、常蔭槐將軍之前,東北名宿孫烈臣就曾預言:“將來殺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帥做得出來。”紈絝子弟無情誼,面對蔣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結拜的情誼,張學良卻動了殺心。軍變中,張學良在臨潼竟然殺害了包括蔣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蔣孝先少將在內的全部67名警衛;楊虎城在西安殺害了孫中山生前助手、蔣介石的結義兄弟、國民政府中央委員邵元沖和中央憲兵團團長楊震亞等軍政要員,並殺害中央軍警數百人,搶劫銀行與百姓。

1990年代,報刊上曾經公開揭露:張學良要聯合楊虎城以及延安紅軍,組建“西北聯合軍團”,建立以張學良為首、以西安為“西京”的“西北聯合政府”,並非為了抗日。蘇俄永遠是世界上最無恥的國家,它考慮的永遠都是自己的利益。張學良、楊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聯軍”和“西北聯合政府”,可以幫助蘇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國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蔣殺蔣就完全不同了,中國一旦失去公認的領袖,必將四分五裂,無力抵抗日軍,不是迅速被擊敗,就是建立親日的政府。這樣日本必將開始已經準備了幾十年之久的征服蘇俄之旅,日本殘忍的731部隊的人體試驗,有相當分量的凍傷實驗,就是為進軍遠東做準備的。

西安軍變之後,全國輿論一片譴責,民眾到處遊行抗議,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協。而最讓張學良沒有想到的是蘇俄的堅決反對。蘇俄擔心一旦中國分裂,日本侵略中國成功,幾百萬日軍必將撲向蘇俄遠東。所以斯大林立即親自擬電命令毛澤東:絕不容許殺蔣。並且斯大林明確指示:應該首先了解到——蔣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蔣介石,必會引起內戰,而內戰只能有利於日本侵略者。斯大林還說,“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

西安軍事暴亂僅僅一天後,12月14日,蘇共中央《真理報》發表社論,將“西安事變”直接定性為“叛變”,是“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蘇俄政府報《消息報》也稱:“張學良的叛變可能會瓦解中國抗日力量的統一,不僅給國民政府,而且給整個中國人民都帶來危險。”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通訊》則直接著文斥責張學良為“叛徒”、“強盜”。

所以,周恩來12月17日到達西安後,西安事變得到解決。張學良不得不採取到南京請罪的方式,試圖避免追究,保存東北軍的勢力。

儘管張學良得到了蔣介石宋美齡的寬大,東北軍沒有被裁撤,然而東北軍因西安事變而發生了裂變,張學良的全部6個軍,紛紛主動向南京國民政府投誠,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從此,世上再無東北軍這個恥辱的名字。楊虎城的西北軍也是一樣,其最信任的部下馮欽哉帶一個師2萬人投靠中央,之後西安警戒旅又有兩個團投靠中央,西北軍也就此消失。

而當年積極支持搞西安事變的張學良頭號智囊、東北軍總參議鮑文樾,抗戰剛剛開始,就可恥地直接投降日寇,擔任汪偽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代理軍政部長,河南省省長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漢奸之一。親自抓捕蔣介石的張學良警衛營營長孫銘久以及應德田、苗劍秋等號稱“東北軍最支持聯共抗日的人”,也是“對張學良最忠心的人”,卻是東北軍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漢奸的人,孫“因功”升任偽政權山東保安副司令,應擔任偽政權河南教育廳長,而苗這個寫過《抗日理論與實際》的人,直接移民日本。偽軍中最高層的孫良誠、吳化文、白鳳翔、李守信等西北軍和東北軍的將領,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敵。

蔣介石的中央軍,卻從無大規模投敵的記錄,甚至沒有一個中高級軍官主動投敵,相反有兩百多名將軍血灑抗日戰場。

張學良晚年獲得自由後,曾經多次自稱“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為此他在基督教中尋求靈魂的救贖,也一直拒絕回到中國大陸,儘管他在大陸被吹頌成“偉大的愛國將領”。在蔣經國回憶錄中,這樣記述1980年代的張學良——張學良喝酒喝醉了,抱著蔣經國大哭:“兄弟呀,老哥哥當年做錯了!做錯了!先總統殺了我都不為過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微博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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