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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中美開戰?中共並未準備好 從軍改現狀談起

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前後,在中美關係的討論中,“中美必有一戰”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國內外不少媒體和個人發表了種種關於雙方可能面臨戰爭的分析。有意思的是,這些言論都忽視了一個本不該迴避的話題,即習近平過去兩年來推動的軍隊體制變革。這場軍隊改革因何而起,進展如何,無疑對今後中美雙方角力有重大影響。不了解正處于軍改過程中的中國軍隊,空言“中美必有一戰”,不免忽視了討論的基礎。

習近平為何要實行軍改

自2017年開始,習近平實施了中共建軍以來最大的軍隊體制變革,這一變革徹底改變了解放軍自建軍以來就根深蒂固的具中國特色的蘇式軍隊管理體制,使中共對軍隊的管理走向美軍的體制。到現在為止,按照官媒的說法,習近平的軍隊體制改革基本上完成了“脖子”以上的機構和體制調整,目前則開始了“脖子”以下的人員和編製裁撤。這一重大變化改變了胡錦濤時期軍委主席被架空的局面,取消了以往軍委副主席雙頭控制的體制格局,給中共軍隊系統帶來了體制上前所未有的一次震撼和衝擊。

中國為何會推動軍隊的重大改革?這是軍隊謀求現代化的長期策劃,還是十八大之後出現的新舉措?考諸事實,十八大之前,中共高層似乎並未顯示出任何準備實行軍隊體制重大改革的跡象,而這場軍隊改革的源頭,出於習近平對軍委主席被架空這種狀態的嚴重不滿。《解放軍報》一年前評論軍隊舊體制弊端時曾指出,“……四總部權力過於集中,事實上成了一個獨立領導層級,……影響了軍委集中統一領導。”

中共一貫宣稱“黨指揮槍”,但實際上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出現了軍委主席被架空這種局面,這是一個頗值得分析的現象。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黨魁對軍隊的控制

中共的軍隊一向是一個相對封閉、自我管理的系統,它不是聽命於政府的“國軍”,而是聽命於黨魁的“黨軍”;而黨魁能否實際上掌控軍隊,決定了黨魁地位的強弱。從毛澤東開始,到胡錦濤為止,中共歷任黨魁對軍隊的控制,呈現一種由強變弱的趨勢。

在戰爭年代,中共靠的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黨魁直接掌控軍隊;同時,毛澤東通過打散歷史上紅軍三個方面軍的系列,不斷調整人事,平衡和操縱著軍隊的各派系人馬。中共建國後,黨魁與軍隊的歷史淵源一直延續下來。“大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掌握了一線的指揮權,但毛澤東絲毫不敢放鬆對軍權的控制。一方面,毛通過林彪隨時把握著軍隊系統的一舉一動;另一方面,軍隊將領中與劉少奇的“一線”合作較多的管事人物,如羅瑞卿、賀龍等,都成為毛的“文革”打擊對象。“文革”初期,毛重用林彪系人馬,通過他們控制軍隊;同時,借林彪推動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毛對軍隊的控制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軍委主席與軍委副主席之間成了“君臣關係”。即便如此,1967年夏,毛澤東仍然在武漢遇到了當地駐軍的“抗命”行動,駐軍拒絕按照毛的意圖支持當地“造反派”,因此與毛的親信“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發生衝突,這次事件謂之“720事件”。毛不得不半夜匆匆飛往上海,避開不安全的武漢;事後,他不得不懲處親信王力,以安撫軍隊。直到毛澤東去世,他既依靠軍隊穩定局勢,又對軍隊高層不放心,臨死前還發文件讓對軍隊系統有影響力的葉劍英“生病修養”。

毛澤東去世,欽定的黨魁華國鋒雖然與葉劍英聯手,抓了“四人幫”,但華國鋒從來就沒有能夠掌控軍隊,不久就被鄧小平取而代之。鄧小平藉助推動經濟改革而形成的聲望,同時依靠他在戰爭年代任職軍隊系統的淵源,一方面直接掌握軍隊高層人事,一方面依靠可以信賴的代理人,為他具體處理軍隊事務,楊尚昆、劉華清、張震都先後扮演過鄧小平軍中代理人的角色。鄧小平與擔任軍委副主席的楊尚昆、劉華清、張震等人之間的關係,其實已經從毛時代的“君臣關係”,弱化為昔日“上下級關係”的自然延伸,而這種關係是無法制度化地“代代相傳”給後任的。這也意味著,一旦鄧小平去世,江澤民這個新任黨魁與軍隊的關係將進一步弱化,因為江澤民作為文官,與軍人出身的軍委副主席之間,既不可能重建毛那樣的“君臣關係”,也沒有鄧那樣昔日“上下級關係”的羈絆。

從江澤民到胡錦濤:軍委主席是如何被架空的

與軍隊沒有淵源的文官黨魁領軍,實際上是從江澤民開始的。江澤民對軍隊的掌控,一開始仍然依靠鄧小平信用的軍隊將領,但江與軍隊將領之間已經沒有任何淵源可言,因此,江只能用放權給軍委副主席,以此來換取軍委副主席對他的尊重。所以,江澤民事實上已經不能夠像毛、鄧那樣,對軍隊事務說一不二;他只能謀求一個形式上的軍委主席空銜和名義上的權威,而聽任軍隊將領們“各憑良心”自主治軍,如此則彼此相安無事。但問題就出在這個“各憑良心”上,當舉國腐敗成風之時,官場上的“良心”就再也靠不住了,軍隊系統自然也不例外。於是,軍委主席對軍隊系統放權、允許軍隊系統自治,實際上就相當於對軍隊系統的腐敗放縱不管。雖然放縱腐敗也能換來軍隊系統表面上對軍委主席的尊重,但其前提是,軍委主席得對軍隊腐敗“睜一眼閉一眼”;也就是說,軍委主席名義上的權威,是靠默認被“架空”換來的。

等到胡錦濤接任黨魁,軍委主席被“架空”,已經成為“新常態”了。郭伯雄、徐才厚這兩個軍委副主席,既是軍隊實際上的“雙頭”當家人,也是軍隊系統腐敗的參與者,又是軍隊系統腐敗關係鏈的總保護傘。不僅如此,胡錦濤這個軍委主席的權威,必然被軍隊系統的全面腐敗進一步削弱,因為,要掩護全面腐敗,就不能讓胡錦濤這個軍隊系統的“外部人”了解軍隊實情,也不能讓胡錦濤擅動軍隊高層人事;否則,軍中一旦發生“地震”,就會“牽一髮而動全局”。另一方面,軍隊自然也不希望今後新的黨魁關注軍隊腐敗;誰能寬縱軍隊腐敗,誰就能贏得“軍心”。於是,軍委副主席對十八大後的新黨魁及其方針,就不得不時加關心。由此,軍委副主席介入高層接班問題上的權力鬥爭,就毫不奇怪了。

習近平的軍改主線:從反腐到重建軍委主席的權力

十八大召開之時,郭伯雄、徐才厚依然穩居軍隊高位,雙頭統治繼續架空軍委主席。對他們而言,這種制度自然毫無改變的必要。然而,對習近平來說,如果聽任這一局面延續下去,他就只能像胡錦濤那樣當個空頭軍委主席;同時,高層的各種勢力會不可避免地與軍委副主席串聯溝通,互為依託,構成對習的威脅。而習近平試圖通過反腐敗來改變高層的政治格局,遏制異動勢力,則繞不開早已實行自治且高度腐敗的軍隊系統。最後,習近平採取了“做大手術”的策略,通過這次軍隊的結構性改革,排除了可能架空軍委主席的軍隊舊體制,建立新的軍隊管理體制,來保障他的軍權。而這一軍隊改革,只有搬走郭伯雄、徐才厚這兩個“攔路虎”,才可能實施。

習近平的軍改,主要是改變總參、總政雙頭控制軍隊架空軍委主席的制度格局,細分軍委的辦事機構,把參謀部和政工部從實質上的軍隊最高領導機關,變成了軍委的下屬辦事機構,而軍委主席則真正控制住軍隊系統的人事黜升和日常運轉。中共軍隊實行了幾十年的舊體制,是具中國特色的蘇聯紅軍體制,一旦改變,也需要有一個參照系,於是,美軍的管理體制就成了這次中共軍改的目標模式。就像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樣,一旦拋棄計劃經濟,除了實行市場經濟之外,並沒有其它制度選項可供擇棄;在軍隊體制改革中,習近平並不打算實行軍隊國家化,卻不得不借鑒實行軍隊國家化的民主國家的軍隊管理體制。美軍的管理體制是,負責養兵的軍務行政和負責用兵的作戰指揮方面的軍令業務,分由完全不同的部門掌握;軍令、軍政分立,彼此制衡,文官元首得以號令軍隊。最近中國的官媒正式承認,“解放軍在改革後將‘軍令’與‘軍政’分開,逐漸向美式軍隊結構發展”。

這次軍改事涉從上到下的整個軍隊管理體制,幾乎每個單位的功能、運轉都需要按照新制大幅度調整,不但大批中高級軍官將失去位置,而且新提拔起來的軍官也不了解這個美軍制度的運作特點,安排人轉業,自然阻力重重,留下的人也會有無所適從之感。一個處在基本管理制度變更之中的軍隊系統,其實是不能打仗的;此時如果想打仗,或者是放棄軍改,回歸舊制,或者是上下不協,指揮不靈。實際上,目前軍隊“脖子”以下的單位正實施艱難的裁撤、善後,在這種情況下,軍隊只會維持常規性戰備,而不會準備進入戰爭。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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