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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口普查數據泄露驚天秘密 不看想不到

——紅色大作家《青春之歌》作者楊沫都吃不飽飯

《青春之歌》作者楊沫的兒子老鬼在《鐵與血》一書中記錄了自己身在中共幹部家庭中對大饑荒的回憶,紅色大作家楊沫不僅吃不飽,她丈夫餓得身體浮腫,孩子回家不交糧票就不給飯吃。饑荒中餓死的人數成為中共的“國家機密不敢外泄,但是通過中國自己發表的人口普查數據表顯示三年大饑荒餓死人數超過四千萬!

老鬼《鐵與血》微博截屏

《青春之歌》紅遍了全世界,還讓眾多的中國年輕人積極加入中共,然而當時的中國卻是像楊沫兒子所說餓殍遍野。1958年1月出版的楊沫《青春之歌》當年發行量121萬冊,在以後的兩年里,小說的銷量一度達到四五百萬冊,並被翻譯成日語、英語、法語、越語、朝語、俄語、希臘語、阿拉伯語、德語、印尼語、保加利亞語、阿爾巴尼亞語、蒙古語、烏克蘭語、世界語以及藏文等文字。

經過了大放“糧食衛星”和“大鍊鋼鐵”等的大躍進,中國在1959到1961年經歷了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中共教科書卻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

楊沫兒子:常常幻想科學家有朝一日能發明一種營養藥片就好了

 

 

老鬼和楊沫

據2010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老鬼《血與鐵》一書中披露,楊沫和他先生馬健民及兒子都吃不飽飯。老鬼說:“父母和孩子之間被糧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讓我終生難忘,起碼我們家是這樣的。在飢餓面前,彼此斤斤計較著糧票,不交糧票就不給飯吃,哪怕是親兒親女、親兄親妹也不給。

事實上,父母也確實吃不飽。多年後,我從母親的日記中獲悉,當時父親被餓得浮腫了,大腿一按一個坑。母親也貧血,營養不良,頭暈目眩,根本就寫不了東西。因此他們指示施阿姨(保姆),孩子回家吃飯必須交糧票。

母親有時候會指示施阿姨(保姆)把家裡的一些剩菜裝到瓶子里,讓我帶到學校吃,糧食卻從沒給過我一兩。”

老鬼回憶當時黨媒等報紙上曾廣泛宣傳吃代用食品,鼓勵人們繁殖小球藻,說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黃豆、人造肉、人造蛋白,營養比真黃豆、真豬肉、真蛋白還高……而養小球藻只要水和陽光,非常經濟合算。

一時間被宣傳得沸沸揚揚的,那水溝里綠綠的、毛茸茸的、髒兮兮的污物頓時成了寶貝。他說,他對小球藻也充滿了希望,以為能很快結束這挨餓日子。可最後卻不了了之——市面上根本見不到人造肉,小球藻的養殖只停留在實驗室里,從沒有大規模工業生產,更沒有普及到千家萬戶。

文中還說,為了解決吃的問題,人們挖空心思。捋榆葉、挖野菜、撈水草、抓麻雀、養兔子(因兔子繁殖快,還只吃草)。據說一隻兔子可以換一輛自行車。不少國家機關還組織人去內蒙古打黃羊,但黃羊數量有限,黃羊肉分到每人頭上,只夠吃一兩頓。

他對付飢餓的招兒是把皮帶勒到最緊的一扣兒,把胃的體積勒小。喝完粥後,也像飯館舔盤子的人一樣,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時,再用水涮涮,將碗里剩的微量粥末溶解進涼水裡,再全部喝掉,不讓一點點碳水化合物流失。

老鬼還披露當時儘管在北京大街上看不見成群的乞丐,也沒有一具倒斃街頭的餓殍,但每一個北京市民都在挨餓。為多吃一口飯,為少交二兩糧票,為搞一點高價的糖塊,人們可以絞盡腦汁、機關算盡。

商店裡賣食物的櫃檯空空如洗,往日無人問津的糠蘿蔔,沾著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積如山的大白菜,這一年要按購貨本定量供應,多爛的菜幫子都有人搶著撿。每人憑本一個月能買二兩白糖。鹽、肥皂、芝麻醬、粉絲……也全部憑購貨本限量供應。過年時,為體現黨的關懷,每戶憑本可買三兩瓜子,不要糧票。花生則根本見不著,全都被出口換了外匯。

學校為貫徹市委勞逸結合的指示,體育課、生產勞動課全部停上,老師什麼作業也不留,並取消一切課外文體活動。每天下午只上一節課,班會也極少開,讓學生們早早地回家。

學校早早就放學,為的是減少能量消耗。他住校,孤零零地回到宿舍,距離晚飯時間還很長,什麼也沒心思干,就躺在床上熬鐘點,腦子裡總離不開與吃有關的念頭。他常常幻想科學家有朝一日能發明一種營養藥片就好了,吃了不餓,使人類徹底擺脫依賴糧食生存的現狀。如果這個發明成功,將比火箭原子彈的發明還偉大、還千古不朽;大饑荒到來,工廠只要多生產一點兒這樣的藥片即可。

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數據暴露大饑荒死亡人數

根據《中國1949—1982歷年人口統計數字表》,中共自報人口普查數字列於下:

年底人口(萬)增長率(0/00)統計局公布增長率(0/00)年度人口增長(萬)

195865,994

195967,20719.7410.19+1,303

196066,207-14.88-4.57-1,000

196165,859-5.26-3.78-348

196267,29521.8026.99+1,436

196369,17221.8933.33+1,877

196470,49919.1827.64+1,327

即使根據以上有所隱瞞的數據來分析,如果說1962,1963,1964幾年每年人口增長是正常的話,則當時正常平均人口增長數應為:(1,436+1,877+1,327)/3=1,513(萬人),但60年人口卻減1,000萬;61年減348萬,則這二年人口死亡人數應為1,513X2+1,000+348=4,348(萬人),也就是在這二年已經有4,348萬人因飢餓而死,中共僅在1960年和1961年就致使4千多萬同胞冤魂不散!

這個數字比在中國49年以前五十年中因飢餓而死亡的人數的總和還要高出幾十倍。

小說家陳登科在《故鄉行》中描述1960年的鳳陽縣是“房屋倒塌,樹木光光,不分男女,大多數手拄木棍,歪歪倒倒,滿眼是浮腫病人。聽到的全是哼聲、怨聲、訴苦聲……”。又如安徽一士兵在1968年講:“大饑荒時我正在上小學,59年11月小學散夥,到第二年麥子收穫後再上學時,同學已死了三分之一”。安徽一公社書記給毛澤東寫信說:“有的村子幾乎沒人了”。作家白樺到河南信陽地區息縣採訪,共有639村人已死絕、固始縣有400多村子無人煙。

根據作家沙青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里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里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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