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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驚嘆 智者的遠見!令毛澤東「一連幾天沒睡好覺」

儲安平曾任《光明日報》總編,是中共反右時三大右派之一。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他的文章《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寫得太犀利,可謂直擊中共一黨獨裁的要害。據說,他的這篇文章,令毛澤東「一連幾天沒睡好覺」。在文章中,他對共產黨「黨天下」的概括,深刻地揭露了中共專政的本質。

胡適(左)與蔣介石的合照。(網路圖片)

一九四七年,國共剛剛開戰,儲安平分析共產黨當時宣傳的“民主”實質上就是“黨主”,因為容不得任何異議,他預見到共產黨統治下自由可能蕩然無存:“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儲安平去世五十年了,回頭看看他往昔對中共的論斷,真是非常到位。

曾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更是享譽中外。早年毛澤東給他寫信都曾這樣自稱“你的學生毛澤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被中共軍隊圍困,中共的廣播電台專門對他播出了“對胡適之先生廣播”,希望他不要離開北京(當時叫北平),並許諾讓他繼續做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長;還特派潛伏在北大的地下黨當面勸阻胡適。可是胡適毅然離開即將陷入中共之手的北京。胡適離開前,勸兒子胡思杜與他一起走,胡思杜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

胡適為什麼不願在中共治下做官?胡適於一九五零年一月九日發表的《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自由》的文章,從一個方面表明了他對中共的態度。

他的兒子胡思杜沒有隨父一起離開大陸,很快就被中共成功的改造了,不但向組織上交了胡適留給他的財物,還發表了文章《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對此,胡適說:“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裡,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裡也沒有。”

胡思杜追隨中共,不管是真心還是被迫,最終也沒有得到中共的認可。利用完了,就將他逼向了絕路。一九五七年,中共“反右”,他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因承受不了打擊,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吊自殺。

無疑,胡適非常明智,沒有留在大陸。如果留在大陸,他的結果只有兩條,要麼是被折磨致死,要麼是像郭沫若一樣完全放棄自己的思想,一味附和中共,連自己的兒子被中共害死,他也不發表任何意見。儲安平也很有遠識,可是明知中共無所不用其極,卻還要冒著生命的危險去向中共的黨魁提意見,這固然是一個學者應有的風骨,可是在中共治下,他也只能落個悲劇的下場。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對共產邪惡主義看得最透的中國人當數蔣介石。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去前,蔣介石嚮往蘇聯俄共、迷戀共產主義。考察三個月後,蔣介石發生了根本轉變。

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里寫道:“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蔣介石說,蘇俄共產革命不外兩個方法: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階級為本位,他們的革命方法,當然就是階級鬥爭,他們把整個社會,劃分做許多對立的階級,他們以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所以階級的意識,如不明顯,他們要使之明顯,階級的衝突,如不激烈,他們要使之激烈。他們以為只有無產階級打倒其餘一切階級,革命才能成功,這便是他們革命的一個方法。此外他們還要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以為要發展革命勢力,非有偉大的民眾擁護不可,而要得到民眾擁護,非民眾服從共產黨指揮不可,所以他們常奸淫擄掠殺人放火,使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然後可用威迫利誘的方法,奪取民眾,來做他們的奴隸,民眾而可曰奪取,是其已不當民眾為人類了。徒唱高調,以最遠的將來的利益引誘民眾,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強迫民眾,聽其指揮。……

蔣介石的感悟在今天看來可謂句句驚心,對中共近百年的暴行預見得毫釐不爽。就是因為他對“蘇聯的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的認識,才使得他與一切聽命於蘇維埃的中共展開殊死的搏鬥。

更讓世人驚異的是,曾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創始人和領袖之一的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他可謂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也是列寧的導師,曾與馬克思、恩格斯一起作序出版過《共產黨宣言》。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普列漢諾夫的遺囑被從巴黎銀行的保險箱中拿了出來。這份遺囑寫於一九一八年五月,也就是俄國“十月革命”後不到半年的時間。普列漢諾夫寫完遺囑後把它放到了巴黎銀行的保險箱之中,並留下遺言:我的遺囑在俄布執政的時候不許發布,當俄布和俄布的國家不在了的時候才可以公布我的遺囑。之後不久普列漢諾夫便與世長辭。一九九九年巴黎銀行在清理二戰中遭納粹洗劫的猶太人財產檔案時,發現了它。巴黎銀行按照信封上的約定把信交給了俄羅斯,因為信上要求蘇俄方面開啟。

普列漢諾夫的遺言讓今天的每一個人極為震驚,因為它太真實了,完全符合蘇俄的歷史。就是讓今天的歷史學家去總結也不過於此。遺囑這樣寫著:

一、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知識分子的隊伍比無產階級增加得更快,在生產力中的作用躍居首位,在電氣時代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將會過時。

二、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演變成一黨專政,再變為領袖專政。而建立在欺騙和暴力基礎上的社會,本身就包含著自我毀滅的炸藥,一旦真相大白,便會立刻土崩瓦解。

三、“布”黨將依次遇到四大危機:饑荒危機、意識形態危機、社會經濟危機和崩潰危機,最後政權土崩瓦解,這一過程可能持續數十年,但這個結局誰也無法改變。

四、國家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的領土甚至它的歷史,而是民主傳統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還在受窮,只要沒有民主,國家就難保不發生動蕩,直至崩潰。

從學界泰斗到異黨的領袖,甚至連共產政權自己的創始人,都對共產邪惡政權有透徹的認識,真讓人驚嘆。上個世紀,共產邪惡政權像癌細胞般在世界上肆虐一個時期後,迅速走向崩潰。如今的共產邪惡政權也確實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崩潰可能就在瞬間。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明慧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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