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霧霾區、拋棄現有的一切換口好空氣，還是忍著霧霾享受既得利益？對大陸北方城市的中產們來說，無論如何選擇都很受傷。
3月的北京，藍天持續。好天氣里人們似乎忘了霧霾曾帶給他們的憤怒、痛苦和掙扎。
趙亞楠家的空氣淨化器已閒置小半個月，四歲的兒子初九還總想打開機器玩一玩，但北京最近空氣品質一直不錯。這座城市剛剛走出持續一冬的霧霾，大風藍色預警也吹不滅人們對戶外活動的熱情。趙亞楠的丈夫給兒子買了滑輪鞋，父子倆每天在小區里滑旱冰。
「有點忘記霧霾這個事了，」趙亞楠不再像冬天時每天查看空氣品質，「離開北京的欲望也弱了很多。」其實不過一個多月前，逃離北京的念頭還像緊箍咒般勒得她喘不過氣兒。
2016年冬天北京霧霾最嚴重的時刻，初九持續高燒八天，趙亞楠和丈夫已跑遍北京各大醫院。大夫說空氣太髒了，查不出初九感染的是什麼病毒，也無法開出對症的藥物。病中的初九嘴唇沒有一點血色，八天裡，他幾乎粒米未進。
從醫院回家的路上，趙亞楠一邊開車一邊哭。她再也不想忍受北京的霧霾了，她要帶著兒子離開這座城市，明天就走！
2016年，北京歷經了167個空氣不達標的日夜，其中39天是重度污染。最嚴重的一次，霧霾持續了整整九天。從2016年12月30日到2017年1月7日，霧霾像漫長的鎖鏈捆住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東的61個城市，多地啟動了重污染天氣紅色預警，PM2.5頻頻「爆表」。
「有時候真的覺得生無可戀，我們為什麼活著啊？我們連作為人的基本權利都沒有，呼吸都不行，」趙亞楠說。
霧霾造就的那根刺
大概從三年前開始，一到霧霾天趙亞楠就會渾身起疙瘩。一片一片的紅，「鑽心地癢」，晚上根本無法入睡。
「一開始特別難受，後來就癢習慣了」。但不久前，趙亞楠的丈夫也開始過敏。
趙亞楠今年33歲，夫妻倆都是獨生子女，又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家裡經濟條件都不錯。丈夫家因拆遷分了兩套房，其中一套在寸土寸金的二環內。趙亞楠在一家廣告公司做公關，事業發展順利。兒子初九誕生後，兩家的老人負擔起照顧小孩和這個三口之家的任務，趙亞楠連飯都不用做。
霧霾是她生活中的唯一缺憾。
每天早起，趙亞楠都要上美國大使館網站查看當天空氣品質，和很多媽媽一樣，趙亞楠不信任國內平台的數據。她給家裡添置了空氣淨化器，在車上擺著車載淨化器，還給車內的空調換上據說能過濾PM2.5 的濾網。
即使這樣，每次進出停車場，要開窗拿卡、交費時，趙亞楠心裡都會咯噔一下——哎呀這車裡空氣又不好了——儘管她每次都只開一個小縫。
霧霾最嚴重的時候，趙亞楠甚至會懷念北京的沙塵暴。從她的青少年時期起，漫天的沙塵將北京城染成土黃色，吹得嘴巴裡面都是土。但那樣也比現在好，「至少沒有PM2.5 」。
「我在霧霾天打一個呵欠都覺得好罪過呀，就覺得我吸了好大一口（霾），」談到自己對抗霧霾的經驗時，趙亞楠還會開玩笑，聊到兒子時，眼眶就一次一次泛紅。
2016年12月10日，在美國洛杉磯某醫院的產房裡，中國西安市民康傑陪妻子經歷了整個分娩過程，並親自剪斷臍帶。當通體紫紅、啼哭不止的女嬰被毛巾包裹著遞到康傑懷裡時，這位31歲的「新手」爸爸熱淚盈眶。他感到幸福又緊張，懷裡的嬰兒是那麼軟、那么小，「你覺得把生命給這個傢伙都可以」。
那一刻，康傑更加堅定了搬離西安的想法。在那大洋彼岸的家鄉，霧霾像連綿的線頭，將城市的街道、建築和行人織進厚厚密密的灰色海綿中。2016年整個12月，西安市只有3天優良天氣，而此前的2015年12月，優良天氣的數量有9天。顯然，空氣品質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是不斷在惡化。
2017年初，經濟學家汪丁丁的《霧霾長期圍城，我們生活的城市將發生什麼？》在微信朋友圈洗版。文章預估人口將從大都市向霧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區遷移，如果環境持續惡化，勢必誘致中高收入群體移民海外。
這一趨勢正在發生。每逢冬季，特別是霧霾嚴重的時候，北方地區移民仲介的諮詢量就會明顯增多。據大陸媒體《華夏時報》報導，北京一家移民仲介在冬季的諮詢量比春、夏、秋三個季節翻了一倍。
在洛杉磯待產的十多天裡，康傑和妻子每日都在討論搬離西安。從他們租住的房間望出去，是藍色天空下覆蓋著白雪的落基山脈。這般敞亮的洛杉磯，仍是美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曾在上個世紀曆經幾十年的霧霾治理。
康傑開始搜集洛杉磯治理霧霾的經驗、閱讀外媒對中國霧霾的報導，並從各類報告、統計中查找中國政府對治霾的投入，然後得出一個結論——沒希望。他在朋友圈寫下一段話：洛杉磯35年治理霧霾，30年對抗政客，5年解決煙霾。我們呢？除了不敢觸及的各級政客，還要面對愚昧的勇敢、魯莽的愛國、無知的洞見、頑固的自私、膽怯的點頭……
康傑和妻子都是西安人，都曾赴海外留學。2014年，康傑回到西安創業，夫婦倆在西安一高檔小區買下一套兩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霧霾令康傑重新審視家鄉和家鄉的人。「周圍的人麻木不仁，真的相信炒菜會影響，真的相信汽車尾氣是主要原因」。在官方口徑里，汽車尾氣和燃煤是造成霧霾的兩大「元兇」。
和康傑一樣對此說法表示不信任的還有家住北京的王欣。
「我找不到可以信任的新聞源，」36歲的王欣和丈夫在北京經營一家廣告公司。她2000年到北京讀大學，奮鬥17年，終於有了自己的公司、房子和家庭。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霧霾變成王欣和客戶之間的談資。每次去別的城市出差，都要調侃自己「又從重災區來了」。她覺得激憤又無奈——關於霧霾的討論總是止步於調侃。
王欣第一次關注霧霾是因為紀錄片《穹頂之下》。
在這部103分鐘的紀錄片中，前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柴靜第一次全面揭示了霧霾的嚴重程度和危害，並將成因指向了能源結構、工業發展的矛盾、懶散漠然的監管，以及盲目逐利的發展觀念。紀錄片於2015年2月發布，在大陸引燃現象級的討論熱潮，旋即被官方全面封鎖。
「我看完特彆氣憤，」王欣把紀錄片的連結發到自己所在的每一個微信群里，從不在群里發言的她特地叮囑大家一定要看。
柴靜在紀錄片中建議大家「從我做起」，看到不符合環保標準的工地、工廠要打電話舉報。
王欣特地記下了舉報電話的號碼。但她從來沒有撥過那個號碼。在《穹底之下》被封鎖之後，她更是鮮少關注霧霾相關的新聞。
「你關注也看不到改變，你也不相信它能夠在短期內改變，就覺得關心這個沒有太大實際意義，」王欣說，「主要是沒有途徑，不知道勁兒往哪兒使。」
康傑和王欣都在體會一種深深的無力感。當這種無力感變成常態時，康傑決定離開，王欣則選擇了漠視。
趙亞楠則一直在糾結，無論哪個選擇都會讓她痛苦不堪。
為什麼留下，靠什麼逃離？
持續高燒八天後的第九天清晨，兒子初九奇蹟般地退燒了。趙亞楠的「逃離北京計劃」再次擱淺。
從2013年正月初九兒子出生至今，逃離北京的念頭就像發燒一般，燒起來無法無天，消退時無影無蹤。趙亞楠在燒起燒退中反轉糾結。
她不是沒有實踐過。2016年7月，趙亞楠從工作六年的公司辭了職，「就覺得不行了，我要帶孩子走」。
她曾計劃在京郊開個民宿，但發現那邊的空氣也好不到哪裡去。不如搬去小城市？趙亞楠在空氣檢測APP 里關注了浙江麗水、雲南大理……但冷靜下來想一想，小城市的生活怎麼過下去？「我們這種做公關的，到了二三線城市，工作都不好找。」
趙亞楠捨不得北京。
趙亞楠的爺爺十幾歲從山東來到北京，算起來，她是第三代北京人了。
「多少還是有點北京人的優越感，這兒是你的家，你熟悉這兒所有的東西，你也享受這兒的生活，」趙亞楠特別不喜歡外地人說北京不好，「不喜歡為什麼要來？為什麼不回去建設你的家鄉？」有時候脾氣上來了，也會在網上向外地人「開火」。
「但這兩年，我也開始罵北京了，」初九出生之前，趙亞楠從沒想過離開北京，「我已經生活在北京了，如果我想去中國別的地方，還有哪裡可以替代北京呢？」
即使不工作，北京的兩套房子也足以養活趙亞楠一家三口。2015到2016年，北京樓市經歷了長達18月的飆升，在東城區，新房均價已超過12萬元每平方米。
可趙亞楠不甘心：「朋友圈裡每個人都在努力工作、賺錢，你會覺得自己不上進，不能踏實地享受安逸的生活。」趙亞楠的一個朋友幾年前賣了北京的房子到雲南大理開客棧，外人看起來很安逸，朋友卻跟趙亞楠說，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北京發展太快，她已經跟不上了。
這是一個奮進忙碌的城市，人們談論著房價、創業、融資、上市，每個人都在打拼，都想從涌動的巨大財富中分一杯羹。北京有太多令人不舍的東西：除了夫妻倆的親友、事業、人脈和財富，還有兒子初九的教育資源和作為北京人極其寬鬆的大學門檻。
教育部規定，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按照戶籍所在地就近安排入學。但由於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家長們不惜重金購買名校附近的房產，「學區房」的概念應運而生。就在不久前，北京一間面積39.1平方米的學區房賣出了930萬人民幣的天價。
初九的戶口在北京海淀區，定點學校是北大附小、北師大附中。「海淀區對於一個小孩就學的資源，花多少錢都買不到。我要放棄這樣的資源，去深圳找一個學校？」
趙亞楠在網上看一些搬離北京的父母寫的心得，有人抱怨深圳醫療差、有人抱怨雲南教育落後……她顧慮重重：「孩子的身體固然重要，但未來呢？他的競爭力呢？中國這幾年發展這麼快，又不想孩子輸了。」
趙亞楠也想過移民。把家裡的房產變賣了，緊緊巴巴，剛夠移民。「你在這邊衣食無憂，你在外國怎麼活呢？」趙亞楠更擔心兒子受到歧視，「你是黃種人，你永遠是二等人。」
公司同事勸她：「移民有什麼好？除了有口好空氣、吃得乾淨，還有什麼啊？」
一個留美十年的母親曾在微信公眾號上探討中產的移民困境：「賣了北京的房子就夠投資移民。敢移民嗎？好像又不敢。因為就這麼一套值錢的房子。我們普通人，必須得合計，這步棋如果這麼走，會帶來什麼後果，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再後退的機會了。」
在反覆糾結中，趙亞楠再次擱淺了逃離計劃：「忍著吧，我覺得還沒到那個點，一旦到了我容忍的最高點，我可能買一張票就走了，什麼也不管。」
都在抱怨，都在等
辭職幾個月後，她在北京重新找了一份工作，還是做她最拿手的公關。新公司承諾有機會就把她調到廣州分部去，趙亞楠覺得挺好。
同在北京的王欣計劃在家鄉上海開一家分公司。等以後生了小孩，「如果北京的空氣沒有明顯改善的話」，她就搬回上海居住。
家在西安的康傑，已經退出了和同伴共創的公司，開始找工作，比較理想的城市是深圳、廣州或上海。他希望能進一家外企，將來申請駐外。「我希望孩子上高中時，我和她一起在美國或別的國家。」
康傑的姐夫很快要去英國做訪問學者，他的姐姐會帶著孩子一起過去。康傑的母親則會回到昆明老家呼吸好空氣。一家人因為霧霾分散在了各地。
前一段時間，趙亞楠想生二胎。因為初九每天一個人在客廳玩耍實在太寂寞了。丈夫說，「你要再生一個，那咱們就得走，這個環境讓孩子怎麼待？」趙亞楠想想有道理，便把生二胎的計劃也擱置了。
和二胎計劃一同擱置的還有對霧霾的怨念。春天來了，霧霾和逃離北京的念頭紛紛被溫暖的空氣融化了。城市裡的人們埋起頭，繼續賺錢、生活。
「我思想特別混亂，」趙亞楠說，「每個媽媽都在抱怨，但每個媽媽都在等。」
在等什麼？
「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