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毛澤東批評:有人說我是秦始皇希望我死

——謝富治其人

1970年廬山會議後,解放軍高層曾流傳唐詩《焚書坑》,黃永勝在不同場合引用過。謝富治聞之如獲至寶,並向毛澤東報告。毛聞訊格外警覺,南巡中嚴厲點名黃永勝曰:“我就不相信,黃永勝就能指揮解放軍,解放軍就聽他一個人的?有人說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點死,死了他們好上台啊。”

毛澤東與秦始皇拼圖(圖源:VCG)

契卡(Cheka),俄文的縮寫音譯,十月革命後蘇聯的情報組織,時稱全俄肅反委員會。據云,是時,全俄各地有610個契卡工作委員會,1000多個革命法庭。契卡於1954年更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即著名的蘇聯情報組織克格勃。

紅軍時期,中共按照共產國際指示,在紅軍和蘇區成立了肅反委員會,開展了大規模的清洗運動,使紅軍遭受了巨大損失。戰爭年代一般稱“肅反委員會”人員為“肅反大員”,留蘇歸來者稱其為“契卡”。建國後,因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年》的熱播,“契卡”之名曾家喻戶曉,其意先褒後貶。

謝富治將軍,建國後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文革”中權傾一時,紅極一時,時人稱其為中共之“契卡”。

從追隨張國燾到揭露張國燾

謝富治,湖北黃安(今紅安)人,木匠出身,中等個,國字臉。濃眉大眼,鼻圓嘴闊。露齒甚溫和,閉嘴極嚴肅。眼光銳利,精瘦能幹,說話嘴略歪,神色似有苦相。有人謂其相曰:“有福相而無福命之形。”

建國初中共雲南省委原常委祁山告余,謝富治寡言少語,原則性強,幹勁也大,獨來獨往,很少理人。許多人與之共事多年,未知其所思,未知其所想。余採訪多位與謝共事者,亦有言:“謝富治是一位有原則性之人。”而謝富治兄弟謝富禮則言:“謝富治不多言但多心。要是不有那麼多的鬼心思,怕不會死得這麼早。”

郭林祥將軍曾回憶,謝富治政委工作經驗豐富,常下基層檢查工作,好的表揚,差的批評,原則性極強。檢查工作後,常與郭同睡一個炕。郭繼言,謝富治也偶爾與機關幹部一起打打撲克、下下象棋。他給人的印象是當時一二九師群眾反映比較好的政工幹部,常常受到劉鄧首長的表揚。

陳康將軍與余言,陳賡將軍愛開玩笑,開玩笑也是有分寸的,不是稀里馬哈亂開。打仗精明靈活,不能打的仗,他絕不會打,從來不吃虧。謝富治比陳賡深沉,愛擺架子,為人不錯,水平一般。

謝富治因參加革命不到一年即入黨,兩年升任團政治處主任,後任師、軍政治部主任。後調紅四方面軍總部,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共川陝省委組織部長。文史學者溫相認為,前一個組織部長是和張國燾的親信之一黃超平級,後一個則是監視川陝省委書記傅鐘的監軍。因此,最早重用謝富治的是張國燾而非毛澤東。

紅四方面軍肅反中,謝富治提出“要勇於懷疑一切”的口號。該口號提出後,四方面軍主要領導許繼慎、曾中生、王樹聲、徐向前、傅鍾等均受株連,或被殺害,或被審查,或被監控,而張國燾則對此口號讚許有加。張國燾在四方面軍的政治會議上多次誇獎謝富治是“革命的尖銳的錐子!”據云,謝富治在紅四方面軍時期負責的主要是清洗軍隊和分局內部被懷疑的幹部和提供清洗的證據及名單。

程訓宣,徐向前元帥夫人,湖北黃安人,聰明好學,大膽潑辣,相貌俊俏。1928年投身革命,1929年底和徐向前結婚。1931年“肅反”時,被紅四方面軍保衛局逮捕,關押於王錫九村,雙手捆綁吊樑上,慘遭拷打,未果。1933年秋被殺害。是時,徐向前在前方打仗,只知其夫人受組織審查,也不便過問,直至1937年到達延安方聽周純全告之被害消息。徐向前曾問周純全:“為什麼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有什麼罪過?”周回答認為:“沒有什麼罪過,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嘛!”

據《紅四方面軍肅反資料實錄》載:“謝富治在肅反中積極配合黃超等人收集和誣陷徐向前同志、傅鍾同志、王樹聲同志的材料,採取無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對上述同志採取的不正當的處理行為,程訓宣事件就是最能夠說明問題的。”

抗日戰爭時期張國燾叛逃後,毛澤東曾言:“我們共產黨員要有坦白的襟懷,有了錯誤不怕,要勇於改正錯誤,比如謝富治同志,也受過張國燾的欺騙,但是,他不僅改正了錯誤,還幫助黨中央及時地挽救了一些還在錯誤中糊塗著的其他好同志。”《中共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中明確提到,“根據謝富治同志揭露,張國燾對於中央一貫陽奉陰違”,等等。

廬山會議後出任公安部長

中共建政後,謝富治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原昆明軍區老幹部馬天佑告余,那時的謝富治還是很清廉的。一次,謝富治到邊境某縣蹲點,輕車簡從,粗茶淡飯,和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返回時,發現車子後備箱里裝有雞和肉,謝不悅,即問秘書:“怎麼回事?”秘書說鄉親見他喜歡吃當地的山貨,便送來了。謝富治立即叫秘書把雞等送回,回昆明後即把該秘書調離到邊遠小縣當縣長。

1958年,時任紅安縣採購員的劉金漢到昆明軍區找謝富治為家鄉辦事,謝富治見他第一句話就是:“小老鄉嘛,多大了?入黨了嗎?”隔數日,又見劉金漢,謝富治又問:“你是個黨員,不過組織生活不行。你的組織關係轉過來沒有?”劉答:“沒有。”謝曰:“那不行,要把組織關係轉來啊。”又隔數日,劉金漢隨軍區後勤部何德部長來看謝,謝指示何德曰:“他(劉金漢)是黨員。現在我沒有時間,交給你來管,可不能讓他在外成了野人啊!”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羅瑞卿卸任公安部長。是時,中央提名的公安部長候選人有楊成武、楊勇、張際春、張宗遜等。毛澤東在候選人報告中提筆寫道:“富治同志如何?請政治局議一下告我。”此批示似為商量,實為敲定。謝富治任公安部長後,一時議論紛紜。毛澤東又出面解釋:“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總是一方面軍裡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懷他們搞個軍事俱樂部,就不是馬列主義嘛,富治是四方面軍的,但是,他對黨的忠誠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嘛,有什麼問題可以來找我嘛。”

“文革”中紅極一時

1966年9月26日,余隨溫州紅衛兵赴京接受毛澤東檢閱,宿長安街公安部內一棟老式房子,似為辦公室騰出,高大寬敞。突然,一群幹部模樣人物推門進來,其中一位穿綠呢大衣者居中,中等身材,和藹慈祥。隨從者大聲說:“謝副總理來看望大家了!”謝副總理者,謝富治也。

謝富治滿面春風,和藹慈祥,親切問大家:吃得飽不飽,穿得暖不暖?又曰:“你們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有沒有什麼要求?”余是時年輕,不諳世事,高聲說:“我們吃不慣饅頭,要吃米飯!”附議者甚眾。謝富治微笑點頭。次日早餐,食堂里便增加了一桶又軟又香的天津小站米飯。

謝富治“文革”中紅極一時。據韓愛晶回憶,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五人,解決工宣隊進校園事。謝富治深夜兩點多,即到人民大會堂西門外過道的門裡等待。將軍對紅衛兵頭頭彬彬有禮,輕聲問道:“都來了嗎?”“大富還沒來啊!”“不等了,你們先進去吧!”快進大會堂湖南廳時,謝突然停住腳步催道:“快進去!快進去!毛主席在裡面等你們好一會了。”是時接見,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葉群、汪東興、黃永勝、溫玉成、吳德等。

韓愛晶又言,“當時,我好像有迷離為夢的感覺,簡直不敢相信真的見到了毛主席”。接見畢已九點,謝富治帶他們五人到小飯廳吃早餐,雞蛋炒飯和白菜湯。謝富治言:“已經九點了,毛主席還沒有睡覺,我們吃點飯,然後討論怎樣傳達毛主席的指示。”飯後,謝與五大學生領袖於飯桌上邊議邊寫,整理了一千多字的通稿。謝念了兩遍,又做了更正,五個人都簽了名。謝富治拍板言:“我看先照這份稿子傳達,其他內容今後再說。”這就是第二天印著大紅標題在北京散發的統一稿。韓愛晶言,當時謝富治給他的印象既像大管家,又像秘書長,確是“文革”的紅人!

1967年起,謝富治擔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謝富治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成為中央軍委領導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1971年1月又擔任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據宋任窮回憶,康生曾如此評價謝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現:“大軍區的政治委員中,只有兩個人是好的,一個是南京軍區的政委張春橋,一個是北京軍區的政委謝富治。”

“文革”中,謝富治聞風搶先批其老首長鄧小平。某日,傅崇碧私下與之言:“小平是你的老領導,是上過《毛選》的人。你批的那些事,我怎麼沒聽說過?”謝富治得意洋洋曰:“你沒聽說過的事還多著呢!”某日,謝富治與傅崇碧介紹經驗:“對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雙手握。”傅崇碧聞之愕然。

溫玉成將軍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時,曾受命協助謝富治管“樣板團”。溫玉成告余,因文藝口支左部隊換班事獲罪於江青。某日,謝告溫曰:“我們一起給江青寫個檢討。你先起草,共同簽名,把這事了了。”將軍不知有詐,急擬檢討書交謝。謝未簽名即交江青,故溫玉成將軍獲罪於江青而一直蒙於鼓中也。

公安部長提出“砸爛公、檢、法”口號

“文革”中,謝富治首提“砸爛公、檢、法”口號。“公、檢、法”者,即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毛澤東聞之甚喜,曰:“聽到砸爛公、檢、法這句話我就高興,你們要把這句話捅出去!”謝富治更加洋洋自得,曾與公安部副部長李震等言:“我當面聽主席講砸公、檢、法,沒有十次也有七八次。”由此全國立即掀起“砸爛公、檢、法”高潮,政法系統癱瘓,法治蕩然無存。以北京市公安局為例,三萬人餘人的隊伍中,挖出了九百餘名“地富反壞右”,只剩百把好人,其餘均進學習班。

謝富治於“文革”中參與了“公安六條”制定。“公安六條”的主要內容是:(1)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製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衝擊監獄和管制犯人機關、裡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2)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3)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對那些打死人民群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操縱者,要依法懲辦。(4)地、富、反、壞、右等類人員,一律不準外出串聯,不得混入革命群眾組織,更不準自己建立組織。(5)不得利用大民主或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6)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上述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群眾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

1970年的廬山會議後,軍隊高層曾流傳一首唐詩,題為《焚書坑》,作者章碣。其詩云:

竹帛煙銷帝業虛,

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

劉項原來不讀書。

有人反映此詩黃永勝曾在不同場合引用過,謝富治聞之如獲至寶,並向毛澤東報告黃先後與韓先楚、王必成、許世友等人念過此詩事。毛澤東聞之格外警覺,南巡中嚴厲點名黃永勝曰:“我就不相信,黃永勝就能指揮解放軍,解放軍就聽他一個人的?有人說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點死,死了他們好上台啊。”

謝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積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據陳康將軍言,謝富治臨終前,陳康將軍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時謝富治尚認人,見老同志尤激動,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陳康臨別時,謝緊握其手,反覆曰:“我在雲南沒幹壞事啊,我在雲南沒幹壞事啊!”

1972年2月,謝富治因癌症病故。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下半旗誌哀,悼詞中稱謝之死“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8年後,謝富治被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1980年10月,中共中央開除其黨籍,並撤銷《悼詞》,骨灰盒也被移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同舟共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