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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朝鮮出大事 往往是中國出大事的前奏

——朝鮮問題的淵源與終極解決

中國被逼到了牆角,在朝鮮問題上已然成為一個朝鮮不聽話、韓國不買賬、日本不服氣、美國不高興的尷尬角色。目前,史上最大規模的韓美軍演正在進行,朝鮮聲稱將超強硬應對,半島局勢空前緊張。朝鮮一意孤行,不排除鋌而走險,美韓步步緊逼,隨時可能擦槍走火,朝鮮半島出大事的可能性似乎越來越大了。

金正恩讓這位上了年紀的軍官爬上他的背

中朝特殊歷史關係

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中,朝鮮一直與中國保持著“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此處借用李登輝描述兩岸關係語)。以種族血統和文化源流而論,古代的中朝特殊關係或可與近現代的英美特殊關係相類比。自司馬遷在《史記》里設立“朝鮮列傳”——該“列傳”排在匈奴、南越(今廣東、廣西及越南中北部)、東越(今浙東、閩東地區)之後,西南夷(今雲南、貴州及川甘南部)、淮南衡山、大宛(今新疆境內)之前——以來,二十四史均依例為朝鮮立傳,朝鮮是唯一一個在中國正史中擁有如此地位的外國。朝鮮的特殊性在於,它既沒有像匈奴、突厥等強鄰那樣勃然而興又倏然而滅,成為歷史的匆匆過客,也沒有像其他“四夷”那樣因為持續不斷的漢化而最終“內附”,被併入中國版圖,而是一直保持著既在文化上高度中國化、又在政治上基本獨立的形態,以中國歷史的伴隨者、中華文明的參與者、中原政治的追隨者的姿態而持續存在,延續至近代。朝鮮民族與漢民族關係之緊密,朝鮮文化與中華文化淵源之深厚,比中華民族五十五個非漢族成員中的絕大多數都更勝一籌。由於這種悠久的親密關係,以至滿人入關之後,朝鮮儒生士子心理上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認為此後的朝鮮才是“中國”,而中國已成夷狄。

明清兩代,朝鮮都是排名第一的模範藩屬國,中朝關係則是中國天子之治的國際秩序里中國與外國關係的典範。在這種特殊關係中,中國是宗主國、保護國,朝鮮是朝貢國、藩屬國,後者不能享有完整的“獨立主權”,其新王登基需由中國皇帝冊封,建儲、冊妃等宮廷內務要由中國皇帝恩准才有合法性,重大事件、重要政策等“內政”亦需向中國朝廷報告。朝鮮政府內部若有官員出現反華言行,也會被中國皇帝飭諭解職並押解中國受罰。但這種不平等關係的另一面,則是中國對朝鮮的國家安全負有特殊的責任:當朝鮮發生內部叛亂和外敵入侵時,中國都會責無旁貸,挺身相救。明朝萬曆年間日本豐臣秀吉兩次發動侵朝戰爭,半島總人口在七年對日戰爭中損失了六分之五,如無明朝軍隊的大力援助,彼時朝鮮已然滅國,劫後餘生的朝鮮民族恐亦早已被迫同化為大和民族的一部分。而明朝經此一戰,導致國庫空虛,鎮守遼東的遼鎮戰鬥力銳減,努爾哈赤的滿人部落趁機崛起。戰勝日本之後不到五十年,明朝也就滅亡了。

及至近代,中日甲午之戰亦由清政府保衛朝鮮而起,因中國戰敗才使朝鮮失去了靠山(伊藤博文逼迫李鴻章在《馬關條約》中承認朝鮮是“完整無缺的獨立自主國家”),不久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這場戰爭也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甲午戰爭與鴉片戰爭在性質上頗為不同,某種程度上,兩次鴉片戰爭英、法強迫中國答應的“五口通商”、“外使駐京”並非主權意義上的“喪權辱國”,不過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對外開放”而已,而甲午戰敗則直接導致了台灣島被割讓,並激發了日本、沙俄搶奪、瓜分中國遠東和東北領土的狂潮。甲午戰爭僅七年後,大清國也就不復存在了。

第三場眾所周知的中國援朝之戰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政府的“抗美援朝”。這場戰爭拯救了悍然發動戰爭的金日成政權,使得這個膽大妄為的世襲流氓政權存續至今且為禍至今。而中國所得到的報應,則是從此陷入一個地緣政治的陷阱、一個軍事與外交危機的無底洞。中國需要一邊無休無止地援助北朝鮮金家王朝,另一邊窮於應付金家王朝所製造的各種國際事端,至今看不到中國走出這一陷阱的希望。

歷史的經驗似乎表明:朝鮮半島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存在著某種隱秘的關聯。若朝鮮出大事,往往是中國出大事的前奏。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歷史的經驗大概就是所謂“休戚與共”、“唇亡齒寒”的來由吧。

朝鮮問題由來

朝鮮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國,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不僅沒有得到《開羅宣言》所許諾的“自由獨立”,也沒有如雅爾塔會議所設想的那樣由美、蘇、中、英四國共同託管以便產生統一的朝鮮自治政府,反而陰差陽錯被美蘇兩大國以三八線為界實施肢解,從此,南北韓與東西德一樣,成了國際冷戰的前沿陣地。六十七年前的朝鮮戰爭,從冷戰延至當今的所謂“朝鮮問題”,均由此發端。

對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一點不亞於中國人的朝鮮民族來說,日本作孽、朝鮮受罰這種離奇遭遇堪稱奇恥大辱,深深地傷害了“朝鮮人民的感情”。金日成七拼八湊的所謂“主體思想”之所以在北朝鮮具有洗腦功能,在於它以“政治的自主、經濟的自立、國防的自衛”弘揚了民族主義,利用了朝鮮人民由於歷史屈辱所喚醒的民族尊嚴感。

如今冷戰早已結束,柏林牆已成歷史,三八線卻仍然壁壘森嚴。但是,分界線兩邊的政府和人民都知道,半島的政治統一是遲早的事,不是北邊統一南邊,就是南邊統一北邊,因為分裂、分離既不是朝鮮民族的自願,也未必符合東北亞各國和國際社會的長遠利益。如果說在冷戰時代,曾經閃現過北朝鮮統一南韓的一線曙光,那麼在冷戰終結、北朝鮮在世襲性極權主義體制下淪為赤貧如洗的流氓國家、南韓則已建成穩定的民主體制並已步入發達國家行列,半島統一的終極解決方案其實已經沒有任何懸念。金家王朝的所作所為已經表明它的統治無可稱道,不配成為半島統一進程的主導力量,南韓政經體制將是未來半島統一政權的“主體”。這一明眼人一望而知的事實,正是平壤政權窮途末路、焦頭爛額、破罐破摔、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原因所在。

平壤與北京

平壤政權從來就不是北京的傀儡,甚至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張牌。如同前蘇聯的東歐衛星國一樣,北朝鮮是由斯大林一手建立和扶植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斯大林、赫魯曉夫時期,平壤對莫斯科惟命是從,對北京並不買賬,反倒是莫斯科屢屢在中朝爭執中偏袒北京,志願軍入朝作戰也沒有改變金氏政權親蘇疏中的局面。事實上,中朝“鮮血凝成的友誼”自始存疑,朝鮮戰爭從發動、作戰到停戰談判期間,金日成都極不尊重中國的意見,與毛澤東、彭德懷屢起激烈衝突,以至毛曾向赫魯曉夫抱怨“金日成遲早是革命的叛徒”。只是在中蘇交惡之後,毛甘願做冤大頭,朝鮮才又成了中蘇爭相拉攏的香餑餑。

朝鮮在中蘇之間兩面通吃的好日子不長,在中美和解、蘇聯瓦解、韓國經濟起飛並民主化、中韓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中,朝鮮政權風雨飄搖、四面楚歌,逐漸由憤怒、焦慮而至偏執、瘋狂,固執地走上了對內加劇極權恐怖統治、對外頻頻發動武裝挑釁、試圖以核武器為世襲獨裁政權延年益壽的“先軍政治”不歸路。

中韓建交以來,中國與南北朝鮮之間的關係大體上呈現中朝漸冷、中韓漸熱的變化態勢。但是,出於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兩方面的原因,中共政權始終沒有走出金家王朝無論犯多大罪孽還是“同志加兄弟”、韓國無論對華交往多麼密切也是“美國的傀儡”的認知誤區,即使在朝鮮一再觸犯中國利益,一再給中美中韓關係找麻煩的情況下,中共仍然不能下定決心對朝鮮的擁核戰略進行實實在在的反擊和制裁。個中緣由,一是中共不願意看到金家王朝覆滅、朝鮮“社會主義制度”垮台,二是更不願意看到朝鮮半島統一、美國對中國的“遏制”逼近家門口。

“不要命”的擁核戰略

金正日曾經說過,如果朝鮮政權不存在了,這個世界也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這是典型的亡命之徒病態心理。金氏父子放棄中國式改革開放道路,抗拒半島和平統一方案,拒絕“六方會談”多邊外交管道,一門心思實施以核武保政權的戰略,是因為在金氏政權看來,改革開放是找死,和平統一是速死,而擁核自重或許可以不死。某種意義上,平壤也算是“成功”了,正如老北京俗語所說,“軟的怕硬的,硬的怕橫的,橫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在核爆、制裁、再核爆、再制裁的惡性循環之中,金家王朝已充分展現了它“不要命”的架勢,而國際社會拿它無計可施:打又不能打,投鼠忌器;談又沒法談,不可理喻。

但是,形勢比人強,金正恩拒不聽從中共的勸告,在對抗國際社會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已經走到了美國、韓國、日本的容忍極限;韓國毫不理會中國的憤怒,堅持部署薩德反導系統,中國的安全利益和戰略利益受到了來自三八線兩側的擠壓。同時,中國被逼到了牆角,在朝鮮問題上已然成為一個朝鮮不聽話、韓國不買賬、日本不服氣、美國不高興的尷尬角色。目前,史上最大規模的韓美軍演正在進行,朝鮮聲稱將超強硬應對,半島局勢空前緊張。朝鮮一意孤行,不排除鋌而走險,美韓步步緊逼,隨時可能擦槍走火,朝鮮半島出大事的可能性似乎越來越大了。

上月中旬,受中國政府庇護的朝鮮“廢太子”金正男在馬來西亞被毒殺身亡,讓中朝關係雪上加霜。這是金正恩繼弒姑父張成澤之後再次出手清洗“王室成員”中的親中派,此舉讓中國政府保留金氏政權但更換最高統治者的可能預案也泡了湯。除了對北朝鮮經濟上斷供、對韓國進行經濟制裁之外,實際上,北京已經沒有更好的干預半島局勢的選擇了。而斷供可能導致平壤與北京徹底翻臉,抵制樂天、限制遊客入韓等經濟制裁措施也只能惡化中韓感情,對阻止薩德入韓毫無意義。

朝鮮問題終極解決

對於朝核危機,中共的綏靖政策沒意義,“六方會談”沒意義,韓國的“陽光政策”、美國的“棄核換經援”也都沒有什麼意義。金家王朝打定主意要靠核武器保權、保命、保江山,是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說服它放棄核武器的。其實,十多年前就已經一目了然:欲解決朝核危機,非推翻金家王朝不可,只是有關各方誰也不肯率先說破這一結局。

朝核危機遠不是朝鮮問題的全部。二戰導致朝鮮被肢解的歷史錯誤應該被糾正,冷戰在東亞的最後遺存應該被清除,北朝鮮人民極度糟糕的生活水平和人權狀況也應該得到改善。換言之,即使金氏政權不搞核武器,北朝鮮這樣一個個人崇拜盛行、人民生活貧苦、對內窮凶極惡、對外張牙舞爪的世襲流氓國家也理應被國際社會所孤立、所唾棄。一個沒有金氏王朝的自由、民主和統一的朝鮮半島不僅是朝核危機的唯一解決之道,也是朝鮮問題的終極解決方案。

鑒於文化、歷史、地理上的緊密關聯,朝鮮問題的終極解決,中國不可能缺席。但做什麼角色、起什麼作用,是給苦難深重的北朝鮮人民造福,還是繼續給東亞各國和全世界添堵,則視乎中共當權者的決斷。正如中朝關係漫長的歷史經驗所表明的那樣,每一次援朝戰爭總會或多或少改變中國的國運,朝鮮出大事往往是中國出大事的前奏,這一次大概也不會例外。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動向》2017年3月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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