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英國議會大廈前恐襲事件發生後,一名女士在現場幫助傷者
3月22日英國議會大廈前恐襲事件發生後，倫敦警方於次日公布恐襲事件肇事者身份，是出生在英國、現年52歲的卡里德·馬蘇德（Khalid Masood），信奉伊斯蘭教，幾年前因為極端主義暴力活動曾受到英國當局調查。這次事件對英國打擊不小，一是因為這是近年來首次發生於英國本土的恐怖襲擊案；二是恐襲者竟然是出生於英國本土的公民。
歐洲安全威脅來自於外，也生於內
法國《查理周刊》恐襲事件發生後，因為襲擊者就是本土出生的穆二代與穆三代，加上後來的恐襲事件主角的情況也類似，法國只能非常不情願地默認：法國同化穆斯林移民失敗，在法國內部形成了與法國本土文化不相容的平行社會。2016年11月巴黎血案發生之後，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重新審視「文明的衝突」》等一系列文章警告法國：來自法國本土恐怖分子的威脅，比其他國家更大。
其時，反思本土出生的穆斯林二、三代中產生的恐怖分子還未開始，歐洲各國剛開始意識到：混在難民中進入歐洲各國的恐怖分子成為歐洲的安全威脅。據英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2015年9月15日）報導，黎巴嫩教育部長伊利亞·波烏·薩博（Elias Bou Saab）會見英國首相卡梅倫時透露，數千名ISIS極端分子混雜在難民營地里110萬敘利亞難民中，在英國歡迎的2萬名難民中，約有400名ISIS殺手，約每50名難民中就有一名恐怖組織的成員。即使是高調歡迎難民的德國，其媒體也開始擔憂「歐洲面臨移民危機帶來的嚴重安全挑戰」。德國之聲在《難民政策的安全風險》（2016年8月30日）中稱，據聯邦刑事偵查局公布的消息，安全當局掌握了400多條有關難民中混雜伊斯蘭恐怖組織成員或支持者的線索。當局今年8月為此展開了62項調查。伊斯蘭分子對所謂巴爾幹路線進行了研究並加以利用。比如涉嫌於2015年11月13日策劃並製造巴黎襲擊的阿爾及利亞人阿巴伍德（Abdelhamid Abaaoud）等兩名兇手就是經過德國到巴黎的。但現在問題更複雜了，西方國家不得不面對本土出生成長的伊斯蘭恐怖分子。其實，這個問題早就存在，只是現在「房間裡的大象」終於跑出來了。
西方國家那些投奔ISIS與留在本土的聖戰士
維基百科輯錄了媒體搜集的數據，指出ISIS除了眾多原薩達姆·海珊旗下的失業軍人，還有許多來自各國的武裝人員加入，除突尼西亞、沙特阿拉伯、約旦、土耳其、利比亞、摩洛哥、黎巴嫩、印尼等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之外，還有不少來自西方國家的人，例如法國：2000；德國：700；英國：600；俄羅斯：2400；歐洲文明養育的穆斯林二、三代成了聖戰士，意味著西方價值觀在融合這個群體方面的失敗。
2016年6月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發生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槍擊傷亡事件，兇手名為奧馬爾·薩迪奇·馬丁（Omar Seddique Mateen），是1986年出生於美國的阿富汗裔美國人。2015年12月加州聖貝納迪諾槍擊案兇手賽義德·法魯克（Syed Farook）和塔什芬·馬利克（Tashfeen Malik）是一對歸化美國已久、信仰伊斯蘭教的夫婦，男子是任職於政府的公務員。2016年9月中旬紐約及新澤西連環爆炸案的嫌犯艾哈邁德·汗·拉哈米（Ahmad Khan Rahami），也是歸化已久的阿富汗裔伊斯蘭教徒。
雖然這些案件的嫌犯均稱自己與ISIS有關，ISIS大多情況下也承認這些恐怖分子是自己的戰士，但西方國家卻出於政治偷懶，情願將其歸類於「孤狼行動」。德國已經開始難民遣返行動，尤其是在2016年柏林聖誕集市突尼西亞人阿尼斯·阿姆里（Anis Amri）製造恐襲事件之後，德國政府想將像阿姆里這樣的伊斯蘭主義危險分子和在德國犯了罪的突尼西亞人遣返原籍，結果遭致突尼西亞人的反對，1月8日，上千人在突尼西亞市遊行，反對德國遣返參加過聖戰、逃亡到德國和犯了罪的突尼西亞「難民」。示威者用德語打出標語：「安吉拉默克爾，突尼西亞不是德國的垃圾場」。（《突尼西亞人反對極端分子返國》，2017年1月8日）萬般無奈之下，德國只得開始用金錢打開遣返的通道。3月3號，默克爾訪問突尼西亞，付款2.5億歐，跟突尼西亞達成遣返協議，今後必須要離境的突尼西亞人可以用每架最多25人的專機送回去。在此之前，默克爾答應給埃及5億歐元，請埃及接收被遣返的埃及避難被拒者。（《難民交易：默克爾答應突尼西亞2.5億歐元》，2017年3月3日）。
遣返難民還有理由，但本土出生的伊斯蘭恐怖分子卻無處遣返，無論是深受困擾的法國，還是美國都未想過要將本土出生的伊斯蘭恐怖分子遣返至其父母原籍國。不過默克爾總理做事永遠出人意料，據德國之聲3月22日報導，被警方認定在哥廷根策劃恐怖襲擊的兩名男子在法庭敗訴後將被遣送，這兩名恐怖分子分別為阿爾及利亞人和奈及利亞人，都是在德國出生。
房間裡的大象：宗教恐怖極權
由於人們對911恐怖襲擊的認識非常分裂，西方左派（歐巴馬代表的進步派）甚至將伊斯蘭教視為弱勢宗教，因而出現了該教事實上享有宗教特權的趨勢。這一點導致西方主流對ISIS與伊斯蘭教的關係不敢去深入剖析。
在ISIS初起之時，歐洲青年紛紛奔赴ISIS，媒體主流一度認為伊斯蘭主義在歐洲流行的原因是穆斯林青年失業、貧窮、無法融入歐洲主流社會。無論是在《查理周刊》事件還是在11·13巴黎恐襲事件之後，這樣的觀點都是媒體第一反應的主旋律，也很符合西方左派們「壓迫-反抗模式」的核心理論。
我曾在《媒體札記（2）：ISIS的意識形態之魅》一文中詳細介紹過西方相關分析，有心者可以去檢視舊文。文章指出，除了被認定的經濟原因之外，還有從宗教中找原因的。但不少伊斯蘭學者另有解釋：穆斯林宗教主張集體主義，而西方價值觀崇尚個人主義，這種差異，讓歐洲的穆斯林青年二、三代在伊斯蘭主義那裡找到了歸屬感。有人評述說，「他們的驅動力並非所謂宗教狂熱，卻是『虛構的親屬關係』的歸屬感，即享受著兄弟會的照顧情誼，並且期望升入天堂後與戰友繼續保持兄弟關係。」
如今伊斯蘭國作為一個實體，已經快要被剿滅，但是正如《黑暗帝國的死旗：ISIS意識形態研究》一文所說，西方那感人但脆弱的觀點，即「你們有槍，我們有花」，根本無法對付ISIS：「事實上西方錯了，ISIS最恐怖的不是他們的『槍』，而是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ISIS的宣傳能力，是以往任何恐怖組織不能比擬的。即使西方聯軍能在肉體上消滅ISIS，也很難在思想上戰勝黑暗帝國的蠱惑」，「因為實體政權對ISIS來講毫無意義，ISIS的意識形態本來就是超越世俗，超越國家的。……宗教極端意識形態是ISIS的大地，網際網路是ISIS的空氣，政權之於ISIS，就像包裝著遊戲盤的包裝殼，ISIS能夠隨時丟棄，然後在另一個地方重新出頭，再度生根發芽。」
西方社會畢竟還有面對現實的勇者與先覺者。法國當代最負盛名的小說家布萊阿姆·桑賽爾（Boualem Sansal）出版新作《2084：世界的終結》（2084：The End of the World），他本人將這本書視為向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84》的致敬之作。據陶傑在書評仲介紹，作者認為，宗教恐怖主義正在成為新的暴君極權。在中東許多國家，在歐洲出現的許多炸彈襲擊，政治正確的妖風壓制言論自由和常識思考，1984的惡夢，正在以新的形式威脅人類。桑賽爾的小說表達的政治觀點，使他得罪了西方左派知識界和阿拉伯世界當中無數人；也因其說真話而贏得許多支持者。
英國政治家奈傑爾·保羅·法拉奇（Nigel Paul Farage）最近在推特上發表看法：我們沒能阻止極端主義的成長，只因我們過於害怕被稱為「種族主義者」（*Nigel_Farage：We haven't dealt with the growth of extremism because we're too afraid of being called racists.）。
如今，英國倫敦議會前的恐怖事件，在西方國家出生成長並接受西方教育者成為恐怖分子這頭「房間裡的大象」終於跑出來了。那種認為應該對當年殖民後果做出補償因而拒絕正視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左派政治正確觀念，聽起來似乎非常人性，但卻對西方陷入恐怖主義威脅連生命安全都不保的困境毫無幫助。
（本文德文資料由德國網友野罌粟*WilderMohn女士翻譯並核查，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