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象一條江、一條河。有的人如同長江、黃河、雅魯藏布江，奔騰不息流入大海，也有的人如新疆的塔里木河，靜靜地消失在沙漠中。也有的人如同一條小溪，永遠安安靜靜地流動著。
嚴家其，著名政治學學者，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在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六四事件後被通緝，流亡海外。
人生也象江河那樣有轉折。一九四九年，許多人從大陸逃到了台灣，親人分離、家庭破碎，四十年後，輪到我的人生發生大轉折了。這一轉折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這個難忘的日子，就像雅魯藏布江下游的大峽谷那樣，把我從青藏高原帶進了印度、孟加拉國的平坦原野。在這之前，我到過歐美許多國家，當時到國外絲毫沒有感到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與那些有意識、有準備到國外留學或移民的人不同，「偷渡」香港成了我人生的巨大轉折，前後對比是如此強烈，恍如經歷了前後不連接的兩個世紀。我現在還覺得，我經歷了兩個迥然不同人生。在北京，我經歷的是「垂直人生」，而後來是「平面人生」。在北京，我長期生活在公有化的社會，在後來，則一下子就回到了私有制社會中。在北京，我生活圈子是「單位」，完全不知道「人在江湖」是怎麼回事，後來，我體會到了，民運圈子，與所有政治圈子一樣，都是「江湖世界」。
據在廣州接應我們的林道群、李志華兩位朋友說,我們本來要在六月十七日偷渡去香港的，這一天，廣州黃埔港突然出現十六條封鎖線。第二天，也是六月十八日，他們再替我們安排好，至於他們怎麼安排的，我至今一點也不知道。我與妻子高皋、社科院一位年輕同事，一行三人，從廣州出發，前往海邊，準備偷渡香港。我們同行的是兩輛車，前一輛是「探路車」，我們坐後一輛。經過東莞、樟木頭，在一家旅館門前停下，我抬頭一看，門上寫著「閱港旅館」四個大字。我們下車後，進入了另一輛新開來的車，更換了司機。一個多小時後，在澳頭海邊停下。
從廣州到澳頭海邊，大概開了四個小時左右。有一位穿著黃色雨衣的人，手裡拿著一條煙，帶我們三個「偷渡客」步行到海灘，上了一條快艇，當他把那條煙丟向岸上時，沒有人說話，快艇就乘風破浪飛速前進，我們的衣服從外到里全部濕透，海水非常咸，蒙住了眼鏡。一個小時左右，穿黃衣的人與我們三人登上了一個海島。我這時才注意到，黃衣人並沒有駕駛快艇，還有另一名船工是駕駛員。
嚴家祺（左4）曾是趙紫陽（左1）推動政改的助手之一。1987-11在中南海紫光閣。
到荒島上後，黃衣人告訴我荒島上沒有野獸，我就開始四處察看。在沙灘後面，是四、五十公尺高的山丘，陡直而不能攀登。島上樹木茂盛、雜草叢生，有一處有一個山洞，附近有水坑，裡面是淡水。往遠處看去，可以見到幾個小島、燈塔。黃衣人告訴我，荒島叫「□格仔島」，遠處的燈光就是大亞灣核電站工地。
下午七時半，黃衣人與船工開快艇回澳頭，說是拿晚飯給我們。這樣，在大亞灣荒島上，只剩下我們三個「偷渡客」。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正是農曆五月十五日，在寂靜荒島上看月亮，分外明亮。晚上十二時左右，黃衣人和船工又來到荒島上，帶來了盒飯。荒島上十分安靜，突然，一艘船向荒島駛來，我們下意識中感到是警察來了。黃衣人向前跑去，用命令口氣大聲叫對方立即上岸，結果，那艘船掉轉頭來迅速離去。當一切沉寂下來後，漲潮聲愈來愈響，我們就在月光下，坐在沙灘上，面對大海聊天。天色微明，我們三位「偷渡客」登上了一艘大馬力船。前面還有幾艘船探路，我們不時聽到幾艘船之間的電話聯繫的呼叫聲。
在大陸與香港水域分界處，我們所乘的大馬力船與香港方面失去了聯繫，無法接通電話。船停在水面上顛簸不已。當一艘船從遠處駛過時，船工耽心香港水兵會看到我們，要我們平臥在甲板下。甲板下面非常潮濕，而且還有一薄層水。我們遵命平臥著，透過甲板一條很長、很寬的「缺口」，可以看到天空，隨著船隻的晃動，我覺得胃在翻動。後來我從報導中知道，曾經有一艘偷渡船把甲板釘死，沒有那條「缺口」與外界相通，因為「偷渡客」很多，非常擁擠地聚在一起，時間過長，大部分人就會就在甲板下悶死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就在我們偷渡進入香港的當天，海關總署和公安部發布了《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戒的規定》。規定海關工作人員執行緝拿任務時，非開槍不能制止某些走私行為時，可以開槍射擊。規定自發布日起執行。我們偷渡香港，船上沒有武器，也沒有走私貨物，但在海面停留時，船工要求我們三人把隨身帶的全部行李沉到海中，衣服口袋裡不留任何可以證明自己身份的文件紙張和電話號碼。如果我們被捕，就說是隨同朋友到海上玩的。我與高皋迫於無奈，把我們的全部行李沉下海底，另一人則不然，他說他帶著到美國一大學讀學位的文件，絕不能沉下海底，由於他堅持，他的行李沒有沉下海底，平安地帶到香港。
我無法從開車的司機、快艇駕駛員、船工那裡了解到甚麼情況，一路上，他們完全不理睬我們，不關心我們是誰，只是把我們看作「偷渡客」而已。
六月十九日上午八時船在香港靠岸，社科院文學所的蘇煒前來迎接，由法國駐香港副領事開車，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方住了下來。但蘇煒和我們不知道住宅的主人是誰，是在香港的什麼地方。我想與高皋一同到香港街道上看看，住處的人說，你們是「偷渡」來香港的，上街就會被警察查問，就可能被押回大陸。
我們到香港的第二天，出版我書的編輯林道群陪同我們一位老朋友來看我們，還給我帶來了六本書，並送了一千美元。第三天，四通公司老闆萬潤南來看望我們，他是六月六日到香港開會的，原定六月二十四日回北京，但從六月十九日起，北京機場、深圳車站和許多地方都張貼了一份《七人通緝令》，其中有萬潤南和我，還有包遵信、陳一咨、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這樣，他就回不去了。
在住處,有一天，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年人帶著他女友，就像我在電視連續劇中看到的「大佬」一般，來到住處，記得他叫做向先生,聽他談話，我不能肯定、但感到他是偷渡運送過程的重要人物。
我以為到香港就像到廣州一樣，在香港躲避幾個月就可以回北京。我的兒子在北京上高中，為了不讓他中斷學業，因此，我帶著妻子而沒有帶兒子一同逃亡。沒有想到，我們到香港的第四天，六月二十二日，香港《明報》頭版頭條刊出了《喬石李鵬覬覦總書記，楊李力主處死嚴家其》的報導。這一天上午十時，一位中文名叫方文森的法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把我們三位「偷渡客」帶到港英政治處的一個機構。我們被告知，不得在香港再停留下去，因為我們是「非法入境」，必須到其他國家去，法國政府歡迎我們三人去法國。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在港英政治處，當時就照他們的安排，我們三人改了姓名，換上了一身他們要我們穿的衣服。我改名為「朱豐」、高皋改名為「白芳」，另一位社科院同事改名為「史英」，口語稱「阿豐」、「阿芳」、「阿英」。港英政治處的警察將帶著我們三個「假警察」在機場「執勤」，我們每人手裡拿一個「對講機」，做四處巡視的樣子。經過一個單向轉動門、一個鐵門，就到了機場。所謂「執勤」，不過是從港英政治處去機場登機前的一路上，如果有人詢問或要檢查，要求我們擺出的姿態。實際上，一路十分順利，我們並沒有扮演警察，我們三個從中國大陸出來的「偷渡客」，想裝成「警察」，也神氣不起來，只是裝作大搖大擺的樣子而已。
嚴家祺與妻子高皋。
下午七時左右，我們三人在機場等候時，聽到廣播中劉賓雁在香港說，嚴家祺現在在香港，在一安全處，這是比劉賓雁本人安全還要安全的地方。在聽到劉賓雁廣播講話後一個多小時，我們三人乘上了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在印度新德里停留後，飛往巴黎。我的登機證上的名字是Yip Paul，後來我知道，這是法國一位精通中文的外交官的名字，曾任法國駐北京公使。
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想弄清是誰幫助我從廣州「逃亡」到香港的整個過程。去年《前哨》月刊總編輯劉達文出版了《黃雀行動》一書，在談到我「逃亡」的一節，劉達文說：「如今寫黃雀行動，許多過程已支離破碎，許多記憶已被歷史湮滅。嚴家祺的逃亡就是一個謎。」「我也想解開這個謎，也無能為力。」
人生轉折，渡過難關，要有「貴人相助」。我也開始相信命運。我多年來知道，岑建勛、劉千石、朱耀明是六四大逃亡「黃雀行動」的組織者，陳達鉦和他兄弟陳達鉗是前線總指揮。但直接策劃、安排我們三人逃亡還有其人，我知道陪同我們從廣州到海邊的是香港朋友林道群和李志華兩位，感覺到他們另有聯繫，但他們至今還沒有公開自己的身份。二十四年來，沒有人公開談參與救助我們一事。九七前，我沒有去香港。一九九八年，我因參加會議到澳門見過陳達鉦，我從澳門到了香港海關，被拒進入香港，遣返澳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