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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 (圖)

機密檔案中還記載了5月24日馬山縣林墟區興隆公社的「殺父食子」的滅門案。先是大隊負責人、民兵營長覃振興宣布農民黃永勝(父親)「階級鬥爭表現不好」的「罪狀」,造成他的被害,然後「晚上殺子,當天晚上又把未成年的黃少奇(11歲)、黃月明(14歲)押到水庫旁用繩子絞死並剖腹取肝,……當晚參加吃人肝」

廣西農村文革集體殺人的景象(網路圖片)

三.進化和返祖:在人性和獸性之間

在遠古時代,可能因為蛋白質的緊缺和生存的必需,除了食用其他動物,人類也常常食用自己的同類。被中國人引為祖先的、生活於約五十萬年前北京周口店的中國猿人,就曾被西方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推測為史前的“食人者”,因為在他們身邊有“被砸開的頭蓋骨”和“燒烤”同種的“骨頭”。這一類的食人習俗被美籍韓裔學者鄭麒來稱為“求生性食人”行為{37}。但鄭麒來同時又指出,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即便這種“純粹是由於環境所迫而產生的絕望行為,而非預謀”的食人行為,仍不斷受到譴責,甚至包括靠食人而活下來的倖存者的譴責{38}。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明所陶冶出來的人性和只知食慾所需的獸性的區別。

如果說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時期的人吃人現象尚可以歸納為“求生性食人”行為,那麼廣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絕對不屬此類。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出現的“人相食”現象,其動機都比較單純,大都是中國農民在樹皮草根全部啃完的極端絕望的生死線上,一種迫不得已的人性向獸性的返祖沉淪。如果我們把它和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現象做一對比,便不難發現當中有很大不同。除了吃人者(國家機器的代表軍人、武裝民兵等)和被吃者(“黑五類”及其子女、造反派)的鮮明的階級屬性不同外,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出現的“人相食”中,吃的是一切人肉,即為了求生的對蛋白質的需求,而廣西文革中的吃人者吃的是受害人的心、肝和生殖器,因為據說這可以“壯膽、大補”{39}。很明顯,這種吃人絕非饑荒所迫,更像是有意謀殺。

今天的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在研究人類某些返祖的獸行時,常常把原因之一歸結為歷史的“無意識積澱”。就此,鄭麒來指出,相比較其他民族,中國人自古代始,便有比較多的仇恨食人、養生滋補食人等“習得性食人”的風俗{40}。但對廣西文革中的凶手來說,吃人動機並不需要追溯到年代湮遠的史前,因為他們的吃人行為來自有意識的、不遠的革命戰爭記憶。鄭義和當年上林縣“木山慘案”吃人的凶手謝錦文有過一段如下的訪談{41}:

他是當時的革委會主任,後又任大隊支書。……見我只問吃人細節,頓時輕鬆起來,主動談起他光榮的吃人史。謝參加過中共游擊隊。一九四八年,一姦細帶國民黨警察來抓人,他們殺了姦細,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記載:井岡山紅軍亦殺人吃心,尤其是新戰士。緣由與謝錦文一般:壯膽壯身。)……我突發異想,問道:“過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還是這次煮的好吃?”答:“還是烤的好吃,香,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與生理的極端厭惡之外,對這位食人者我還有幾分謝意。感謝他點透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吃人是歷史的繼續。

從謝錦文的回答中倒是透露了一個秘密:對敵人的“剖腹取肝分而食之”原來是一種革命傳統或革命遺風。從前述上思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熟門熟路地參與剖腹取肝,並以和謝錦文同樣的理由(吃了人肝,膽子就大)讓群眾共食以示“共同專政”可以推測,他們在以往的革命戰爭中,完全可能有過和謝相似的殺人食肝的經歷,而文革又給他們製造了另一個行凶機會。鄭義有如下的感嘆{42}:

可以吃姦細的肝自然可吃“二十三種人”的肝,可以吃國民黨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對立派和“走資派”的肝,紅軍、游擊隊可以吃人肝,“革委會”、“貧下中農”、“革命群眾”自然同樣可以吃人肝。只要是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便可!

那麼,廣西的吃人風潮是否可以歸納為“吃人為革命型”,即革命群眾出於對階級敵人的仇恨而吃敵人?其實不然,當我們對一個個案例做進一步分析時,便會發現凶手的暗藏動機絕不是出於純粹的意識形態——“階級鬥爭”的理論。首先,如前所述,在被吃掉的敵人中有不少並不是“四類分子”,而只是“四類分子”的子女。即便按中共紙面上的“階級路線”,也應當反對“血統論”,不能把他們錯誤地劃入到階級敵人的範圍{43}。

其次,被吃者當中有不少既非“四類分子”,又非“四類分子”的子女,有不少還是響噹噹的“紅五類”;吃掉他們不過是因為他們持反韋國清的“四.二二”派的觀點而已。

在這套機密檔案里記載的武宣縣第一起吃人事件發生在1968年5月14日,被害者是兩名“四.二二”派的紅衛兵覃守珍、韋國榮,他們的階級成分並沒有問題,但還是被“打死,爾後割肉挖肝,割完肉後將骨骼掛在會場周圍的樹上”{44}。顯然,凶手的目的是蓄意製造紅色恐怖來鎮壓反對派。再者,凶手對被害者的選擇常常有極大的隨意性,既不按階級性,也不按派性。機密檔案里記載了為數不少的例子,以下是同年5月發生在武宣縣的一例{45}:

5月14日晚,通挽鄉韋昌孟與韋昌干、韋炳瑁等11人惡意通謀,結夥搭伴,把路過花馬村的貴縣石龍區鳳凰鄉祿放村的農民陳國勇拿到通挽鄉進步村山上“天吊窿”,韋昌孟首先用大刀把陳砍死後,韋昌干接著剖腹取心肝,拿回村上煮宵夜吃,分兩桌有20多人參加吃。

從檔案所見,受害者陳國勇僅是一個路過武宣縣鄰縣一般農民,而凶手在施害前也根本不了解他的政治身份和派別所屬。究竟什麼原因為他帶來無妄之災呢?調查表明:“因長得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塊肉。”{46}由此可見,吃人者的動機並不是出於革命理想和信條,而僅僅是因為陳國勇“長得胖”。

機密檔案中還記載了5月24日馬山縣林墟區興隆公社的“殺父食子”的滅門案。先是大隊負責人、民兵營長覃振興宣布農民黃永勝(父親)“階級鬥爭表現不好”的“罪狀”,造成他的被害,然後“晚上殺子,當天晚上又把未成年的黃少奇(11歲)、黃月明(14歲)押到水庫旁用繩子絞死並剖腹取肝,……當晚參加吃人肝”{47}。

這裡值得分析的是:這些凶手為什麼不吃已死的父親的肝,而偏要向兩位未成年的青少年下手?前述上林縣“木山慘案”中鄭建邦的兒子被剖腹食肝,鄭義在採訪中得悉凶手吃青少年心肝的真實動機是:“沒結婚的肝好,壯膽治病。”{48}這一馬山縣的“殺父食子”案,很可能也是出於同樣的動機。這絕非是僅出於階級仇恨的“斬草除根”,而是一種凶殘的暴力行為。

通過這些案例,筆者認為,吃人者的深層動因是功利性的變態私慾:吃活人的心肝可以延年益壽、治病養生。上述謝錦文、王昭騰等的吃人案件已經表露了這種陰暗企圖。

而在眾多的案例里,還不難發見不少純屬個人的報復行為,即一種“吃人為報復型”。1968年9月14日至18日,欽州縣小董公社向陽茶場發生了一起轟動全縣的報復殺人並吃人的事件,被稱為“母雞頂(山名,向陽茶場所在地)事件”。被害者是三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韋尚滿、黃瑞敏、張業宏。

據機密檔案記載,起因是他們揭發了小董公社兼管向陽茶場的工作管委會副主任沈升權侮辱女知青的罪行,沈遂布置那道大隊治保主任何佳章等專案組人員殺害這些知青並剖腹取肝。那些凶手先裝模作樣地開了個“鬥爭會”,群眾剛一離開,便殺害了這些知青。

檔案如此記載:“當晚,黃漢田、周業營等人拿著韋尚滿等人的肝到那道小學廚房煮。熟後,何佳章領著專案組的冼其中、邱桂林等15人到民兵樓共吃人肝、飲酒作樂”,“沈升權在向陽茶場開了殺戒後,茶場青年成了家養的豬狗,任人宰殺。……僅僅5天時間,茶場青年就有7人無辜地被殺死。”{49}

這一惡性案件發生後不久,因群眾反應強烈,主謀沈升權等人曾被拘留,但是1977年11月27日以韋國清為首的廣西省委竟將他“教育釋放”。直到1983年開始的文革“處遺”中,他才再次被逮捕,判刑十二年{50}。

值得注意的是,參與吃人風潮的還遠不止上述的那些凶手,更有成千上萬的普通農民。這些人和被吃者並沒有個人恩怨或財產糾紛,平日也絕非是凶神惡煞之輩,因此很難用簡單的“從眾心理”來做全部的解釋。吃人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噁心的事,這些民眾的參與並不是被人用武器逼迫的,他們也可以選擇不參與。因此,我們需要更深入地解釋這些普通人人性中的惡為什麼被如此怵目驚心地激發出來。

研究突發性群體暴力事件的犯罪心理學告訴我們:這些惡性事件的發生屬於“社會系統在一定環境條件下多種因素綜合作用所產生的複雜性後果”,這些環境和因素包括“場景和導火索”、“核心成員和圍觀群體”、“異常行為和雪崩效應”等等{51}。

說到“核心成員”,上文列舉了國家機器的代表人物(如支左軍人、武裝部長、民兵指揮員、革委會主任等人)在吃人風潮中的具體策劃、組織和親自行凶的“榜樣”作用。此外,他們在“圍觀群體”中散播的人肝可以“壯膽養生”的說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還可以補充的是:往往是這些“核心成員”的上級領導首先製造了“場景和導火索”,使得後來吃人的“異常行為”順理成章地發生,進一步形成“雪崩效應”。

在本文的附錄中,讀者可以看到廣西文革吃人風潮的背景基本上是規模大小不等的群眾性集會:(1)基層鬥爭會和宣判會,常常由公社書記和大隊革委會召開,斗、殺“黑五類”;(2)縣區級的追悼會和游斗會,大都為縣區革委會舉行的上萬人的會議,目的是為本派“烈士”復仇而血祭階級敵人;(3)席捲全省的“刮十二級颱風”、“揪反共救國團”等運動,為省革委會、省軍區直接發動,由地區和縣的“四級幹部會議”層層貫徹。

除了煽動極端的仇恨心理,這些由執政者一手組織的群眾會議起了如下的催發作用:(1)通過革命權威向所有的“圍觀群體”顯示殺戮的正當性,促使“圍觀群體”無思想顧慮地緊跟;(2)製造和編織敵情,煽起群情激昂的斗、殺階級敵人的狂潮,致使“圍觀群體”失去自己的個性思考;(3)通過宣判、侮辱、游斗、毆打被害者把他們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妖魔化和非人化,從而令“圍觀群體”參與施暴時再無道德負擔,因為他們的施虐對象已經不再是“人”。

在這樣的群魔亂舞的場景氛圍下,當“核心人物”的“異常行為”(剖腹剜心取肝)發生時,“圍觀群體”衝破人性的臨界點,出於也想“養生治病長壽”等功利目的,發生非理性的“雪崩效應”就不足為奇了。於是,這些普通人和代表國家機器的執政者和凶手一起製造了這一史無前例的吃人風潮。

研究文革暴力的美國華裔學者喬晞華就人性的變異問題,介紹過西方心理學的三個著名實驗。第一個是1950年代的“阿希從眾實驗”(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它表明由於社會規範和社會信息的影響,人在多數情況下會自然地選擇從眾。第二個是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61年提出的“權力服從實驗”(The Milgram Experiment on Obedience to Authority Figures),它表明當普通人面對違背良知的命令時,人性並不能發揮太大的制約作用,也就是說:人們會選擇聽從命令而不是跟隨良知。第三個是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1971年進行的“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它顯示惡劣的系統和環境所產生的毒害,能夠讓好人輕易地做出有違本性的病態行為{52}。這些實驗或可反映出複雜的人格世界:善和惡之間的界限並不是牢不可破的,邪惡也從來不是暴君和惡棍的專利。

結語

無論在地理範圍還是數量和規模上,廣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都是史無前例的。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惡性事件都是由政權的代表人物策劃和推動的,是有組織的群體暴力。因此,它完全是一種國家機器行為。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群體暴力事件中所顯露的人性的缺陷:人與獸之間沒有絕對不能逾越的界限,而文革在最大程度上激發和釋放了人性中的惡,才使“人”迅速地完成了向“獸”的返祖轉化。只要文革的毒素還瀰漫於中國的公共社會,人吃人的悲劇就有可能再一次重演。

注釋

37、40鄭麒來:《中國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為透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53;5-6。

38鄭麒來:《中國古代的食人》,頁9-10。這裡鄭麒來所說的“環境”是指“發生在個人生死存亡的關頭”,如大規模的饑饉和戰爭中的長期圍困。

39、42、48鄭義:《紅色紀念碑》,頁20;27;28-29。

41鄭義:《紅色紀念碑》,頁27。在國共兩黨的長期內戰中,國民黨軍隊同樣存在著對共產黨俘虜的剖腹取肝而食之的獸行。

43如〈陳伯達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1966年10月24日)中就明確提出:“現在學生接受‘自來紅’、‘自來黑’,劃分‘紅五類’、‘黑五類’的觀點,製造和散布這一觀點的人,是要製造混亂,毒害青年,否認在革命前進中要不斷改造,否認別人能夠改造,自己不願革命,也不準別人革命。不重視階級出身是錯誤的,唯成分論,不重視政治表現也是錯誤的。這些觀點必須批判,離開階級分析去看多數和少數也是錯誤的。”參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4、45中共武宣縣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武宣縣“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87年5月4日),載《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第十八卷。

46晏樂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頁19。

47中共馬山縣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馬山縣“文革”大事記〉(1987年5月),載《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第十六卷。

49、50中共欽州地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欽州地區“文革”大事件〉(1987年10月),載《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第十卷。

51陳鵬、洪衛軍、張萌:〈突發性群體暴力事件的複雜特徵與動態模型研究〉,《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頁95-99。

52喬晞華:《既非一個文革,也非兩個文革——南外紅衛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個案分析》(台北:博客思出版社,2015),頁2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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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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