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19日，在湘鄂西蘇區「肅反」中，原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柳直荀被作為「改組派」槍殺於湖北監利。
柳直荀，湖南長沙人，早年參加新民學會。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長沙「馬日事變」後。曾參與組織數萬農民進攻長沙。當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曾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1930年春，以中共中央軍委和長江局特派員身份到洪湖蘇區，後任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兼紅六軍政委。1931年3月，任紅三軍政治部主任，6月，任中共鄂西北臨時分局特委書記兼湖北省房縣縣委書記。今年3月，任紅八師政委。
在30年代初期，全國各個紅色根據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肅反。贛西南蘇區肅清AB團時，屠殺7萬多紅軍。紅20軍被中央紅軍大部隊包圍聚殲，副排長以上的700多名幹部被集體殺戮。閩西蘇區肅清社會民主黨時殺人如麻，使蘇區的30個區委中，只有一個還能勉強維持工作。鄂豫皖蘇區進行的肅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蘇維埃主席換一任殺一任，一年內換了四、五任。紅25軍原有1萬2千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千人，而紅4軍排以上的幹部基本被殺光。湘鄂西蘇區的肅反使5萬多紅軍減員為4千人，殺得只剩下5個黨員，沒有士兵願意提幹當班長，更不敢入黨。曾中生、鄺繼勛、劉鐵超、肖大鵬、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萬濤、許繼慎、朱勉之、季振同、劉士奇等等，這些軍級以上的高級將領自三十年代初就永遠的從中共黨史上消失了。他們不是死在國民黨的手裡，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說，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高級幹部，遠沒有共產黨自己殺的多。
毛澤東的中央蘇區肅反
據蕭克將軍回憶錄記載，中央蘇區肅反累計屠殺了10萬紅軍。國民黨在中央紅軍長征前多年來消滅的紅軍也沒這麼多。由於被殺的紅軍太多，長征出發前，蘇區五個月緊急「擴紅」8萬人，完不成任務的就殺。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1931到1935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50多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70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70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毛死後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肅反被殺的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199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記載：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其中AB團被害7萬多人、社會民主黨6352人、改組派2萬多人。
時任江西行委書記的李文林，自王佐和袁文才被殺害之後，就成為江西蘇區最大的本地實力派。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有任何影響自己權威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是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人士。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近來贛西南黨內呈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領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沖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2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強調：「改造全部黨的組織，重新建立，不使一個富農反革命分子(AB團)留在黨內團內……嚴厲地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紅軍宣傳大綱語)，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
最先被逮捕的是李文林、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金萬邦、周冕、馬銘、劉萬清、任心達、叢允中等120人。在審訊中不許辯解，只許承認自己是AB團，然後交待其他AB團成員的名字。根據嚴刑之下交待出來一二百人繼續抓人，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贛西南特委僅在特區蘇維埃政府機關就槍殺、逮捕了部長6人，嫌疑犯六七人和25%的工作人員。僅在省行委、省蘇兩機關和政治保衛隊即破獲AB團120餘名。10日夜，李韶九下令槍斃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處決24人，其中有省行委員7名。與此同時，肅反的淫風惡浪襲向主力紅軍。在不到30天內，紅1方面軍有幾十個團長被殺，4400多餘名指戰員被抓(占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據《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記載，被捕的犯人被「雙手吊起來用牛尾竹竿子毒打，用香火或洋油燒身，一批批綁出去殺了」。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有的人被當場折磨致死。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
為了節省子彈，紅軍中通行的處決手段是用大刀、梭標、木棒行刑。有的老同志回憶說，在當時政治保衛局所在地附近河灘上，屍橫遍地，河上腥紅。蕭克回憶：「在肅AB團達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師沒幹什麼別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團，殺了六十人。十幾天後，該師又決定再殺六十多人。軍政治部告訴我們，你們那裡有AB團，並具體指出幾個人……就憑這一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們抓起來了。提審他們時都不承認，一打，一審，他(們)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再打，再審，又供出幾十個。」
富田事變，指的是1930年春天發生在江西蘇區的一次大規模肅反事件。當時因為以毛澤東等外來幹部為主的總前委與以紅20軍領導人為代表的部分本地幹部之間存在矛盾衝突，總前委根據傳聞在紅20軍中進行肅反。由於使用肉刑逼供的辦法，導致被捕者亂咬一氣，遂發生了將紅20軍班排級以上幹部均視為反共的AB團份子，並全部處死的嚴重事件。這場反AB團的肅反鬥爭隨後更擴大到整個蘇區，因此而被害之人據改革開放後中共中央統戰部統計，竟多達7萬人之巨。
紅20軍174團政委劉敵、獨立營的營長張興、政委梁貽和那些不滿大肅反恐怖的紅軍官兵發動了武裝反抗，首先攻打20軍軍部，釋放了被抓的人，然後又包圍了江西省蘇維埃，釋放了所有被關押的所謂AB團分子，然後率領紅20軍離開富田，開到江西贛江以西的永新根據地，以示抗議。
1931年7月中旬，毛澤東又開始秋後算帳，第一個槍斃的就是劉敵，緊接著就把其餘二十多個人都槍斃了。紅20軍副排長以上的700多名軍官奉命到謝家祠堂開會，彭德懷、林彪的部隊立即將祠堂包圍。先是收繳了他們的槍械，然後將這七八百名軍官一個連一個捆綁起來，其中包括紅20軍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不久毛又將這些浴血奮戰過的指戰員全部殺害。僅有兩人倖免於難：一位是172團副官謝象晃，他被認識他的紅1方面軍的軍副官長楊至誠所救;一是排長劉守英，他正逢值日聞迅逃脫。4月中旬，發生了黃陂慘案，20軍殘部1700多人被迫奉命東渡作戰，行至寧都坪頭寨，被中央紅軍大部隊包圍聚殲，這是一場紅軍對紅軍的大屠殺，紅20軍無一生還，紅20軍番號也從此取消。
富田事變後，毛澤東加緊了對所謂AB團分子的刑訊逼供。所有AB團的破獲完全是根據犯人的口供去破獲的，……審犯人的技術，全靠刑審。對犯人普遍採用軟硬兼施的方法：所謂軟，就是用言語騙出犯人口供，……所謂硬的方法，通常著雙手吊起，人向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有所謂炸刑(萬泰)，打地雷公，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勝利縣)……等。就勝利(縣)說，刑法計有一百廿種之多……。在運動中，被審人因經不住酷刑亂供亂咬，使AB團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團不毒辣的，都認為與AB團有關係，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肅反機關則捕風捉影，甚至於公開的說，寧肯殺錯一百，不肯放過一個之謬論，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因之提拔幹部，調動工作，大部份人都是啼啼哭哭，不願意去……，在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被疑為AB團。當時在中央蘇區的鄧小平對此慘劇也有過評論。他說：「我對總前委之反AB團的方式亦覺有超越組織的錯誤，這種方法事實上引起了黨的恐怖現象，同志不敢說話。」
在贛西南蘇區已經發生反AB團激起的富田事變不久，相鄰的閩西蘇區又發動了所謂的肅清社會民主黨的政治運動，在這起大冤案中，有6352人的紅軍官兵、蘇區幹部群眾和黨員被無辜殺害。1931年初，在紅12軍召開的一次紀念會上，因為有人口誤喊錯了口號，林一株為首的肅反委員會逮捕了以團政委林海汀為首的17個人，嚴刑拷打，逼出社會民主黨一案，在紅軍隊伍里抓，在老百姓里抓，用老虎凳來幫助拷打犯人，榨取口供，然後是砍頭、破肚皮來執行死刑。像一年前贛西南抓AB團激起的富田事變一樣，1931年5月，閩西蘇區也激起了多起反抗兵變，也都遭到了新組建的紅12軍的殘酷鎮壓。
肅反委員會甚至把社會民主黨的帽子扣在了閩西蘇維埃主席張鼎丞的頭上，火燒大了，終於被引火燒身，同年9月，自己也被扣上社會民主黨特委書記罪名的林一株終於被槍斃，12月閩西蘇維埃35名原來的執委被肅掉了一半，閩西紅軍元氣大傷，從此再也沒有新的起色。
夏曦的湘鄂西蘇區肅反
湘鄂西蘇區第一次肅反開始於1932年5月，先從地方開始，爾後波及到紅3軍。先是湖北天漢縣委軍事部副部長楊國茂被敵營長張錫侯誣供，夏曦、楊光華即武斷地認為楊國茂是改組派而將其處決。接著進行逼供訊，捕獲了眾多的改組派分子，不到兩個月便「破獲全蘇區的整個反革命組織」。在湘鄂西黨政軍各級負責人中，「9/10是改組派」，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兩人，另一個人值得懷疑。夏曦等人誣陷湘鄂西各級黨組織是「假共產黨之名的反革命團體」，因而先後解散了一批縣委。夏曦還取消湘鄂西特委，特委代理書記周逸群也被秘密殺害。第一次肅反結束後，楊光華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還造謠「周逸群還沒有死，秘密會見過蔣介石等等。」
不久，肅反波及到了紅3軍，被夏曦認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團以上幹部有28人。紅8師的特務隊長因違反紀律，殺雞宰牛吃，在受審訊時承認自己是改組派。翌日，紅8師參謀長胡慎己就被逮捕，隨後被殺。文家墩戰鬥結束後，夏曦殺害了紅3軍參謀長兼紅7師師長孫德清和紅7師政治部主任孫之濤。
第一次肅反被捕殺的各級紅軍幹部和地方幹部達1000餘人，其中師以上幹部27人，都是紅2軍團和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員、湘鄂邊特委書記周小康;省委委員、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視員尉士筠;宜昌特委書記張宗理;湘鄂西蘇維埃工農監察委員會副主席、黨校校長侯蔚文;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劉革非;湘鄂西蘇維埃黨團書記彭之玉;湘鄂西總工會黨團書記張昆弟;紅6軍創始人之一、紅8師師長段玉林等人。
江奇發明了鴨子鳧水、背火背簍等20多種酷刑，不死即殘。湘鄂兩省委巡視員潘家辰被捕以後，右手被打斷，但他至死不承認自己是改組派，並大聲喊叫著要他們拿刀來，剖開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來，看看是黑的還是紅的。後來又連續毒打，以致神智不清，關節全被打斷，最後他只求一死。是年中秋節前一天，與柳直荀、萬濤、段德昌等紅軍將領同時遇害，時年29歲。紅9師政治部主任戴君實在被打昏後指認了名單上的人，他對湘鄂西省委代理宣傳部長莊曉東說：「但願早死，請您為我們昭雪吧」。
賀龍回憶：夏曦白天捉人，夜裡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即使在戰鬥最激烈時依舊搞『火線肅反』。……洪湖的區縣幹部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後有的連隊前後被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即第一次肅反)，僅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1932年8月下旬，夏曦又指揮開始第二次肅反。第二次肅反從湖北京山縣六房咀開始，一直持續到長途行軍結束為止。賀龍回憶：洪湖失敗後，夏曦與紅三軍在大洪山會合，在那裡打圈子時，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間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比如捉樊哲祥、譚友林等，因為他們曾在段德昌的領導機關刻過油印。
在火線肅反中，夏曦首先殺害了紅7師師長王一鳴、紅9軍政治委員朱勉之、湘鄂西軍委分會參謀長唐赤英等人。湘鄂邊教導1師參謀長董朗，被譽為是文武雙全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於當年11月被錯殺於江陵縣沙岡。由於洪湖突圍時蘇區黨政機關基本上沒有帶出來，所以火線肅反的對象全部是艱苦轉戰中的紅3軍指戰員。當時幾乎每個團都有改組派連，把那些受審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關押，行軍時用繩子捆成一串，有時甚至用鐵絲穿在鎖骨上，每個人還要背上比別人更重的負荷，並且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可能。許多人剛從與敵人拼殺的戰場上下來，身上還留有硝煙和傷痕，未經任何審判，也沒有絲毫證據，僅憑一點懷疑，就被當作改組派殺害了。第二次肅反被屠殺的普通戰士和群眾已無法統計，其中僅團營連幹部就有241人。
根據潘妻莊曉東的回憶，曾任紅3軍前委書記兼紅3軍政委的萬濤被捕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群眾以亂棍把萬濤等一批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當眾打死。對於萬濤的被捕，身為紅3軍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滿。夏曦立刻決定把柳直荀抓到政治保衛局監獄裡，局長彭國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所以同情柳直荀，結果連彭國材也被捕殺掉。根據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憶：柳直荀被捕後幾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實已經殘廢了，但還是被亂棍打死，死後屍骨無存，一直沒找到。
當時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一半槍決，另一半則裝入麻袋系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嚇得農民不敢出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變了顏色。洪湖到現在還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第三次肅反是1933年3月發起的。夏曦逮捕了紅6軍軍長段德昌(1949年後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段不但被連續毒打，江奇還故意用鈍刀斬其首，特意延續他的死亡痛苦。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紅3軍獨立師師長王炳南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著砍死的。王的二兒子也被殺害。被打折十指的紅3軍獨立1團政委陳協平則被石頭砸死。第三次肅反株連廣泛，數千紅軍將士被捕被殺。
第四次肅反開始於1933年5、6月間，一直進行到1934年春天。結果，殺掉團以上幹部在內的3000多人。黨中央派毛澤東去調查，結果毛下令又抓殺了2000多人。1933年12月2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宋盤銘在「公審」後被殺害。擔任紅7師師長不到兩個月的葉光吉和紅7師政委盛聯均也被殺害。曾救過夏曦性命的紅8師22團團長賀炳炎(1955年授上將軍銜)被捕的罪名是與一個所謂的改組派一起下過館子，因此被開除出黨，隔離審查。後因賀炳炎任職的團作戰失利，師長盧冬生向夏曦借賀炳炎出來指揮。賀炳炎指揮部隊反擊取得勝利後才得解脫。解放後曾出任江蘇省軍區司令員的劉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槍斃時，被賀龍看見了才救了下來。王尚榮、黃新廷、譚友林、賀彪、楊秀山、谷志標等都是被賀龍從刀下救出的。
夏曦自己身邊4個警衛，被他親手殺了3個。完成了四次大肅反的湘鄂西根據地由原來的人馬5萬多人減員為4千人，殺得只剩下5個黨員。這些數字都只統計了軍隊被殺者，未將地方上的冤魂統計在內。紅3軍的連長和指導員提拔一批就被捕殺一批，一連殺了好幾批。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徑。紅3軍這時的兵力僅相當於兩個團，以紅軍裝備之緊張，竟然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
張國燾指揮的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肅反
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初期，在原4方面軍鄂豫皖總部的駐地湖北麻城灣點修建農場，挖出了張國燾在1932年肅反殺人時的數千具屍骨，在當地的紀念館裡，保存著肅反時被無辜殺掉的村幹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單。一位原來的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被殺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49年以後，在原川陝根據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場，挖出了有大約5千具屍骨的「肉丘墳」，這些都是被張國燾殺害的無辜者。張國燾經常親自審訊，嚴刑拷打、刑訊逼供，張國燾殺人的最主要幫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陳昌浩，其他殘忍的殺手還有高敬亭，戴季英。
張國濤1931年4月進入鄂豫皖蘇區，同年9月就開始殺人。僅1931年的9—11月的兩個月間，當時在他直接指揮下的紅軍指戰員被殺掉十分之一，達到2500多人。但據徐向前的回憶錄說：被殺害的幹部戰士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殺人，達到高潮，紅25軍原有1萬2千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千人。其中，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馬上就殺掉2千5百人。
1931年11月中旬，張國燾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將紅1軍軍長許繼慎(1949後年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衛總局機關的一間房內。同時遇害的還有周維炯(被用亂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經威震敵膽的紅軍傑出將領許繼慎就這樣含冤離開了人間，年僅30歲。他的夫人王望春是12師政治部秘書，當時已懷孕，遭到嚴刑拷打後被抓發砍頭，年僅20歲。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黃埔三期生，原紅12師參謀長)也未能逃脫。
張國燾主持的肅反不僅殺人過多，且刑訊逼供也是非常殘酷的。楊克武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說：「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認是反革命，還要你說和你說話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倆在一起說過話，我給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認了自己是反革命，這還不饒，非要說你也是反革命組織的人，這樣又把你抓去，如法炮製，株連一些人，然後一一給殺害了。戰士們年輕，愛玩，走路揀石子打著玩，看到了，這叫「石頭隊」。那時生活艱苦，戰士們打地主的東西，在一起吃一頓飽飯，說這是「吃喝委員會」。仗沒打好，說是對反革命手軟。從團長到馬夫、火夫都說不好，也都不得了。總之，無奇不有，隨便安個名堂都可以殺人。」
政治保衛局在審理案件時只重口供，不重證據，更沒有調查研究。為了急於得到口供，對所謂「犯人」動用各種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亂招亂供，造成株連一片的惡果。據記載：「中共六安縣委，除兩個炊事員外，從縣委書記到一般幹部，全部被殺;中共霍丘縣委機關幹部也全遭屠戮;赤南縣蘇維埃政府的幹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殺四十五人;英山縣蘇維埃十一個委員，有十人被殺害;紅安獨立師，在一個晚上殺了二百多人;六安獨立團有二百餘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紅山警衛團第八連從戰士到連長一百餘人一次被殺光;白雀園區赤衛軍團長彭開堯被殺，三個營長兩個被殺，九個連長有七個死於張國燾手下。」
張國燾在主持肅反的同時，還發動了鄂豫皖根據地各級黨政機關、地方武裝和群眾團體的肅反運動。政治保衛局手握肅反大權，橫行鄉里，為所欲為，使地方肅反發生了濫殺亂打的嚴重問題，幾乎達到了縣縣肅反、區區肅反、鄉鄉肅反、村村肅反的程度。仙居區的幹部全部抓了起來，進行公審，當場殺了兩個。並且捉了11個鄉的幹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沒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據《紅安革命鬥爭史》記載：「三月八日，保衛局奉命在禹王城召開群眾大會，將徐德聰等六十三名幹部群眾扣上『改組派』的罪名，一次殺害。」
僅河南白雀園一地，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就有2500多紅軍官兵慘遭殺害。張競回憶：白雀園大肅反，主要是殺軍隊幹部。白雀園河灣、磚橋、新集是殺人地點，在白雀園大河灣里殺人殺不及，用機槍掃射。1932年農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開。紅軍總醫院分出一個分院到里羅城，不久又分出一個分院到城東何店。一個醫生、八個護士，殺了七個，我因年紀小和李院長愛人沒殺，但我陪了兩次綁。謝醫生(東北人，是國民黨軍醫轉投過來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醫生，到何店來，當天晚上就殺了。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從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殺害的紅4軍中的高級幹部就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軍分會主席姜鏡堂、秘書長陳翰香、紅1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紅4軍10師副師長程紹山、鄂豫皖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紅4軍參謀主任范陀、第11師師長周維炯、紅1軍軍長許繼慎、第12師政委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副師長程紹山、參謀長潘皈佛、第28團副團長丁超、政治委員羅炳剛、第29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30團團長高建鬥、政治委員封俊、第32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33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委袁皋甫、第34團政委吳荊赤、第35團團長王明、紅12師參謀長兼紅36團團長魏孟賢、第38團政委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人相繼被害。僅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烈士名錄》內，所載的團以上幹部由於受肅反擴大化之害而犧牲者就有75人(此處不包括張國燾後來在川陝蘇區和長征途中所殺害的團以上幹部)。紅30團一個團，被殺的就有500多人。張國燾當時在會上公開宣稱：「就是有一萬二萬也不奇怪。」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張國燾掀起的肅反狂潮之中，根據地的早期著名領導人也未能倖免，這其中有原中共鄂東北特委書記徐朋人，紅4軍政治部秘書長王秀松，紅11師政治部主任曹學楷，紅四軍警衛團長戴克敏，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舒傳賢，紅10師師長陳奇，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文教委員會主席陳定侯，麻城縣武裝總指揮王宏學，鄂豫邊特委委員鄭新民，六安縣指揮長毛正初，麻城縣委書記雷紹全，中共皖西北特委書記、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方英。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紅四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足足肅掉了六分之一!之後，繼續擴大肅反，並在轉戰中又殺害了很多的高級將領。1933年6月，紅25軍第一任軍長鄺繼勛被張國燾秘密殺害於四川通江縣洪口場(用繩子勒死)，時年36歲。1935年，政治保衛局審訊科長胡底在紅軍長征途中慘遭殺害，年僅30歲。1933年春紅4方面軍總經理部主任余篤三受誣陷，被殺害於四川省通江縣洪口場。紅4軍軍長曾中生(1949年後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因為在紅軍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開的殺。1935年8月長征途中被秘密殺害於卓克基的密林中(也是用繩子勒死)，時年35歲。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在張國燾所謂「發現一萬二萬改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邏輯下，給黨、蘇維埃、紅軍、根據地造成了難以估量的重大損失。對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讚賞，並將鄂豫皖的所謂肅反經驗加以肯定和推廣，使之對其他革命根據地也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