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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劉少奇奪權 周恩來報了30年的仇

——司馬璐:我對劉少奇的印象 延安整風從「毛周聯盟」到「毛劉聯盟」

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派劉派互揭瘡疤,周派抓住「六十一個叛徒事件」打劉,其時劉少奇還沒有完全被打倒,他和另一個當事人張聞天,聯名要求周恩來複查檔案,周未答覆。原件呈毛,毛批確是反革命事件。於是周恩來下令將安子文、薄一波等人逮捕。其後,「劉少奇項目組」(專案組——轉注)、「六十一個叛徒集團項目組」,兩個項目組的組長皆為周恩來。毛澤東開始「提劉壓周」是1936年,文革開始於1966年,周恩來總算等了30年報了仇,其實周劉都是毛澤東的工具。

圖:司馬璐近照(曾慧燕攝)

司馬璐,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到延安。後因遭到政治迫害,離開延安,1941年被開除出黨。後一直從事自由、民主活動。司馬璐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詞典”,他在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中,對於中共開國元勛劉少奇在延安整風時期的言行有詳細記載。在這部分章節中,司馬璐認為,早在1943年,“毛(澤東)劉(少奇)體制”就已建立,毛成為至高無上的“君主”,劉取代周恩來成為中共中央的“大管家”。劉少奇也是延安整風毛以外最大的贏家。以下為相關章節全文摘錄。

周恩來報了30年的仇

1945年中共七大時,陳賡代表周恩來反對薄一波當候補中央委員,結果毛澤東把薄一波提為中央委員。劉少奇派另一名大將彭真,在審查參加代表的資格時,也故意對周恩來的黨齡提出疑問,結果被毛澤東宣布擱置討論。

劉少奇在七大中升為中共第二號人物。七大當選的中央委員中,周恩來得票的名次落在全部四十四名委員的二十三位。毛澤東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央書記處主管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為書記。

1964年3月22日,蘇聯“紅星報”有一篇文章說,劉少奇一貫反蘇,可能與他每次講話必罵王明有關。

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派劉派互揭瘡疤,周派抓住“六十一個叛徒事件”打劉,其時劉少奇還沒有完全被打倒,他和另一個當事人張聞天,聯名要求周恩來複查檔案,周未答覆。原件呈毛,毛批確是反革命事件。於是周恩來下令將安子文、薄一波等人逮捕。其後,“劉少奇項目組”(專案組——轉注)、“六十一個叛徒集團項目組”,兩個項目組的組長皆為周恩來。毛澤東開始“提劉壓周”是1936年,文革開始於1966年,周恩來總算等了30年報了仇,其實周劉都是毛澤東的工具。

1938年9月,中共中央舉行六屆六中全會,開始清算王明,會前攝有這張照片。毛澤東特意讓王明坐在正中的主位,他與康生則站在後排兩邊。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

在延安時,劉少奇當時是中央幹部教育部長,常對我們作政治講話。不過我一向不喜歡聽劉少奇的講話。他總是沉著臉,腔調不男不女,陰陽怪氣,講的內容也很沉悶,死板的教條極多,好象他一身全是“黨性”。“文革”期間,我在香港出版過《劉少奇語錄》和《劉少奇選集》,中外報刊居然把我當作“劉少奇派”。當時中共清算劉少奇,我認為應該客觀地公正地介紹劉少奇的思想與觀點。

抱朴談劉少奇

我在香港辦《展望》雜誌時,有位作者秦滌清常為我們寫稿,他的文章都是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後來我到紐約,見到彭昭賢,他說,“你有一位老朋友叫抱撲的,急於想見你。”接著彭打了電話,抱朴來了,一談之下,抱朴就是秦滌清,秦滌清是他的本名,早年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到中國時當翻譯的楊明齋在上海辦過俄文專科學校,秦滌清是該校的學生,後來他與劉少奇等同去俄國,是中共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留俄學生。

我問秦滌清一個問題,我知道你是最早去蘇聯的,又是最早與共產黨決絕回國,為什麼呢?

秦先生說,他在莫斯科時,最受不了的是日以繼夜的批鬥會,他當時和劉少奇住在一個房間,劉忙於開會,秦則幫他做飯。當時他們就讀的是中山大學。中大表面上是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合辦的,實際上完全由蘇共操控。劉少奇總是批評我學習不積極,當時蘇共還顧及維持國共合作關係,我提出退學,他們就讓我回國了。當他把回國的決定告訴劉少奇時,劉驚問:“你有沒有向組織反映?”秦答:“我不是共產黨員,不需要組織決定。”

秦滌清對我說:當年,中國的留俄同學受蘇聯黨爭的影向,互相鬥得很利害。在共產黨內部,許多領導人的上升,都是踏著別的同志的肩膀,先把別人打倒甚至踏著血跡而獲得的。劉少奇就是踩著王明和周恩來爬上去的。

我問秦:“王明和劉少奇,這兩個人有什麼不同?”

秦答:“王明浮躁,劉少奇深沉,兩個人的性格不同。”

1937年,劉少奇回延安

從“毛周聯盟”到“毛劉聯盟”

劉少奇回國後,主要從事職工運動和地下工作,他和周恩來之間,經常發生磨擦,劉指周太左,周指劉太右。

秦說:“其實兩個人都緊跟共產國際,沒有什麼自己的思想的。不過,劉這個人跟得很笨。上海人形容不會跳舞的叫‘拉黃包車’,被善於跳舞的拖著走,劉就是這個樣子的。周呢,左腿來右腿去,右腿來左腿去,他跳舞如此,政治戲法也如此,劉就遠遠不及周了。”

在中共黨內的地位上,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是在五大才當選中央委員的。他們早期與爭奪北方局的控制有過鬥爭。中共六大後,1928年12月,北方局稱為順直省委,韓連會為書記,劉少奇為組織部長,陳潭秋為宣傳部長,周恩來當時是中共中央的實際當權者,認為劉少奇工作不力,將他撤職,改派張慕陶為組織部長。這個張躲陶後來在陝北的中共黨內鬥爭中擔任了重要角色,我將在第三篇第九章“陝北黨爭秘史”中寫到他。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後,周恩來仍然是黨中央實際工作的主持者;劉少奇主持職工運動,他上書中央,認為中央的職工路線太左,曾被周恩來扣上右傾帽子。1932年3月,臨時中央又撤消劉少奇對職工部和全總的領導職務。1932年底,劉少奇到達江西蘇區,重任全國總工會委員長。1934年10月,隨紅軍到達陝北,這時張國燾的敗局已定,毛澤東的矛頭轉對周恩來,大力支持劉少奇,因此新的“毛劉聯盟”逐漸代替過去的“毛周聯盟”。後來王明回國,又形成新的“王周軸心”。中共黨史高潮迭起,好戲連台,值得看的。

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講演,圖為劉在楊家嶺窯洞寫講演稿

劉少奇重建北方局

1935年12月中共舉行瓦窯堡會議,劉少奇被派到華北重整北方局。劉少奇到達天津,才知道北方局只剩下寥寥幾個人,其中包括我後來在延安認識的高文華、柯慶施等。他們商量的結果,認為當時華北抗日情緒高漲,必須爭取領導學生抗日運動。但當時絕大多數中共的領導幹部,都被關在國民黨的監獄。

據王光美回憶:“1936年初,少奇到華北時整個北方局能夠聯繫到的黨員不過三十人左右,……通過他正確積極的領導,黨組織和左派愛國團體迅速發展起來,……需要說明的是,少奇是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挺身赴險。”

當時,北方局的組織部長柯慶施向劉少奇提出,要展開北方局工作,必須要使關在國民黨監獄的幹部爭取出獄;當時國民黨堅持,共產黨員出獄必須要辦一個“自首”的手續。劉少奇明白,這種“自首”就是公開宣布反共的意思。當即表示可以辦假“自首”,等我們的同志出獄了,不是一樣可以為黨工作嗎?但茲事體大,必須請示黨中央。因此,劉少奇向延安正式提出此一意見。中共中央書記張聞天在獲得毛澤東的同意後,正式批准。當時劉少奇發出一個指示說:“華北形勢危急,……共產黨員不要再蹲在監獄裡搞鬥爭了,應爭取出獄,迎接抗戰局勢,不過出獄時要履行一個手續,就是要在指定的報紙上登反共啟事,但這實際上只是一個形式。”根據上述指示,1936年有大批在獄的共產黨員公開在報紙上刊登脫黨或反黨聲明。

1936年6月,劉少奇告訴柯慶施,中央已經批准。

並指示柯慶施、徐冰等共同處理共產黨員假自首爭取出獄的案件。劉少奇指示,假自首罵共產黨,怎麼罵都可以,將來為黨繼續工作,中央不會追究的。於是,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安子文、薄一波、楊獻珍等都在表態後,相繼擔任領導工作。這就是後日文革時期“六十一個叛徒案”的來源。就當時而言,劉少奇的這項工作對黨的貢獻很大。這時由上海臨時中央撤退的王世英也輾轉到了天津,成為北方局的主要幹部。王世英和楊帆,後來都向中共中央提出過因為他們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間熟悉江青的私生活,認為毛澤東不適宜和江青結婚,這兩個人都曾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過,後來都先後遭到江青報復。

1937年春,劉少奇從平津回到延安,給中央四封長信,檢討白區工作過去太左,領導錯誤,需要徹底轉變。5月17日,延安舉行白區黨的代表會議,劉少奇的“萬言書”在會上散發。劉少奇又在會上作“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劉的觀點又被認為有針對性,因為過去中共的地下工作,主要是由周恩來領導的。在這次會上,劉周兩派對罵,場面火爆。起初毛澤東沒有表態,後來董必武報告,據許多老同志向中央的反映,過去白區工作過左,使黨的力量受到嚴重損失確是事實,董的報告並沒有針對誰,在會上被認為實事求是就事論事的,被認為公正,受到肯定,繼之毛澤東作出總結說,劉少奇的意見是正確的。

 

劉少奇白區工作的轉變,確有大收穫。比如薄一波,他是山西人,是國民黨軍閥閻錫山的同鄉。閻錫山對薄一波的才能很有印象,薄的自首,閻錫山信以為真,抗戰開始後,對薄委以重任,由他組織“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後發展為“新軍”,最後“新軍”併入八路軍,使國共在華北的力量對比大大改觀。在南方,劉少奇的勢力伸展到中原局、華中局,並直接掌握了新四軍。周恩來與劉少奇兩人之間,無論對白區工作,還是對軍隊工作的影響力,都是周消劉長,發生根本的變化。

1937年底,我到延安時,劉少奇已經是大人物了,當時我聽中央的政治報告,除毛澤東以外,記得劉少奇作的報告最多。中共重要幹部調動工作也經由劉少奇談話。王明回國後,武漢長江局隱然成為“第二中央”。毛澤東壓制王明、周恩來,劉少奇在延安所扮演的角色,不斷上升。

1939年8月,劉少奇與即將赴蘇聯治療的周恩來合影

劉少奇為兩個口號作總結

30年代,在左翼文藝圈裡,以周揚、徐懋庸為代表的“國防文學”,和以魯迅為代表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論爭相當轟動。中共尊魯迅為“大師”,魯迅罵周揚為流氓,而周揚又是左聯的負責人,我們當年的左傾文藝青年,對於當時這場爭論相當迷惑,其後才逐漸理解,兩個口號之爭的背後,也是一場黨內鬥爭。周揚30年代是上海左聯的風雲人物,當年代表中共在上海主管文化的、社會科學的是胡喬木,文藝影劇的是周揚。周揚主管的部分,當時控制了上海許多大報的副刊,電影公司的編導部門,聲勢很大。周揚屬王明、周恩來一派,在當時來說,是中共的主流派。

不久,馮雪峰從陝北到了上海,上海左翼文藝界的領導發生變化。

馮雪峰是參加過長征的著名作家,在離開延安時,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指示他要好好利用魯迅這面旗幟,因此馮到上海後直接掌握魯迅,甚至封鎖魯迅與周揚的聯繫。周揚等人提出的“國防文學”當時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一致的,魯迅和馮雪峰都比較左,當時認為國共合作抗日是投降主義,“國防文學”也是投降主義的口號,因此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相對抗。

試想,我們當年那些左傾文藝青年,怎麼可能理解到這兩個文藝口號論戰的背後是一場黨內文化領導的權力鬥爭。

1938年10月19日,我在延安參加邊區文協舉行的“魯迅逝世兩周年紀念晚會”,由詩人柯仲平主持,劉少奇作報告。劉少奇的講話,就我記憶所及,他對“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論戰作出以下結論:“國防文學”是現階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中國革命進一步提高和深化的口號;“國防文學”是中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現階段的戰鬥任務,“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眾”是中國的革命文藝工作者未來的戰鬥任務。這兩個口號沒有根本的矛盾。他講話時把這個意思重複了許多次。後來我見到一份中央文件,吳亮平代表中宣部傳達中共中央對上述兩個口號所作的結論,與我所聽的劉少奇的講話內容完全相同。可見當年劉少奇代表中共政策講話的份量和權威。但是,1942年5月,延安整風開始,毛澤東公開指出“國防文學”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周揚這個被稱為中共“文藝總管”不斷受到批評。

1941年,劉少奇在華中局黨校作講演

劉少奇的黨的工具論

在我聽過的很多劉少奇的講話,其中包括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的這個講話,後來出現許多種不同版本,每個版本內容都有一些修改。這個講話成為“延安整風”的主要文件之一。

很多劉少奇的講話都是衝著王明、周恩來的,對王明是點名的,對周恩來是不點名的。

我在莫斯科時,一位王明身邊的陳女士對我說,劉少奇曾屢次警告王明,說:“你千萬不可冒犯毛澤東同志。”王明說:“我們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是很正常的嗎?”劉少奇說:“中國國情不同,批評毛澤東同志就是犯上!”王明說:“黨章上有這一條嗎?”劉少奇說:“毛澤東成為黨的領袖,中國革命的領袖,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形成的,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的領袖權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說:“你這麼說,毛澤東同志豈不是成‘皇帝。”劉少奇說:“是的,你說得一點都沒有錯,毛澤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國革命的皇帝。”

劉少奇在別的講話中,一再強調他的“工具論”,他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除了當黨的工具以外,沒有別的選擇。

劉少奇又在另一次講話中說:“我們的黨,想當領袖的人,偏偏他當不了領袖;一個共產黨員,勤勤懇懇不計個人得失利害為黨工作,會自然地獲得黨內同志的支持與擁護……”劉少奇的話,當然是衝著王明的。

1940年5月,王明在“毛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作“學習毛澤東”的講話。

本來這是王明表態擁毛的。不久,劉少奇就說王明“學習毛澤東”是假的。在這同時,王明將他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再版,劉少奇在這本王明的書上寫道:“這本罪惡的小冊子記載著罪惡的黨內鬥爭。”

劉少奇的講話中,其中有一段他的典型的“工具論”,劉少奇說:“斯大林同志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布爾什維克應該到一切最困難、最艱苦、最危險的崗位上去工作。一個共產黨員,在入黨以後,就象木料一樣的交給黨,黨今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黨明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當黨需要建築大廈的時候,你也可以變成棟樑;但是,如果黨需要造一個馬桶,那麼你也得嘗嘗臭氣……”

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時,毛澤東又要王明在會上表態。王明就說:“在毛主席的旗幟下”我願意做‘黨的工具’。劉少奇接上去說:“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幟下是掩護,是有毒的。”於是,王明又接上去說:“我願意做個驢子,慢慢走,跟著毛主席走,可以嗎?”劉少奇說:“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條件的”。

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時對掏糞工人時傳祥說:“你掏大糞是為人民服務,我當國家主席也是為人民服務,我們都一樣為人民服務。”這話的意思除了黨的“工具論”,還加上政客的偽善。

1943年,劉少奇在延安

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公開整的是王明,實際上整的是周恩來。開始時劉少奇不在延安,毛澤東用十二道金牌把劉少奇召回延安挂帥。

延安整風,具體的執行者是劉少奇與康生。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為中央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黨校校長。這次會議還通過,中央會議的召集不定時,由主席決定;中央會議的決議,由主席同意才生效。這次會議還決定成立中央組織委員會,處理主席交辦的日常事務。組織委員會的成員有:劉少奇、王稼祥、康生、陳雲、張聞天、鄧發、楊尚昆、任弼時等八人,劉少奇為組織委員會書記,直到1944年5月,才補進了周恩來、朱德二人。由此可見,早在1943年,“毛(澤東)劉(少奇)體制”就已建立,毛成為至高無上的“君主”,劉取代周恩來成為中共中央的“大管家”。劉少奇也是延安整風毛以下最大的贏家。

延安整風中,柯慶施受到衝擊。柯早年是留俄的,而且受共產國際重用過,後來回國在周恩來安排下擔任北方局組織部長。延安整風時,康生責問柯慶施:“北方局被國民黨破壞時,幾乎所有的同志都被逮捕,你哪裡去了?”事實上,當時柯慶施去了綏遠,在馮玉祥、方振武領導下的“反帝同盟軍”做兵運工作,後來回到北京,又在劉少奇領導下的北方局,執行共產黨員假反共假自首爭取出獄中立了功。在延安整風中,康生要搞他,劉少奇保了他,中共建政後,柯擁毛最力,毛也最欣賞他,柯和康生在蘇聯時就是死敵,柯死在1965年,否則第二年文革開始,柯慶施與康生誰死在誰的手裡,就不知道了。

1945年5月,中共七大期間在會議休息室合影,左起:朱德、毛澤東、劉少奇、聶榮臻、林彪

周恩來報了30年的仇

1945年中共七大時,陳賡代表周恩來反對薄一波當候補中央委員,結果毛澤東把薄一波提為中央委員。劉少奇派另一名大將彭真,在審查參加代表的資格時,也故意對周恩來的黨齡提出疑問,結果被毛澤東宣布擱置討論。

劉少奇在七大中升為中共第二號人物。七大當選的中央委員中,周恩來得票的名次落在全部四十四名委員的二十三位。毛澤東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央書記處主管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為書記。

1964年3月22日,蘇聯“紅星報”有一篇文章說,劉少奇一貫反蘇,可能與他每次講話必罵王明有關。

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派劉派互揭瘡疤,周派抓住“六十一個叛徒事件”打劉,其時劉少奇還沒有完全被打倒,他和另一個當事人張聞天,聯名要求周恩來複查檔案,周未答覆。原件呈毛,毛批確是反革命事件。於是周恩來下令將安子文、薄一波等人逮捕。其後,“劉少奇項目組”(專案組——轉注)、“六十一個叛徒集團項目組”,兩個項目組的組長皆為周恩來。毛澤東開始“提劉壓周”是1936年,文革開始於1966年,周恩來總算等了30年報了仇,其實周劉都是毛澤東的工具。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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