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憲鈞講：「她手頭上經常拿個小本子，記下主席的、汪東興的、這個副總理的、那個副總理的什麼話。鬥她吧，讓她說，她說什麼事是誰說的，什麼事又是誰說的，你怎麼給她判？這就違反客觀性。」
1960年謝靜宜在杭州汪莊與毛澤東合影（圖源：《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
「文革」期間的1970年7月，教育部以及所屬的機構撤銷並成立國務院科教組，接管原教育部和國家科委的工作。原8341部隊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清華大學工宣隊負責人遲群成為科教組的主要領導成員。1971年下半年，遲群被提升為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同時又是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還成為「梁效」寫作小組主要負責人之一。
遲群與兩場文字風波
「文革」期間的「批林批孔運動」。1973年7月，毛澤東把批林和批孔聯繫起來，江青等接過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口號，提出開展所謂的「批林批孔」運動。
「文革」紅人遲群
「文革」期間的1970年7月，教育部以及所屬的機構撤銷並成立國務院科教組，接管原教育部和國家科委的工作。原8341部隊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清華大學工宣隊負責人遲群成為科教組的主要領導成員。1971年下半年，遲群被提升為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同時又是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還成為「梁效」寫作小組主要負責人之一。
軍人出身的遲群，幾年間飛黃騰達，連升三級，成為權傾一時，炙手可熱的「文革」紅人。遲群本人的文化素質並不高，可在1973年底，他卻和謝靜宜一起，在國務院科教組導演過一出「考教授」的惡作劇。用突然襲擊的辦法，出了一些偏題、怪題來考一些大學教授們，而這些教授們大都年事已高，加上學有專業，即便是本學科過去掌握的知識，有些細節也難免遺忘，所以讓這些教授們大「出洋相」、「鬧出笑話」，並且瘋傳全國上下。然後，「四人幫」又藉機推出了教育革命戰線的「白卷英雄」張鐵生。實話實說，遲群這個人還是有點歪才的。據原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副書記、清華大學總務長惠憲鈞回憶：遲群這個人還是有些能力的，在大會上講話，好多時候不用稿子；他寫字模仿主席的字體，還模仿得特像。毛主席派他到清華來的，在那種環境下，他太狂，太驕傲，把握不住自己，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批林批了毛主席」
據當年在國務院科教組負責編寫簡報的劉武生回憶，1972年冬，他曾編寫過一期科教組機關的學習簡報，內容主要是批判林彪散布的「政權決定論」而否定路線的決定作用。簡報摘用了《林彪語錄》中「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了一切」的原話。為了慎重起見，劉武生還請了一位軍代表幫助核對過這份簡報。但這份簡報上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後，有人看了後就向遲群告狀，說這句話在人民日報社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語錄本里也有。遲群聽到後，立即從清華大學乘專車來到科教組，氣勢洶洶地質問劉武生：批林，怎麼把毛主席也批了？！你要檢討！這期簡報我也看過，也是我簽發的，但是我不能當你的秘書去核對！遲群還勒令：一是把這期簡報連夜收回，刪去這句話，另外再印新簡報來替換；二是劉武生必須認真檢查，徹底交待，為什麼批林彪還批了毛主席？！
等到遲群訓斥完畢，劉武生連夜趕到國務院印刷廠，重新印製經刪改過的簡報並上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同時附上給秘書的說明：「上次報送的簡報有誤，請退回，換上重新送上的簡報。謝謝！」
事情發生後，作為責任人的劉武生心情十分沉重，也無法按照遲群的要求去做檢查，因為遲群說他「批林批了毛主席」，是壓根兒沒有的事情，於是決心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
他先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總編室，詢問《毛澤東思想萬歲》中關於這句話的出處。得到的回答是，這句話出自《青海省成立革命委員會給毛主席的致敬電》，裡面把「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這句話都排成了黑體字，成了最高指示，但前一句話是毛主席說的，後一句話是林彪說的。後來在編這本語錄本時，就把引號里的話全都收錄進去了，所以才造成了這場「天大的誤會」。
劉武生把他所了解的這些真實情況向遲群做了匯報，但遲群既不收回他所講的「批林還批了毛主席」這句話，也不表態這期簡報到底有沒有政治問題，反而繼續施加政治壓力，後來在一次會議上還提出：讓劉武生滾回他的原單位北大去！
加寫「適當」二字引起的風波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之後，「四人幫」又開始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此間，劉武生又為科教組起草一期學習簡報，主要強調要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十大精神，「批判林彪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罪行，結合批判孔老二的反動思想」。起草完畢，經由辦公室負責人審閱修改後，報送另一位科教組領導李琦審定。為了突出貫徹黨的十大精神，李琦在「結合批判孔老二的反動思想」前面，加上了「適當」兩個字。最後由遲群簽發上報。沒想到謝靜宜看到這期簡報後，打來電話到科教組值班室質問：「你們這期簡報說『適當結合批判孔老二的反動思想』。批林批孔運動剛剛興起，有什麼不適當的？！你們想幹什麼？！」劉武生聞訊後馬上找來簡報送審稿來查看，發現原來是李琦在送審稿上用紅鉛筆加寫了「適當」二字。
按照今天的常理，誰簽字誰負責，可遲群簽發簡報是從來不負責的。第二天，遲群依舊神氣十足地來到科教組，召開全體人員大會，批判加寫「適當」二字的李琦和簡報組同志。到了1974年初，由於江青和遲群、謝靜宜在首都體育場召開的批林批孔大會上的胡作非為，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和制止，科教組的這次因為「適當」二字所掀起的一場風波，才沒有再繼續追查和批判下去。
從發生在國務院科教組兩次文字風波來看，深文周納，無限上綱，是那個荒唐年月的一個時代特點，而遲群又是一個辦事武斷，又不想承擔任何責任同時還要尋找機會興風作浪的人。到了1975年8月，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通過鄧小平上書毛澤東，狀告遲群和謝靜宜二人橫行霸道、飛揚跋扈的錯誤，沒想到這封信卻成為一場更大政治運動的導火線。隨後不久，在中國政壇上又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狂潮。
遲群與謝靜宜的不同命運
1976年10月，遲群與「四人幫」一同被捕，1983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出獄後不久就因癌症去世了。但當年和他一起頤指氣使、不可一世的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謝靜宜，卻在1981年1月就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因坦白認罪較好，被免予起訴」。對此，連官方為遲群指定的辯護律師都說：「我認為謝靜宜在遲群的整個犯罪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圖，『四人幫』都是通過謝靜宜轉達給遲群的。如『三·二六』圍攻誣陷鄧小平，就是江青通過謝靜宜向遲群傳達的，去河南馬振扶公社中學，也是江青通過謝靜宜向遲群布置的。」
這個能衝進中央政治局會場，公然指著鄧小平的鼻子說他「抓整頓、批派性」是在搞「右傾翻案風」的謝靜宜「坦白認罪」的態度究竟好到什麼程度？當年也是北京市革委會宣傳組寫作班子成員之一的史松，在其回憶錄《淺淺的腳印》一書中有過一段文字是談謝靜宜的，說在粉碎「四人幫」後，北京市委召開黨委擴大會議，組織批判謝靜宜，讓作者去參加旁聽，並做詳細記錄，回來後寫批判文章，還準備在《北京日報》上安排一個整版發表。作者去了，參加的批判會過程如下：
主持人：謝靜宜，你老實交代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行！
謝靜宜：我從未反對過毛主席。
主持人：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你在大會上又加上反走後門，毛主席很不滿意，還批評過你，可有此事？
謝靜宜：確有此事，我當天就找主席檢討了。我說，主席，是江青同志讓我講的，我一直認為江青讓我幹的事情都是您同意的，看來並非如此。以後她讓我幹什麼，我都先向您匯報，您同意了，我再干，可好？毛主席點頭同意了。主席已經諒解我了，你們為什麼還不依不饒？
主持人無言，又問：「四人幫」派你來北京市，是為了反對吳德同志，妄圖顛覆北京市委，你必須老實交代！
謝靜宜：我和吳德同志私交甚好，為什麼要反對他？「四人幫」那裡有什麼不利於他的事情，我還隨時通風報信。有一次政治局開會後，人都走了，「四人幫」還在，吳離開會議室時，張春橋看著吳的背影說，這個人老奸巨猾。江青也說，是個老滑頭！這件事我當天晚上就講給吳德同志聽了，讓他小心。
這樣的回答，讓主持人無言以對，只好宣布散會。當然，上級布置給史松的那篇大批判文章還沒有開始運籌，也就沒有下文了。
史松碰上的這種情況，就像惠憲鈞後來在接受訪談時所講的，「她手頭上經常拿個小本子，記下主席的、汪東興的、這個副總理的、那個副總理的什麼話。鬥她吧，讓她說，她說什麼事是誰說的，什麼事又是誰說的，你怎麼給她判？這就違反客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