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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軍隊究竟殺了多少中國人?

——沙俄軍隊在江東六十四屯究竟殺了多少中國人?

據劊子手的敘述和目擊者的記載,當被押送的隊伍到達目的地時,「手持刺刀的俄兵將人群團團圍住,……把河岸那邊空開,不斷地壓縮包圍圈。軍官們手揮戰刀,瘋狂喊叫:『不聽命令者立即槍斃!』……人群象雪崩一樣被壓落入黑龍江的濁流中去。有的想拚命撥開人流,鑽出羅網;有的踐踏著被擠倒的婦女和嬰兒,企圖逃走。這些人或者被騎兵的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騎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隨即,俄兵一齊開槍,槍聲、怒罵聲混成一片,凄慘之情無法形容,簡直是一幅地獄景象。

核心提示:滔滔的黑龍江水在傾吐歷史的悲憤,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筆八十年前的血淚仇。

江東六十四屯位於精奇里江口南至霍爾莫勒津屯,黑龍江左沿岸地帶,“南北一百五十里許,東西八十里許”。[1]這裡的村莊是由清政府在清剿雅克薩沙俄侵略者時設立的軍屯點發展起來的,通稱江左旗屯。人們又習慣於以屯數命名,記載中出現過“二十八屯”、“三十餘屯”、“四十三屯”、“四十八屯”等名稱。[2]慘案發生前,這裡有六十四個村莊,又地處璦琿江東,故稱璦琿江東六十四屯。

在江東六十四屯進行屠殺的俄軍(網路圖片)

江東六十四屯的居民由漢、滿、達斡爾族組成,據俄國當局一八八一年調查,“中國臣民達一萬四千人,其中漢人八千六百人,滿族四千五百人和達斡爾族九百人……共一千二百六十六戶。”[3]達斡爾族居住在六十四屯東部和南部,滿族集中在璦琿對岸上下一帶,漢族分散於六十四屯各處,或單獨成村,或和滿族、達斡爾族混合居住,其中絕大多數是山東和山西的移民。[4]滿族和達斡爾族在語言、服裝和風俗習慣上與漢人基本相同,“同時講話彼此都懂”。[5]三個民族都從事農耕,種植大豆、小麥、小米等作物;釀造燒酒,暢銷黑龍江兩岸;所需布匹和農具靠江右供給。居民人數,自一八八一年之後,俄方未進行過統計,一直沿用一萬四千人這一數字。中國有關記載為七千餘人或萬餘人,顯然不是居民達到的最高數字。[6]據《阿穆爾報》負責人的估計,慘案發生前居民為三萬五千人,除去臨時居住的礦工等流動人口一萬五千人,原有居民約二萬餘人。[7]

一八五八年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條約》規定,中俄由額爾古納河沿黑龍江至海口劃界,右岸屬中國,左岸屬俄國;“黑龍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爾莫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著滿洲國大臣官員管理,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8]據此,中國黑龍江以北大片領土劃歸了沙俄,只保留了六十四屯中國居民的永久居留權和中共政府對這些居民的永久管轄權。

中國在喪失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留了一點殘存的權利,固然是中方代表據理力爭的結果,但俄方代表同意保留,主要是考慮自己利益的需要。俄方談判代表彼羅夫斯基說,“允許目前居住在左岸的中國居民居住一段時期”,“這對我們不但沒有任何害處,相反,會有好處”,因為“我們的移民還需要他們的糧食”。[9]這段話不僅道出了沙俄允許保留六十四屯居民的居住權的真實原因,而且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極端虛偽性。他們在條約上信誓旦旦地保證“永久居住”,暗地裡僅僅是允許居住“一段時期”。可以說從璦琿條約簽訂之日起,江東六十四屯就隱伏下了嚴重的危機。

璦琿條約簽訂後,沙俄加緊向黑龍江左岸移民,僅一八五八年就移入二千三百五十人,到一八六一年阿穆爾地區居民達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九人。[10]移民以哥薩克和退役士兵為主,農民很少。例如一八六〇年移入男女農民共五百四十二名,而供“補充哥薩克軍隊”的人員達三千四百一十一人。[11]農民僅占移民總數的百分之十三點四。可見這一時期的移民主要是保證軍事佔領的需要。移民們不但不能為駐軍提供給養,而且連他們自己的口糧還需要伊爾庫茨克的承包商運來。[12]這種運輸遠不如就地補給便宜和及時,而江東六十四屯“年產諸糧,富甲全省”,很自然地成為沙俄殖民者們糧食的供應地。法國歷史學家雨拉指出:“在這個地區半野蠻的俄國人當中,這些中國人是僅有的文明成分,他們是當地僅有的農民、園丁和工匠。沒有他們,(俄國人)連生存幾乎都是不可能的。”[13]正是這種經濟上的依存關係,沙俄當局才在“一段時期”內允許六十四屯存在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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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歷史學家普羅霍洛夫無視以上歷史事實,說江東六十四屯相當於中國的“租借地”,對俄國是“不平等的”,[14]似乎中國居民居留權和中共政府的管轄權是中國強加給俄國的治外法權,這就從根本上顛倒了俄中之間侵略與被侵略的原則界限。六十四屯原是中國固有領土。我六十四屯人民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開闢了自己的家園,理所當然地應當在這塊土地上永遠生息繁衍下去。俄方談判代表同意保留中國居民的永遠居留權完全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而且事實上這些居民確給俄國殖民者以巨大的經濟利益。它與帝國主義國家在國外強佔的租借地毫無共同之處。普羅霍洛夫所謂“租借地”之說,無非是妄圖證明沙俄霸佔江東六十四屯的強盜行徑,反而是“正義”的。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沙俄在遠東推行野蠻的“俄羅斯化”政策,在大批移入俄羅斯人的同時,殘酷地滅絕土著民族並迫害、驅趕中國居民。如何對待江東六十四屯的中國人,逐步成為沙俄當局的一個“問題”。

一八八二年以前,沙俄每年平均移入遠東的人數為六百零一人,而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九年每年平均達四千零七十六人。[15]且軍役人員比例下降,農民比例大增。一八八三至一八九三年移入阿穆爾省的農民達一萬二千七百九十八人,占移民總數百分之八十六點七九。[16]一八九四年阿穆爾農業人口增至三萬一千八百五十四人。[17]農民增加,對耕地的需求量加大。阿穆爾省雖地域廣大,但大都是森林、莽野和沼澤地,只有黑龍江上游和中游沿岸地帶適於耕種。六十四屯這片肥田沃土就成為沙俄殖民者侵奪的對象。在這段時期,沙俄的學者、官員和軍官們紛紛到遠東調查和中國居民帶來的“問題”,他們一致認為“當俄國居民數量還很少的時候”,中國人“是開發本地富藏的唯一勞動力”,[18]但隨著“俄羅斯農業人口和一部分工業人口的增加”,中國人所帶來的好處“將自然而然地消失”;[19]特別是“鑒於政治原因”,使中國人“離開愈快”,遠東地區的“俄羅斯化也就越迅速”[20]。

在這片叫囂聲中,沙俄殖民者大肆蠶食江東六十四屯的土地。一八七九年佔去段山屯草甸、牧廠(場);一八八三年佔去“墾地二百四十餘垧”,“荒地四十餘里”。[21]在沙俄的步步緊逼下,六十四屯的面積縮小為長約一百四十華里,寬約四十二華里,約一千六百平方公里。[22]

九十年代初,沙俄將修筑西伯利亞大鐵路和移民“聯為一氣”,移民如潮水一樣湧向東方,“至一千九百年每年增至五萬”。[23]海蘭泡市的人口從一八九四年的二萬餘人,至一九〇〇年增至四萬人,六年中增加了一倍。從而使阿穆爾省的土地問題更加尖銳,於是沙俄當局設法霸佔六十四屯的土地,用以安插移民。一八九四年沙俄官員馬丘寧提出徹底解決“結雅河畔(即江東六十四屯)滿洲人”問題的報告,說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條約取消了中共政府對六十四屯居民的永久管轄權,如果認為北京條約簽訂之後,六十四屯中國居民“不但不受有關俄國臣民的法律,而且,也不受有關居住在俄國土地上的外僑的共同法律的約束,則是勿需證明的牽強附會。”[24]為此,他建議阿穆爾當局“應當毫不遲疑地公布北京續增條約”,對六十四屯中國居民“進行登記”,使他們“服從俄國的法律”。[25]同時,他還認為“無論璦琿條約,還是北京條約,都沒有規定中國人可以無償利用劃歸俄國的土地的權利”,要求當局“立即著手將他們遷移出境的同時,向他們徵收人頭稅和土地稅,總共每年可得不下十三、四萬盧布”。[26]馬丘寧的方案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一取消中共政府對六十四屯居民的管轄權,二取消中國居民的居留權,將璦琿條約的有關規定一筆勾銷。

馬丘寧的報告是對北京條約的恣意歪曲。儘管北京條約與璦琿條約一樣是沙俄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但是它明確規定黑龍江左岸、烏蘇里江右岸“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27]所謂“照常漁獵”,當然是指中國人仍照璦琿條約規定進行漁獵,就是說北京條約不改變以上有關地區中國人的現狀。這一規定並非是對璦琿條約的有關規定的否定,而是進一步重申了璦琿條約的有關原則。這一點對當時中俄雙方談判代表來說都是不言而喻的。北京條約簽訂之後,江東六十四屯中國居民的地位沒有任何變化;一直由中國璦琿當局實行有效的管轄。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副主席謝苗諾夫在一八九五年指出,北京條約“不阻礙簽訂條約以前在這塊領土上居住的中國臣民利用在訂約前他們所利用的耕地。”[28]就是馬丘寧本人在同一報告中也承認北京條約“包含了璦琿條約的全部內容”。[29]通過逼簽不平等條約掠奪中國領土是沙俄貫用的侵略手段,但它從來不以條約中所得到的利益為滿足,繼續通過修改條約和曲解條約以勒索新的侵略權益。馬丘寧對北京條約的歪曲,只不過是其中的惡劣一例。

在馬丘寧報告出籠前後,沙俄阿穆爾省當局加緊了侵吞江東六十四屯的步伐。一八九三年,沙俄官兵“直搗補丁屯”,毀酒鋪三十餘家,“屯中聚酒成渠”,損失“三百餘萬之多”。[30]此後,六十四屯了無寧日。一八九八年,沙俄官兵在各旗屯“調查人民戶口、房屋產業、六畜數目”,[31]企圖強行徵稅,實踐馬丘寧方案的第一步。中國璦琿當局“撥派官兵一哨,過江保護旗屯”,被俄軍強行繳械,幾乎演成武裝衝突。[32]此後“俄人之驕橫日肆”,終於積成流血慘案。

從上可見,沙俄隨著在遠東推行“俄羅斯化”政策的逐步加強,對江東六十四屯從利用轉為蠶食,進而準備鯨吞。江東六十四屯慘案是沙俄擴張政策的必然產物,或遲或早總會發生。東北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只不過是慘案的觸媒劑而已。

二、慘案經過及有關慘案的幾個問題

正當沙俄阿穆爾省當局準備奪取江東六十四屯的關鍵時刻,中國東北地區的義和團運動掀起了反抗沙俄侵略者的風暴,沙俄政府乘機用武力奪取六十四屯,進而強佔東北三省。

當一九〇〇年六月初東北義和團運動剛剛興起的時候,沙俄總參謀長就電令濱阿穆爾省總督戈羅戴科夫“密切監視”邊境地區,為制止義和團運動的蔓延採取“相應的措施”。[33]六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發布上諭,宣布濱阿穆爾軍區進入戰爭狀態,[34]兩天後,濱阿穆爾軍區和西伯利亞軍區同時實行軍事動員,[35]四天後,這兩個軍區分別徵召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名和九千五百一十五名預備役兵員入伍,[36]在短時間內完成了軍事動員。七月九日,沙皇命令兩路俄軍分別在伯力和雙城子集結,待命進攻哈爾濱和牡丹江,[37]黑龍江上空密布戰爭的陰雲。

七月十五日,前往支援待命進攻哈爾濱俄軍的兩艘俄輪《米哈依爾》號與《色楞格》號駛抵璦琿江面[38]。中國璦琿駐軍“飛渡往阻”,《色楞格》號開炮射擊,[39]中國軍隊奮起還擊,擊傷《色楞格》號,重創《米哈依爾》號,擊斃擊傷俄官兵五人。[40]沙俄阿穆爾省軍管省長格裡布斯基率騎步炮兵趕到璦琿對岸的俄軍哨所,炮擊璦琿城。[41]中國黑河屯駐軍以為俄軍發起全面進攻,回擊海蘭泡。[42]這就是所謂黑龍江事件。

這一事件本來是沙俄侵華軍事行動引起的,但是格裡布斯基卻以中國軍隊炮擊海蘭泡為借口,對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中國和平居民舉行血腥的大屠殺。

海蘭泡市中國居民區和郊區有長期居住的華僑“幾千人”,[43]較大的華商“二百三四十家”,[44]此外還有大量的中國僱工、小商販和手工業者,[45]總數在萬人以上。從實行軍事動員起,海蘭泡不斷發生迫害華人的暴行,大批華人紛紛渡回江右。但長期在那裡定居的中國人,因行動不便或因受騙未去,便成為沙俄屠殺的對象。

鑒於海蘭泡市緊張的備戰形勢,中國居民的代表請示格裡布斯基,中國居民是否要撤離,格裡布斯基偽善地保證“決不允許和平的外國人受到騷擾”。[46]中國居民信以為真,結果上了大當。

七月十五日,格裡布斯基下令禁止中國人渡江,並扣留所有的渡船。[47]接著市警察局開始“一無例外”地逮捕所有的中國人。十六日,全副武裝的哥薩克和義勇兵闖入中國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齊押走,就連“懷抱的嬰兒也被強拉了出來”。[48]

這一天共搜捕了三千至三千五百人,[49]先被俄兵包圍在中國居民區,一些人往外沖逃,當場被殺害五六十人。[50]後來這些人被轉移到市警察局,警察局容納不下,當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邊一個鋸木場里。[51]

十七日清早,俄兵將所有被押的中國人趕到上布拉戈維申斯克村,名曰“渡江”,實際上是將被捕者趕進江中活活淹死。[52]據劊子手的敘述和目擊者的記載,當被押送的隊伍到達目的地時,“手持刺刀的俄兵將人群團團圍住,……把河岸那邊空開,不斷地壓縮包圍圈。軍官們手揮戰刀,瘋狂喊叫:‘不聽命令者立即槍斃!’……人群象雪崩一樣被壓落入黑龍江的濁流中去。有的想拚命撥開人流,鑽出羅網;有的踐踏著被擠倒的婦女和嬰兒,企圖逃走。這些人或者被騎兵的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騎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隨即,俄兵一齊開槍,槍聲、怒罵聲混成一片,凄慘之情無法形容,簡直是一幅地獄景象。”[53]“當婦女們把她們的孩子拋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們的孩子時,哥薩克卻逮住這些嬰兒,挑在他們的刺刀上,並將嬰兒們割成碎片。”[54]經過這場血腥的屠殺,中國人“傷重者斃岸,傷輕者死江,未受傷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滿江洋。”[55]岸上“堆積如山的‘屍體’,大都是氣息未絕的活人”,他們都被“一古腦兒地投入江流”,水面又浮起一層半死的人筏,翻滾著向東流去。[56]目睹這場大屠殺的人,無不感到“毛骨悚然和為之心碎”。[57]就連屠殺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譴責,一個俄國義勇兵說,“殺人的一方,完全滅絕人性,他們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間竟能看到如此慘景,…簡直就是一場惡夢。如果被殺的人都是些還有掙扎能力的男子的話,也許不會如此凄慘”,但是當看到“一些緊摟嬰兒企圖逃脫的母親被紛紛刺倒,從懷中滾落的嬰兒被碾得粉碎時”,“只有那些完全沒有人性的野獸才能禁得住!”[58]

這種滅絕人性的屠殺一直進行到七月二十一日,[59]共奪去五千餘名中國人的生命,只有少數人游到對岸而得以逃生。[60]七月二十二日,阿穆爾當局宣布海蘭泡市內的中國人已被全部“肅清”了。[61]

七月十七日,阿穆爾當局舉行海蘭泡大屠殺的同時,另派出軍隊撲向江東六十四屯,對中國居民舉行了“多次掃蕩”。[62]俄兵“驅各屯居民聚於一大屋中”舉火焚燒,大部分被活活燒死。[63]俄兵又“沿村發火”,毀盡房屋,槍殺居民,僅博爾多屯一地就殺害了上千人;[64]最後將“未及過江者,不分男婦老幼,農夫工匠,負販商賈及民間各行等業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過六七十人,其餘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屍蔽江者數日。”[65]這次屠殺,又奪去了二千餘名中國居民的生命。

海蘭泡和江東六十四屯被害的中國居民的屍體壅塞在黑龍江水面,直到三個星期後還在江上浮游。一個俄國上校軍官寫道“七月二十四日(按:公曆八月六日),我們一行人又乘船繼續向前航行。…輪船很快就趕上一具溺屍。…在它後面又出現了第二具、第三具屍體。就這樣,在黑龍江整個寬闊的河面上,一具具屍體漂游著,彷彿在追逐著我們的輪船。…很顯然,這是在海蘭泡淹死的那些最不幸的人。…在一個扁平的沙灘上,一下子衝上來很多溺屍。…‘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爾上校輕輕地數著。這片淺灘遠遠地泛著白光,而由那些褐色和粉紅色的屍體所砌成的長長的帶子,就象花邊一樣鑲在沙灘的水邊上。周圍的空氣被嚴重地毒化了,我們都不得不用手帕塞住鼻子。…很難估計出我們這一天趕上了多少屍體。但是,據判斷,僅在一個小沙嘴上,我們共數出一百五十具。可以想見,中國人的屍體是很不少的。”[66]

滔滔的黑龍江變成了一條流不盡的血河!這是江上“有史以來最大的屠殺,最大的悲劇,最大的罪惡。”[67]慘案已經過去八十年了,但今天重溫這一段血與火的歷史,它不僅激起中國人民的無比義憤,而且也不能不激起一切善良人民(包括蘇聯人民在內)感情的波瀾。人們不禁要問,到底是什麼因素促成了這一慘絕人寰的悲劇?

沙俄當局振振有詞地說,中國東北地區的義和團運動破壞了俄國修築的鐵路,殺害了俄國鐵路員工和婦女兒童,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大屠殺是它採取的“報復”措施。

不錯。東北地區義和團運動六月爆發,七月達到高潮,在短短的幾十天中共拆毀鐵路五百五十俄里,剪斷了幾乎所有的電話線,毀壞車頭四十五個、平車一千六百節,燒毀橋樑四千五百俄丈和其他鐵路設施,使東清鐵路工程全部停工。[68]義和團破壞鐵路是事實,問題的實質是這種破壞是正義的反抗鬥爭還是侵略行為,能否構成沙俄屠殺中國和平居民的理由?

 

吞併我國東北是沙俄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國策,而東清鐵路的修築是實踐這一國策的中心環節。“沙俄遠東政策的制定者財政大臣維特,圍繞東清鐵路的修築,將巨額資本引入中國東北,以“經濟佔領”的方式,逐步實現其最後吞併的目標。[69]在他看來,只要保持住沙俄對東北“經濟佔領”的穩定局面,保證鐵路工程的順利進行,最後目標的實現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70]

東北義和團運動爆發前夕,東清鐵路和南滿支線的工程正加緊進行,當時已鋪設鐵軌一千四百八十公里,共有車頭二百零八個,車箱和平車五千四百輛以及其他大量建築器材。[71]鐵路沿線盤踞著六千餘名全副武裝的沙俄“護路軍”。[72]旅順口駐紮著一萬三千五百名沙俄正規軍,[73]封鎖著滿洲的門戶。鐵路一旦修通,沙俄大軍朝發夕至,和以上武裝力量“聯為一氣”,整個東北便唾手可得。東北地方官員指出:“俄欲得志於東三省,已非一日。比來創修鐵路,是入據我心腹而制其手足,一旦修通,不傷一兵,不損一矢,而三省一時為敵有矣”[74]璦琿的一個普通商人悲憤地說:“滿洲簡直成為俄國的了,將來鐵路修成之後,俄國的壓力將會更大”。[75]東北各階層人民普遍地感到鐵路的修築和東北的存亡緊密相連。他們要扞衛民族的生存,就不能不阻止鐵路工程的進行。毫無疑問,東北義和團對鐵路的破壞,完全是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正義行動,而沙俄為此舉行“報復”和鎮壓,純屬維護侵略特權的強盜行為。

至於說東北義和團殺害俄國鐵路員工和婦女兒童,完全是沙俄當局的一種惡毒煽動。六月二十八日,還在義和團破壞鐵路之前,黑龍江將軍壽山就電告沙俄建築東清鐵路總工程師尤哥維奇,俄國的軍事動員將在中國東北居民中引起嚴重的騷亂,要俄國不要訴諸武力,並全力承擔保證俄方人員的安全。[76]七月八日,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又致電尤哥維奇,再次呼籲俄國不要進攻東北;並指出俄國護路軍殺人放火,恢復秩序已十分困難,要求將他們撤走,鐵路全部財產交中國官員管理,俄國職員和平民由中國軍隊保送出境,待秩序恢復後重返施工。[77]但這一切建議,都遭到俄方的蠻橫拒絕。

東北當局看到俄國決心侵華,不得不以武力驅逐沙俄護路軍,以消除腹心之患。但對俄國職員和平民竭力保護。南滿支線上的職員和居民,還在義和團運動爆發時就撤到了旅順口,後來又轉移到海參崴,未受到什麼傷害。其餘各段上的職員以及婦女兒童,根據《建築東清鐵路總工程師第i68號命令》,分別撤往伯力、雙城子、海參崴、外貝加爾地區和哈爾濱。[78]鑒於哈爾濱集中了大批俄國非武裝人員,壽山鄭重通知尤哥維奇,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事件,他“建議立即將婦女、兒童和非武裝的職員送走;並且命令各要塞和軍隊不得射擊運載非武裝人員的船隻。”[79]尤哥維奇選拔一千名職員和工人編成義勇兵,與護路軍一起留在哈爾濱負隅頑抗,將其餘的非武裝人員分批運往伯力,於七月十二日安全地運出第一批。[80]儘管中國東北當局竭力保護俄國平民,但沙俄仍然製造了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大血案。壽山在致尤哥維奇的電報中嚴正指出:俄國“工程師和工人目前正受到我們的全力保護”,“然而,你們卻對中國人和江北所有的鄉村居民進行大屠殺,你們怎麼能支持這種暴行呢?”壽山表示他不為俄國的屠殺而對中國境內的俄國平民進行相應的報復,他仍然“嚴令所有的部隊,並勸說拳民,不許他們過江去無理燒殺”,因為“這種行為是違背天良的”。壽山再次申明“如果留在哈爾濱的男人和婦女願意回國,他們應當立即動身”,他和吉林將軍共同負責撤離者的人身安全。[81]七月二十四日,俄國最後一批共二千五百名職員和平民從哈爾濱撤往伯力[82],沿江中國駐軍未加攔截。東北地方官兵指出:“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一日)富拉爾基俄國監工人等,聞警逃避西路者約有數千名口,無不保送出境;其流落在後者,均交素識商人收養,毫無凌虐;由哈爾濱乘船順流而下者,聽其駛行,不準阻攔;凡此種種,均有電報公文可查。”[83]以上中俄雙方文件證明,中共當局對俄國婦女、兒童和職員都採取了多方面的保護措施,直至俄方舉行海蘭泡大屠殺之後,這種保護政策始終未變。這一鐵的歷史事實徹底揭穿了所謂“殺害婦女兒童”之一說,純屬沙俄政府用以煽動俄國民族情緒反對中國人民的欺騙宣傳。沙俄正是藉助這種宣傳,掀起了反華、排華和侵華的惡浪,並掩飾他們屠殺中國人民的滔天罪行。

海蘭泡受到中國的威脅,俄國人不進行屠殺,更大的屠殺將加到他們頭上;海蘭泡的悲劇是俄國人在非常時期“採取的一種非常手段”,這是國外有關著作中最常見的一種看法。[84]

“所謂海蘭泡受到威脅系指中國黑河屯駐軍炮擊海蘭泡事件。如前所述,這一事件是俄方挑起的,責任在俄方。中國軍隊既沒有進攻海蘭泡的力量,更沒有進攻的意圖。清政府多次諭令東北三將軍“以保守疆土為第一要義”,“斷不可越境構釁”。[85]壽山嚴遵諭旨,約束黑龍江省東西北三路清軍全力防守。七月八日璦琿當局探知俄軍“七千人”將於九日“由陸路進發”[86]。壽山認為情報“如果屬實,彼必假道璦琿”,飭令璦琿副都統鳳翔“嚴守”[87],同時致電海蘭泡當局代保三省鐵路,企圖以此“穩住俄人”,準備“抽兵入衛”京師。[88]七月十五日俄輪《色楞格》號等果然駛抵璦琿,首先開炮,造成從陸路進攻的態勢,黑河屯駐軍炮擊海蘭泡完全出於自衛。接著俄軍以野炮轟擊黑河屯,雙方炮火相交僅一個小時。[89]此後雙方互有炮擊,但俄方炮火一直佔壓倒優勢,海蘭泡傷亡總共不過二十人[90],而璦琿“房屋十毀其八”[91],可見受威脅的不是海蘭泡而是璦琿城。在七月十七日沙俄進行海蘭泡與六十四屯大屠殺的當天夜裡,統領王良臣等渡過黑龍江,與俄軍小股部隊戰於博爾多屯,殺傷十餘名俄軍。[92]但這次出擊的目的僅僅是“保護屯民過江”[93],而且於第二天下午撤回,沒有進攻海蘭泡的任務,更談不上對海蘭泡的威脅。顯然,那些認為海蘭泡受到中國威脅的作者,不是出於種族的偏見,就是輕信了沙俄的欺騙宣傳。

至於說居住在海蘭泡的中國人企圖燒毀全城以響應中國軍隊的進攻,更是無稽之談。如上所述,中國軍隊根本沒有進攻海蘭泡的意圖,當然就談不上什麼響應進攻的問題。海蘭泡的中國居民除從事正當的勞動和貿易外,沒有做任何違反俄國法律的事情。所謂企圖暴動的唯一“根據”是據傳在中國人的住宅和商店發現了武器和炸藥。[94]但事實證明,這些全是警察當局為證明他們的殘忍行為的合理性而“散布的虛假報道”。[95]經過徹底搜查,任何武器、炸藥都沒有發現。所謂“燒城”、“暴動”全是沙俄當局強加給中國居民莫須有的罪名。一個俄國記者指出,阿穆爾當局如果真是出於安全的考慮,把中國人“集中看管起來”也就足夠了,象海蘭泡那種毫無道理的大屠殺只能用“純粹的殘忍”來解釋。

殘忍、野蠻、貪婪、虛偽是沙俄軍事封建集團的本性,而戈羅戴科夫和格裡布斯基又是其中最惡劣的代表。他們一方面信誓旦旦地保證中國人的安全,另一方面向“全省各級當局發出書面命令,要把中國人處死”。[96]事後,他們又把全部責任推給下級,甚至轉嫁到俄國普通老百姓的頭上。格裡布斯基於七月二十二日發布文告說,“近悉海蘭泡的一些居民以及本官轄區內的農民和哥薩克居民,對居住在我國領土上的和平的中國人犯下了一系列暴行。進攻手無寸鐵和毫無防禦能力的敵人,不符合俄羅斯人的性格”,他接著宣布對殺害、搶劫和虐待中國和平居民的罪犯將送交法庭,“按戰時法令嚴懲”。[97]這是一紙多麼卑鄙無恥的文告!如果真的執行這一文告,首先受到懲處的罪魁正是格裡布斯基本人。海蘭泡的俄國勞動人民和中國居民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誼。在大屠殺的嚴酷日子裡,一些俄國居民仍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中國人。[98]當他們得知中國人被殘酷殺害的時候,“許多人渴望提出抗議,並且表示他們對可憐而無害的中國勞動人民所遭到的野蠻待遇的極大憤慨。但是,在俄國這怎麼可能呢?而且就是在十七日這天,海蘭泡和阿穆爾省已經置於軍事管制法的管轄之下,因而膽敢提出抗議的任何人都將立即被扭送到軍事法庭。”[99]正是格裡布斯基一夥窒息了俄國人民的正義呼聲,製造了這場血腥的大屠殺,他們無論怎樣辯解和推脫都洗刷不掉自己的罪惡。

斯大林指出:“沙皇俄國是以最殘忍最野蠻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各種壓迫——資本主義壓迫、殖民地壓迫和軍事壓迫的策源地。…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中國廣大地區的剝削和沙皇制度對這些地區的侵佔,和侵佔領土的戰爭是融合起來了呢?”[100]江東六十四屯大慘案就是沙皇制度和侵佔中國領土的戰爭融合起來的產物。

在義和團運動剛剛爆發的時候,沙俄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就叫囂要“將滿洲變成第二個布哈拉”,[101]主張以武力吞併我東北三省。全權指揮進攻我吉林、黑龍江二省俄軍作戰的戈羅戴科夫更是個狂妄的擴張主義分子,他夢寐以求建立穆拉維約夫式的“勛業”——吞併我黑龍江右岸和烏蘇里江左岸的大片領土,將黑龍江變成俄國的內河。屠殺沿河兩岸的中國人,拔除中國卡倫,夷平城鎮,毀滅鄉村,這一系列野蠻的暴行就成為他保證戰爭順利進行和鞏固佔領新奪取的領土的必然措施。早在八十年代,沙俄軍事當局就製造輿論說,“中俄一旦開戰”,居住在俄境的中國人“將是中國最好不過的前哨”。[102]沙俄侵華戰爭的爆發是驅逐這些中國人的最好時機。戈羅戴科夫命令“在戰爭中”對中國人“只有燒殺”。[103]在他的煽動下,尼布楚、海參崴、斯特烈田斯克、伯力、雙城子等地都發生了屠殺中國居民的暴行。[104]

戈羅戴科夫指揮下的俄軍,其中一路的作戰方向是海蘭泡——璦琿——齊齊哈爾,攻佔璦琿就成為這路俄軍第一個關鍵性的戰役。江東六十四屯地處精奇里江和黑龍江的左岸,與海蘭泡和中國軍事重鎮璦琿均一江之隔。俄軍奪取六十四屯,就和海蘭泡聯成一氣,牢固地控制精奇里江江口,對璦琿和中國另一軍事重鎮黑河屯形成嚴重威脅。我江東六十四屯人民是在和沙俄侵略者長期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具有熱愛祖國、仇視侵略者的光榮傳統。他們平時耕作,戰時服役,對國家履行應盡的義務。正由於江東六十四屯的地理位置和居民這一特殊地位,沙俄的大屠殺才首先從這裡開始,而且具有極其殘酷的特點。

俄軍奪取六十四屯之後,立即以它和海蘭泡為基地對中國東北地區舉行野蠻的征服。戈羅戴科夫首先派俄輪駛入額爾古納河、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摧毀中國沿江卡倫和村鎮,[105]派騎兵深入烏蘇里江左岸大肆燒殺。[106]接著俄軍主力撲向黑河屯與璦琿。他們將黑河屯“未及逃走的居民全部殺戮和投入火堆”,[107]“全部夷平了”這個“擁有五六千人口的城鎮”。[108]在璦琿城中“四向焚燒”,使“數千餘房,毀盡為墟”,[109]只留下一座營盤和一個火藥庫供他們作戰使用。[110]

沙俄當局在清除黑龍江沿岸地區中國居民之後,便著手歸併中國領土。八月十二日格裡布斯基根據戈羅戴科夫的命令頒布條例說,“前中國璦琿城和黑河屯居住地及其附近的領土將暫時交給軍事當局單獨管轄”。[111]十四日,格裡布斯基擅自將黑河屯和璦琿分別命名為俄國“伊林斯基一號哨所”和“瑪麗娜?瑪格達麗娜二號哨所”,[112]只“暫時”管轄了兩天就變成了長期佔領。戈羅戴科夫在呈沙皇的賀信中說:“五十年前的八月一日(八月十四日),涅維爾斯科依在阿穆爾河口、該河的左岸升起了俄國旗,並奠定了我們對這條偉大河流的所有權。現在,經過頑強戰鬥,我們佔領了阿穆爾河右岸”,從而將“鞏固把整個阿穆爾河歸併於俄國領土之內——使該河成為內河、而不是界河——的偉大事業。”[113]尼古拉二世對賀信極為讚賞,親手批示“我衷心感謝軍隊打得漂亮”。[114]在沙皇的鼓勵下,戈羅戴科夫進一步提出將中俄邊界大大向南推進,以大興安嶺、伊里胡里阿賴、小興安嶺、那蘭哈達、肯特阿賴、老爺嶺等山山脊劃界,“將額爾古納河和阿穆爾河右岸以及烏蘇里江左岸”中國大片領土劃歸沙俄版圖。他同時提出在海蘭泡對岸的黑河屯一帶建立一個強大的軍事要塞,以保證新歸併土地的絕對安全。[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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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顯,沙俄在中俄邊境地區的一系列屠殺都是和它擴張領土的軍事行動緊密相連的。江東六十四大血案,只不過是沙俄血腥征服的開端。因為戈羅戴科夫等擴張主義分子不僅從義和團運動中看到中國“能夠為種族鬥爭(按:應讀作反帝鬥爭)提供巨大的兵力、金錢和精力”,而且還看到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者的潛在力量,他預見到“過不了幾年”,“中國將以真正的暴力舉行反對所有歐洲基督教世界(按:應讀作反對所有外來侵略者)的起義”,[116]帝國主義列強面臨著被從中國土地上趕走的嚴重威脅。對野蠻的沙俄侵略者來說解除這種威脅的根本辦法,就是徹底清除佔領區的中國居民,將黑龍江右岸的廣大地區牢牢地掌握在他們手中。[117]為了掠奪和永久霸佔中國領土,就是沙俄製造江東六十四屯等一系列慘案的根本原因。

三、關於江東六十四屯的交涉

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海蘭泡市議會舉行會議,授權格裡布斯基徵用江東六十四屯中國居民所遺棄的糧食、家畜,收穫莊稼,以供民用和軍需,拍賣海蘭泡中國居民的財產,利用中國人的住宅和商店為軍用醫院和軍人宿舍。[118]中國居民的全部田園財產均被沙俄軍事當局徵用和沒收。

中國居民的財產損失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據清朝東北地方當局的估計,僅江東六十四屯人民“所遺房產、牲畜、糧食、犁具及資財器物,估計約值五六十萬盧布”,[119]另一種估計為三百餘萬兩;[120]此外土地損失為“一百萬盧布(每俄畝按十盧布計算)”,[121]總數不少於一百五六十萬盧布。海蘭泡市僅中國人開設的大商號就有二百三四十家,小商小販布滿全城。中國地方官員指出,中國“商人之賃屋于海蘭泡及投於俄人之家者,積財至數十萬之多,累日至十年二十年之久,如是者亦不可以數計”。[122]據俄國人記載,“中國人居住區有幾百間商店和倉庫,其中有價值千百萬盧布的貴重物品”;[123]一個中國商人為求活命一次就交出四千盧布的贖金。[124]這些材料足可證明中國商人是十分富有的。海蘭泡當局在大搜捕的同時,對中國人的商店和住宅全部封查加崗,被捕者遭到搜身,就連溺屍都被撈起搜查。[125]被難者除隨身衣物外,其餘財產和物品全被沙俄強盜洗劫而去。海蘭泡當局拍賣中國人財產的借口是償還俄國債權人,[126]但更多的俄國債務人卻因中國債權人的被害而受益,[127]兩者足可抵銷。因而拍賣所得款項基本上部被當局據有。沙俄當局沒有也不可能公布劫奪的財產數目,但據以上情況估計,中國商人、僱工、農民、工匠各類人所.損失的貨物、現金、房產、家私、糧食等,絕不下於一百萬盧布。一再加上六十四屯中國居民的損失,總共約為二百五六十萬盧布。

沙俄違約強佔江東六十四屯,屠殺沒有任何防禦能力的中國和平居民,掠奪他們的財產,是違反國際公法的。中共政府完全有權要求沙俄政府懲辦罪犯,賠償中國居民生命財產損失,恢復六十四屯中國居民的原有居留權和中共政府的原有管轄權。

一九〇二年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簽訂。條約第一款規定“東三省一如俄軍未經佔據以前仍歸中國版圖及中國官員治理,”一九〇七年沙俄交還璦琿,中國黑龍江當局立即與俄國阿穆爾省交涉,恢復中國對江東六十四屯的原有權利。

一九〇七年八月十八日,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黑龍江省巡撫程德全行文璦琿副都統姚福升指出,俄國當局“拍賣江東華民財產,擅收木稅,損害極盛之森林,發票收租,凌虐中華之百姓”,凡“此項問題,容緩行提議”;但“所有璦琿江東六十四屯地方”,應“照約交還”,並令姚福升“查照辦理”交收事務。[128]此後的交涉集中在“照約交還”問題上,對中國居民生命財產損失擺到了次要地位。徐世昌所謂“照約”是以璦琿條約為依據的。但他把六十四屯看成是“中國版圖”,這就不符合璦琿條約的規定,從而給根本不想恢復中國對江東六十四屯原有權利的俄國當局辯駁的借口。俄方同樣援引璦琿條約的規定,凡黑龍江左岸的土地都已劃歸“俄國版圖”,六十四屯“並歸俄國主權”。[129]將中方照會駁回。姚福升過江辯論,向俄方提出“璦琿江左難戶男婦一萬餘口,現今寄居江右”,但“江右人多地少,不敷耕種,非歸江左,無可謀生”。俄方推諉因“事關重大”,“須候政府議定”。[130]東北地方當局交涉失敗,便呈請外務部與俄國政府直接交涉。

同年十月和十一月,中國外務部先後照會俄駐華公使璞科第,要求俄國政府“將該江東滿洲人向來居住處所,仍准照舊恢復其原住產業”,恢復六十四屯中國居民的居留權。璞科第大耍流氓手碗,說六十四屯原住“之滿洲人仍留前居之地,自應保護所有權利,其已經離開該地者,自不能仍享此佔地之權”,一九〇〇年“江左華民棄地逃回中國,現已將該地交俄民居住,礙難交還中國。”[131]如前所述江左難民是被沙俄趕回的,未及逃走的全部被俄軍淹死,當然江左不會再有中國居民“仍居前留之地”的情況。因此,璞科第所謂“自應保護其所有權利”云云,完全是詭辯抵賴。俄方依恃強權,蠻不講理。中方“據約辯論”、“據理力爭”的種種努力,最後完全落空。

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中共當局又和蘇聯政府進行過多次涉,但由於當時各種複雜原因的限制,交涉均無結果。

滔滔的黑龍江水在傾吐歷史的悲憤,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筆八十年前的血淚仇。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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